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学者试图将其普适化、科学化，存在较 强的意识形态情结和阐释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同化非西方国际体系的用意，忽视了国 际关系作为艺术性一面的内涵及多种国际体系并存的事实。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主义 的发展，当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时，经历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 面对话、并进而推动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实现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等阶段，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就将得以确立。

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首先发掘其基本纬度。受康德哲学的启示，笔者曾认为，和其他领 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 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注 ：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2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与理念。“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 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 理(理性)可以籀绎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 (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 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 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 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注：(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译序。)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 论显然缺乏广阔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实际上，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生命力”维度。

注：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1年第2期。

相对这种“应然”要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然”若何?剖析其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价值论各方面表现与发展历程，笔者对其提出十大诘难，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的虚 假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为什么 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国际关系理论是阐释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者的逻辑、国 际关系理论何以往往冠名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美国理论、国际关系理 论是阶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二元论等。(注：参见拙文：“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 疑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待刊登)。)

国际关系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方面内涵，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科学手段涵盖 艺术层面，试图表明西方的就是世界的，美国的就是西方的，未包含国际社会(西方社 会)之外的行为体，故矛盾百出，悖论种种。其根本错误在于求同而不能存异，不能解 决原生性不平等的问题，不能说明国家源生性身份与利益从何而来。这正是其局限性。 这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其未来发展日益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 同，综合化趋势明显——“三角和平论”即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注：“三角和平 论”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言论，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及国 际组织是实现现今国家间和平的“三驾马车”。See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T 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然而，面对世界多样化的事实，这种同质性趋向只会造成更多的悖论。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 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 失败、人口不固定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 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 下足够的空间。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象都存在 、交互发展，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 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 体系。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 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 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 ，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的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 ；而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过渡，便是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以反映多种国际关系体系 并存的事实。

比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纷呈、新论辈出，但其根本缺陷，可以追溯到奠定其理论 大厦根基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安全中心(军事中心)和冲突中心取向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相当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摩根索 的烙印，而难以避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以下根本错误：

1、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而以无差别的国家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 心，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对以国内社会为轴心的国际社会重视不足。

2、难以打破的权力—利益链。以对抗性和自我为视角定义权力，忽视受体反应与接受 程度及感受，且侧重物质权力内涵；这为中国的亲和型文化重新定义权力留下空间。与 此相适应的是，在国家的利己—利他行为或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中徘徊，往往将 国际体系视为自助(self-help)的封闭体系，导致安全困境与循环论、零和博弈思维。

3、忽视反作用与非对称性问题。形而上地看待国际关系，忽视国际关系的互动与非国 家行为体、非对称性作用。

究其实质，以上错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是西方思 维的产物；改变错误的前提，是确立多种国际体系的平等地位，推动一门全新的国际关 系学科——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区域主义的兴起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希望。

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 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 “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 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 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 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即中国学派的 诞生。

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自摩根索奠定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学科创建过程中 。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力图摈弃一切形而上 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这 一点也成为受攻击的源泉。国际关系理论有客观性、内在性特征，使得因果解释性、实 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其主观性，意识形态化 特征，使得观念、身份、认同等概念成为建构主义、历史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 。

温特的建构主义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 克文化及康德文化，是试图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与艺术性的伟大尝试。“温特致力于 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 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 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注：引自秦亚青教授为其所译《国际政治的社 会理论》(温特著)撰写的“译者前言”。)但仍未能摈弃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与西方 性。其所谓康德文化是对康德的误读，它以朋友—敌人、义务—互助(侵略)的逻辑，追 求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毋宁说是威尔逊文化的再现，远未达到所有共和体文化，更 不用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届时，国家已经消亡)。

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有的只是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 但在八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还是经历了两次方法论变革，并蕴 涵着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可能：

其中，英国学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开创性思维。比如， 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超越马丁·怀特的“国家的体系”的 共同文化纽带观，代之以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宿感纽带。(注：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温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努力 ，是在华尔兹科学革命与可能的中国学派的艺术革命间的重要过渡。

温特一方面肯定身份、利益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既定西方观念霸权体系下，第三世 界被建构的结果是进一步被同化，正如以下国际体系文化发展线索所显示的：

温特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本质上都是契约型文化，其所追求的西方式的中庸之道即便 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的亲和型文化将重新定义“权力”，充分体现国际关系中意志律 的角色，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冲突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国际 关系理论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对西方的解构上，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统一于国际关系的中庸之道，产生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基础上吗?一种较典型的说法 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的透彻了解国外， 尤其是在了解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注：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 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0—21页。)这种说法特别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落后而言。但是， 如果不以批评的眼光解读欧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就不可能不为其所束缚，不可能超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跟读越多，越受其累，而且仍然跟读不完，成为其奴隶。 我们完全可以从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提出探索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即 奠定国际关系学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大厦基石的“元理论”)，而不是高举“主义”、“ 特色”旗帜。

问题是东方式思维科学性不足而抽象性有余。中国学派的产生是一种应然式认识，实 然若何?其崛起需要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真正能够挑战单极霸权时，方能赢得平等 和意志表达的机会。目前，反全球化运动仍然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使我们扪心 自问：难道下一次国际关系革命仍然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

作为一种具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抗衡的学派，中国学派必须建立其科学的本体论 —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体系，实现国际关系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共同 理想：

·自由——在这种理论流派中，真正实现国家性回归。不仅指各国内政、国家文化， 而是考虑不同国家的行为选择变量，不抹杀国家差异。为特质各异的国家行为规划足够 的逻辑空间，同时又统一在整个人类逻辑体系中，实现体系—国家—个人层次的和谐有 序发展。

·平等——超越传统(庸俗)国际关系理论的虚拟主权平等思维，确立起国家应然式平 等观，真正恢复国家本我，包容不同国际体系，反映国际关系演绎的多元化特征。

·博爱——从宏理论上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东方文化的人、地、天和谐观

念是国际关系演绎的宏大基础，具体地说，确立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 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一句话“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等五 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 适合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 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包容性的中国学派，将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 极大超越。

这种超越的基本层面，表现在用中国文化改造摩根索国际关系的六原则上：

1)性善论：人性与国家性本质上都有善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其意志能否在现存体系下 得以正常表达。国际氛围、国际秩序可以塑造人性与国家性。

2)国家利好论：尽管国家有利己冲动，但只要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 国家的利好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国家本质上倾向于合作。

3)道德政治论：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则是国际道德，即满足国际公共利益要求的公 认法则；强权是对道德的侵蚀，是不长久的。

4)和谐论：亲和型文化定义权力，权力是施体与受体、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其大小以 外在接受程度与时效为标准；以国家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标准衡量国际体 系的稳定性、合法性。

5)秩序论：超越无政府状态逻辑，确立国际社会的规范、身份与认同；国际关系民主 化，国家间、国际体系间的平等与和平是国际秩序的本质要求。

6)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实现各国间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平衡，创造激励相容 的开放体系，能包容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并使之和谐发展。

在此基础上，产生类似华尔兹式科学革命，经历各流派间相互论战等可能的内部整合 ，中国学派就将逐步建立起来。对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谱，未来中国学派将以柔性的 姿态结合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实现超越东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 关系之中庸之道。

当然，中国学派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对其困难性、长期性与曲折性我们要有充分的 估计，需要中国(包括汉语)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和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相结合。随着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期与国际全面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 系中，这一过程仍有很大的潜力，需费相当时日；直至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 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而这需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对话：即塑造自我阶段，正如叶自成教授指出的，“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注：叶自 成：“自律、有序、和谐：关于老子无政府状态高级形式的假设”，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2年第1期。)

·比较：即表达自我阶段，“大中华”经济圈、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等提法代表了 中国文化表达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希望，其最终结果是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阶段，并非推翻或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创立表达自 己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

注释：

⑨原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第38页。

原文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02年第05期 第1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