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际对华舆论日益分化。2020年6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介绍：“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改善，朋友更‘铁’了，朋友圈更大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种民调都显示，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遭遇严重危机，不断恶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6日公布的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2020年，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与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负评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近两年民调都得出类似结论。

尽管西方民调并不一定反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全面真实看法，而且疫情造成的心理隔阂、交流障碍也扩大了中西方误解，政客们的炒作挑起中西叙事之争；更重要的是，虽然西方不能代表国际社会，西方舆论不能代表国际舆论，但是西方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有目共睹，西方在疫情暴发后对中国的敌意有增无减。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实事求是地探讨如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创造了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三大奇迹，还积极援助世界150多个国家，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何国际形象反而越来越差？及时、准确评估疫情暴发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处境，科学有效回应国内外关切，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体系下存在一种现象，叫“认知中国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历史/文化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一句话，认识传统中国文化，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就是不认同中国的体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喜欢中国政治的现象尤其明显。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4日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其在2月1日至7日所作的美国公众对华印象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公众谈及中国时，很少提到中国人民或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相反，他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政策或其在国际上的行为方式）和中国经济。该民调中，负面观点占据上风。民调显示，大约1/5的受访者首先想到中国的人权（20%）或经济（19%），想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比例（17%）位列第三，随后是中国造成的威胁（13%）和中美关系（12%）；另有12%的受访者未谈及具体议题，而用总体负面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与此同时，对中国描述总体正面的受访者仅占总数的4%。

一、什么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种“认知中国悖论”更加明显，发展为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第一个悖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唯体制论）。在中国，什么问题都是体制问题，都是共产党的问题；在西方，什么问题都是当局的问题——前些年更是将美国问题简单化为特朗普问题，只要他下台了，美国就会恢复正常，继续领导世界。拜登上台后高喊“美国回来了”——回来要重新领导世界，就迎合了这种心理。全球化时代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就是体制问题，在美国就是特朗普问题呢？难道特朗普不是体制选择的吗？难道特朗普现象是偶然的吗？在西方的选举政治和政治周期作用下，西方人容易拿当局领导人作为借口，很少反思自己的体制问题，反倒以唯体制论看中国，以选择性的期盼与期待看中国。在西方看来，中国防疫做得好，那是应该的，因为你是集权国家；疫情没有控制好，也是必然的，因为你的体制不重视人权。其情形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你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and Damned if you don’t）。

第二个悖论：中国内政越来越不像西方了，外交却越来越像西方了。中国强调“四个自信”“中国梦”，西方人既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中国生活方式上成为另一个西方的担忧消除了。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谈道：“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沮丧的是：中国在价值观上不再以西方为彼岸。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便宣布“接触中国政策失败了”，转而妖魔化中国，指责中国搞“战狼外交”。中国人讲“吃猪肉长人肉”，我们学习西方却不能变成西方，否则就成了吃猪肉长猪肉了。西方认为，中国学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上也应变得与西方相同，价值观也要向西方趋同——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源于此。美国更有宗教皈依的热忱与冲动，皈依不掉就把你妖魔化。西方对华的“Engagement Policy”被翻译成“接触”政策，忽视了西方的真正意图，其实应该翻译成“铆合”，把中国铆合进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后，可以进一步将中国体制演变为西方体制，正如把异教徒（others）皈依跟我们（us）一样，这是从传教士时代到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更令西方忧虑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被西化，世界其他国家还纷纷羡慕、效仿中国体制。欧美现在强调中国是“体制性的”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指责中国搞“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你像我，我很担心；你不像我，我又很忧心；你越强调“四个自信”，我越不自信。

第三个悖论：中国人民好，中国共产党不好。2020年5月20日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公开推行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分开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政党，更不是中国古代的政党概念，它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倡导人本主义。所以要从天—人关系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实中，我们却不自觉地用西方政党政治宣传中国政党体制，比如将中国共产党翻译为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而非Chinese Gongchandang（CGD），并说成是“ruling party”，民主党派翻译为“democratic parties”……但无论是中文的“党”还是英文的“party”都有“部分”的意思，与“立党为公”理念相去甚远。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其本质是西方对中国的认同悖论：中国越来越成为自己还是成为西方。西方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中国没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却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因而，要么中国的经济繁荣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西方只好通过“中国崩溃论”寻找慰藉）；要么中国实现了另外一种民主，证明民主并非西方的专利。若是第二种情形，那么就会打破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

二、抗疫折射出中西认知十大分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日益凸显。抗疫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

第一个是对瘟疫本身的看法分歧。《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说人有原罪，上帝通过洪水、战争、瘟疫惩罚有原罪的人。今天的疫情是一种自然淘汰，这会减轻社会福利负担。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还鼓吹集体免疫，背后的逻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美国的疫情与中国倒过来，试想会怎样？中国人强调，疫情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调造成的，犹如人肌体失调，必须重新平衡之。

第二个就是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分歧。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宁愿要生活自由，也不顾生命危险，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是因为西方人对生命的看法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命是祖宗、父母给的，不是神创造的。

中国古人认为构成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基本要素是天、地、人。“天”是指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地”是指万物借以生长的山川大地；“人”虽为万物之灵，但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这个观念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天地人合一。善待生命，要敬天，人命关天。

第三个是关于疫情暴发原因的看法分歧。在中国疫情暴发初期，欧美媒体普遍讥讽、斥责中国，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像非典一样只针对华人，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咎由自取，典型说法是法国《皮卡尔信使报》的“黄色警报论”、德国之声的“官状病毒论”、《明镜》周刊的“新冠病毒中国制造论”和《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论”。此外，丹麦、爱尔兰等国的媒体也刊登过带有种族与文明优劣观的辱华图片，后来特朗普、蓬佩奥又说新冠病毒是“功夫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西方一直炒作世卫组织病毒溯源工作，就是想找中国的“原罪”，中国人觉得这是种族侮辱，勾起了庚子赔款的痛苦记忆。

第四个是对抗疫手段的看法分歧，折射出个人—国家、自由—秩序、利己—利他的文化冲突。西方很羡慕中国的抗疫结果，但是绝对不能忍受中国抗疫的过程。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无人机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到处飞，如果你在那乱跑，无人机会提醒你赶快回去。他们说这个气氛令人难以接受——无人机还在监视我。中国人（东亚人）相信国家，有利他精神和集体主义传统，配合国家防疫，与西方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不相信政府，形成鲜明反差。

第五个是对疫情诱发冲击的反应：社会包容度与排外主义。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有两个难言之隐：第一个难言之隐是宗教观念下的隐私权保护；第二个难言之隐是因为人种多元，即使是表现最佳的人脸识别系统，黑人的错误识别率比白人高5至10倍。所以如果推行搞人脸识别，人工智能会经常把黑人识别为犯罪嫌疑人。因为在美国犯罪率比较高的是黑人，匹配起来就容易把黑人识别为犯罪嫌疑人，这就会造成种族歧视。所以美国不能大规模使用人脸识别。疫情期间，美国暴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缩写为“BLM”）运动，法国出现教师断头案，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与社会不平等被疫情放大。西方自身问题重重，还特别“关照”中国的新疆、香港问题，甚至出现袭击亚裔现象，排外主义盛行。中世纪的黑死病曾夺去1/3欧洲人的生命。历史研究表明，当时人们在瘟疫恐慌情况下会做两件事，一是一起跳死亡之舞，二是谴责犹太人带来病毒。今天这种情形又回来了，只不过犹太人换成了中国人。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中西叙事之争的风口浪尖。

第六个是对疫情折射的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担忧。疫情让西方对全球供应链如此依赖中国感到空前担心。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20年3月的封面就是：中国一旦停摆，世界就打烊。同时，中国的产能提升能力让世人咂舌。2020年春节的时候，中国一天生产1000万只口罩，不到一个月迅速发展到1亿只。“中国威胁论”变成一种“中国恐惧症”（China phobia）。欧洲现在把医疗物资变为战略物资，口罩变成了军用的战略物资，必须要自己生产，或者从盟友采购，而不能集中依赖中国生产。欧洲80%—90%抗生素的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供给。欧洲人说，天真地依赖中国正让我们自食其果，纷纷要把供应链拉回来。因为中国是具有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中国产业链的高端挑战了发达国家，中端冲击了新兴国家，低端碾压了发展中国家。站在生产者的角度看，“中国制造”得罪了全世界；而消费者却都是“中国制造”的获益者，所以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一定是个悖论。疫情放大了这一悖论，西方媒体和政客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替罪羊。

第七个是对疫情引发的脱钩的担忧。美国借疫情逼迫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站队，强迫其对华脱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得很清楚，绝对不可能跟着美国反对中国，或者一定在你们之间站队，这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的舆论战将中国描绘为主动脱钩者，于是出现一个怪现象：外界不敢怪美国，只能怪中国，因为怪骂中国似乎不需要付出代价。

第八个是对抗疫效果比较不满：质疑中国借疫情宣传体制优势。西方媒体说中国绝非西方的抗疫榜样，指责中国搞“虚假宣传”（disinformation），其实是他们害怕学，也学不了，害怕对比，只好靠指责中国以限制人权和自由、侵害个人隐私为代价，为自己抗疫失控推卸责任。

第九个是对疫情引发的中国发展的担忧：中国经济加速赶超美国。中国率先复工复产，加速数字化转型，提高了赶超美国的速度，整个世界都在采购中国防疫物资，进一步助长了中国制造病毒、要挟世界的阴谋论——开始说中国人吃野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后来说武汉病毒实验室制造了新冠病毒，其思维逻辑是：只有对你有好处，你才会制造这个病毒。

第十个是对中国抗疫援助的反感：习惯美国来领导世界，绝不希望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抗疫。于是炒作中国防疫物资、中国疫苗背后要么有质量、安全问题，要么有地缘战略考虑，质疑中国意图，指责中国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反过来，中国不援助的话又说中国不负责任，援助的话就说中国是“赎罪”，或借抗疫援助填补美国领导真空。

三、“中国悖论”折射“西方悖论”

疫情推动全球化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西方文明又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性，比如西方一神论—数字无神论矛盾，表现在个人隐私与大数据运用上；政治正确—数字不正确矛盾，表现在人脸识别造成种族歧视上；私有制—公域矛盾，表现在资本的私人所有与互联网作为全球公域的张力上；零和博弈—共享经济矛盾，比如数据越用越值钱，而垄断与知识产权破坏之。西方无法适应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还沉迷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中心论神话中，出现“西方悖论”，还错误地以“中国悖论”表现出来。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作为唯一连续不断的文明，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里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工业文明体系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

先说工业文明体系的“四特中国”。

第一，特长历史。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他所说的历史指的是《圣经》，就是耶稣诞生后的西方历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基本上延续了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国的历史这么长，是很难想象的。所有历史上的帝国，在一战、二战以后纷纷解体。解体以后，帝国内部各民族就纷纷独立出来，转变为民族国家。当大清帝国被推翻了以后，西藏也应该独立，这是按照他们的历史经验来想象的，而后来西藏没有独立，他们认为是因为被中国共产党吞并了。中国特长的历史，而且关键还是延续的历史，就像罗马帝国迄今为止没有解体一样，令人难以想象。这就是西方不断在中国的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上对我们发难的潜意识。

第二，特大规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然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涵盖面只有几千万人口。传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在人口数量方面达到了亿级，而中国一加入，就达致十几亿人口的工业化水平。现在的科学知识，基本上都来自西方——“德先生”“赛先生”，这一整套知识是关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它开创的现代化的历史才几百年，能够用它来解释一个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吗？从数量上，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模型，无论这个模型是多么的客观、多么的科学，就像牛顿定律在微观世界就不适用一样，当历史终结论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越来越被证伪。

第三，特世俗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因为文化太发达，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去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儒家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直误导西方，这对西方来讲是很郁闷的，于是产生了很多疑问：首先，中国没有宗教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崩溃呢？有什么秘诀吗？其次，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权力，怎么用自己的权力呢？很多亚洲国家表示，如果要在中美之间选择一个做领导，它们一定会选择美国，一是因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侵犯过它们的领土，二是因为美国是有宗教信仰的！它们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会变得很可怕，没有宗教，那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终极关怀是什么呢？于是，西方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复兴朝贡体系，而不是推动其他民族共同复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释为新天下主义，而不是世俗伦理的终极关怀。

第四，特殊的崛起。中国创造了和平崛起、包容性崛起的奇迹，既崛起又复兴，打破了所谓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各式西方话语神话。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但GPD总量却超过了美国的70%。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追赶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人均GDP都是在同一数量级，只有中国是例外，美国能不恐惧吗？

再说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

疫情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转型。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出现新局面：一方面，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涌现，正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全球化的赢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创造近三成人类工业产值），而且参与引领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了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私人公司的现象，只是因为华为拥有了领先全球的5G技术。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和世俗文明的结合，以及与前沿技术的结合，进而实现弯道超车，有着“数字1984”恐惧。美国借此试图打造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以寻求打压中国的合法性。舆论担心“硅幕”将取代“铁幕”，并引发“新冷战”。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宗教国家的中国既崛起又复兴的现象，这就是中国由大到强的涵义，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辩证判断的潜台词。

更一般地说，迈入数字科技时代，数据为王，数据越用越值钱。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搜索引擎、数学等基础教育学科水平高低、文字的人工智能转化难易等，相当程度决定了国家的竞争力。

西方人很困惑，为何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学习借鉴又超越了西方文明成就，短短七十年就实现了从最大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伟大跨越，创造了10亿级的工业文明，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最大的工业制造国，现在还变成了数字产业竞争力第一的国家。这一转型的基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四特”中国还符合大数据的4V特征，即volume（规模）、variety（多样）、value（价值）、velocity（速度），出现了“四特中国”与“三非中国”的叠加效应，因而“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了“中国恐惧论”。4V特征的具体表现是：

volume（规模）：特大规模——10亿级工业化（中国10亿网民、4亿中产，到2035年翻一番会到8亿中产，届时将超过整个西方人口总和）。

variety（多样）：特长历史——中国相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还没解体；“中国是个比历史还悠久的国度”（戴高乐语），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是小联合国”（毛泽东语）。

value（价值）：特世俗社会——儒道释并存，不为隐私权羁绊，以集体理性超越个体理性。

velocity（速度）：特殊崛起——中国从全球化浓缩版（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经历人类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数字革命，政治—社会革命）到全球化未来版，参与并引领了工业革命4.0、经济全球化。

再加上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农业文明根本不是工业文明的对手，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疯狂”地抓住了历史性机遇，铆足了劲，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现代国家能力的基础是大一统。其核心在于能否形成一套中立、超然、强大的组织体系。这套组织体系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组织和动员能力，制定统一标准、建立统一市场，并协调个体利益，维持秩序稳定。大一统体现了现代国家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数字信息产业的本质：统一市场和统一标准。这是中国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成功的源泉，极大助力中国抗疫成功。

四、中西分歧的文化根源

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西方悖论”折射出的是中西方人权观、宗教观的根本分歧，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国外势力干涉中国的香港、新疆事务等，这些分歧都以意识形态的争议这种浅层次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要注意正本清源，探讨中西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背后有西方对华叙事的三大逻辑。首先是宣扬“分”的逻辑，精准打击“天下定于一”“多元一体”的中国自我叙事。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正是“分”的逻辑的产物。它们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对抗正名，挑动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的对立，把几千年的中国大一统歪曲为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其次是利用基督教的单一世界逻辑替代中国传统的和合世界逻辑，基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思维将中西方权力转移包装为“民主—专制”叙事之争，渲染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不兼容与冲突性，借人权议题复活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文明标准”话语。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另类，因为共产党员不信教。殊不知，中国是世俗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再次，美国还用“再工业化”的逻辑作为吸引盟友参与叙事之争的物质基础。新疆占中国面积的1/6，19个省份对口援疆，构成了中国延续全产业链的底气。美国炒作新疆棉花议题的用心，正在于拉拢与中国存在产业链竞争关系的国家，服务于对华全面脱钩、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目标。

天与神、合与分，是导致中西方观念分歧的关键。中国讲的“人”和西方讲的“human”不一样。中国讲的人是和天相对的，西方讲的人是和神相对的。西方讲的自由首先是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即所谓的宗教革命，通过王权和神权的分工——把恺撒的给恺撒，把耶稣的给耶稣，取消“君权神授”，之后王权跟贵族（政府）又搞一个契约，这就是《自由大宪章》，限制因为欧洲王室内部近亲联姻导致的昏庸国王胡作非为，然后政府和人之间又有社会契约，所以他们讲的自由就是逐步地通过人（信徒）、王权、政府、主权和人权形成的。中华文明认为人与天不是契约关系，更没必要经历天—神—王—贵族（政府）—人的分化，天底下有诸神（诸神相爱而非诸神之战），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从而实现天人合一。

中国共产党将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上升为党与人民合一；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并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从而超越了西方政治文明。林肯总统讲的“of the people”（民有）、“by the people”（民治）、“for the people”（民享），为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并发展成为“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before the people”（吃苦在前，做人民的先锋队），更要求“after the people”（享受在后，做人民的公仆），因为“in the people”（以人民为中心）。因此，要用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

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他将“Article I”第一句话“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修改为“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并利用中国的中庸思想最终促成了《宣言》的诞生。因为中国人不信单一的神，是儒道释并存，天的信仰超越了神的皈依，所以我们将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译作《世界人权宣言》而非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普世人权宣言》。

中国有一句古话“儒家治世、道家养生、佛家养心”，三者之间不是互相对立排斥，而是彼此包容共生。无论是“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仁爱思想，还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抑或“正见正念，度己渡人”的佛家五蕴皆空信仰，都包含和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四个维度，即自我、社群、自然、天道，他们构成了一种综合、平衡、协调而整全完备的人文主义。这些人文主义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也是东方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的文化根源。

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冲突，也让西方利益受损。西方的“中国通”们从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在反思误解中国的根源。瑞士知名汉学家胜雅律教授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把两种中国区别开来：一种中国是客观存在的，即“实然的中国”；另一种中国是主观存在的、人们期望中的中国，即“应然的中国”。西方习惯用“理论”预测中国。要了解“实然的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对中国未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可以叫作现象学方法，用这种方法的西方观察家们进行现场调查和案例研究，去中国旅行、采访中国人、参考统计资料等；第二种方法则是认真和连续地阅读公开发表的中国官方文件，这种方法可以称为规范性方法。疫情暴发加速了人类数字化转型，西方无法通过传统汉学家的田野调查体验“文明中国”“现实中国”的魅力，转而塑造了“网上中国”“政治中国”的偏执、浅薄，造成了对中国的隔阂、误解越来越深。

近代以来，从“中国问题”到“中国话题”，从“中国威胁”到“中国恐惧”，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印象不断变迁。以前的“中国问题”是西方自身观的一种折射，到“中国话题”就成为其世界观的一种折射。所谓的自身观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要皈依中国、欧洲要规范中国，他们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对华情结，以期盼的心态看中国。所谓的“接触”政策就是演变，西方认为失败了，中国工业革命成功，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打破了普世价值的神话。于是他们开始借助“中国问题”来说事，借全球化说世界的未来、西方的未来。西方政治日益极化，西方内部不断分化，只有在“中国问题”上才能达到一定共识，因而这促使其不断炒作“中国话题”。所以，中国在西方心目中的图景转化超越了西方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西方中心论的终结，日益上升到对未来世界的担心，从“中国威胁”变成真正的“中国恐惧”，这就是中国不断地超越了西方话语，形成国际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悖论”。

因此，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无法理解中国，造成了西方的困惑和中国的憋屈。讲好中国故事是世界性的大学问，因为用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很难解释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天下体系的文明差序格局和化成天下的理想，倡导世界多样性；而西方的理论也解释不清楚，其他的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讲清楚中国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整个人类世界共同的事情。在传统的中国和近代的西方科学体系里都很难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包括不成功的事情讲清楚。如此说来，讲清楚中国故事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简单用我们的东西或者他们的东西都很难概括，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创新。

以前的话语体系比较简单，就是西方成功了，因为工业化——工业化是它成功的秘诀，大家都可以来学它，所有的国家也只有学它才能成功，这是他们的逻辑。学西方就是学成功，因为只有一条成功的道路，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在效仿西方的过程中成功的。由此，西方成功的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和制度当然就是普世的，因为没有其他的道路。“中国的发展给那些既要实现现代化，同时想要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这让西方大为不快，只好靠炒作“中国例外论”“中国威胁论”聊以慰藉或发泄愤懑。

解释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必须超越“中国悖论”，才能消除西方人思想认识上的疙瘩。世俗伦理是超越宗教伦理的，不是不信神，而是不信单一的神，尊重信神自由，也尊重不信神自由，这样才能实事求是。世俗伦理是大世俗，如果翻译成英文的secular——宗教与政治分离，确实会造成误解。中国长期重视人间，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能够把人间治理得那么好。所以沃尔夫、伏尔泰等都把中国作为一个理想国来向西方推荐。只有把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一种世俗的伦理，这种伟大的复兴才能够超越单一神的狭隘偏执和二元对立思想，最大限度地包容、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是西方所排斥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化，而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化。

比如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可从《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找到文化基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西方在遇到不善者时，想到的是我要把你皈依掉，同质性的才能形成共同体。中国人讲有教无类、天下无外，远远超越了西方的同质化思维——必须把你变成同我信仰一样的教，你才能够遵守规则。

所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放到一起，相提并论，否则苏联为什么垮了，而中国没垮？这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是因为它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此外，我们还要从“世界需要”而非“中国成功”维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世界意义。在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带有根基的文化的大合唱之中，中华文明的自然理性或者世俗理性、能够包容多神的包容主义，或者是中国传统讲的贵和，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贵和是指各种差异的东西能够在一起协调共存，这种智慧或许可以为整个未来的多文化多神信仰的世界提供某一种福音。“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许可以叫人间主义——天上是神、仙的世界，人间不否定神，可以有多神，但主要是人的世界；而且可以天人合一。人间烟火，常识理性，都可以包容在人间主义里”。

有鉴于此，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就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及各国传统文化的融通。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实现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其核心理念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融合，要以天地人一体的人本主义超越人—神观的人文主义，开创人类“文艺复兴”。

想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就要纠偏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是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大课题，有三大历史任务：第一是要把无神论转化为世俗文化，实现中华文明与宗教文明大和解。这种不信神的无神论，不是不信神，是尊重各种神，超越单一的神。第二是把革命学说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现阶段，在事实上将会长期共存，且需要共同面对一些挑战（如环境保护问题）。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政治实践。华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司实践：员工 持股。第三个是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类思想最高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正引领人类思想创新。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放在全球化新阶段来讲。正如中国抗疫所显示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大一统、举国体制和世俗文化很好地结合，实现了三位一体：既充分利用资本、技术、神的力量，又防止其无序扩张；既创造了工业化奇迹，又在开创数字文明新奇迹；既反对霸权体系，又超越霸权，开创了没有霸权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自信”，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群龙无首是《易经》乾卦的最高境界，乾卦又是《易经》的根本核心。群龙无首的“群”从个人修养而言是无为（道家）、无相（佛家）；从社会形态而言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类霜天竞自由，相互关爱，没人出来称霸（无首）。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反对称霸的中国。”我们已进入区块链、万物互联的技术时代，要去中心结构，去权威和霸权。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告别霸权时代，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通过人类共同价值观消除普世价值—中国特色的对立，为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提供了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31日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30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五、破除“中国悖论”之道

从中西认知反差、“认知中国悖论”到“中国悖论”，西方的中国观不断演化，直指宗教、文化核心价值观，而不再停留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分歧层面。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深刻启示。

疫情再次揭示，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误解集中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最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为此，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

西方常常以党国不分污蔑中国共产党为“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当局”，而我们国内许多人也未能区分国体与政体关系。美国的中国通白鲁恂说，“中国是一种文明，假装为一个国家”。照此逻辑，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种文明，假装为一个政党。超越古代政党概念和西方政党政治理解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要诀，是讲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通道统、学统、政统，为此提供了希望。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是就讲中国共产党好故事，而是要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之不易，为人民服务，并且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可贵，讲清楚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逻辑。不少国家对中国成功既羡慕又嫉妒。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要让对方产生这些印象：你行我也行、我的成功折射你的，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

过去，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今天要更多地强调与传统文化和全球化结合，中国共产党是国内治理、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者、践行者，已经超越了政党的概念，甚至超越了中国，代表着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在中国国内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赢得叙事之争的关键，也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总之，改变西方的中国观，要重塑其西方观、世界观，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