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均势有三种涵义：均势状态（均势体系）、均势策略（均势术）、均势观念，分别对应存在、手段、目的三层次。作为对国际秩序的描述主要取其体系与观念内涵。均势体系自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起一直成为欧洲国际秩序的代名词，直至一战后威尔逊总统首次否认秘密结盟与均势原则而代之以法治与自决原则，均势观念才有所动摇。国联进一步将建立传统大国均势改为殖民国间的均势体系。二战后，联合国仍沿用大国协调原则。冷战期间，传统大国均势发展成为现代超级大国间的恐怖均衡。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一种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双重结构，前者仍以传统主权国家体系为特征，地区均势仍然是维系局部秩序的基础；后者以某种超国家体系为表征，其体系基础如果仍以均势来表述的话，便是“大均势”。

均势虽不是国际关系的自然状态，却是国际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标志。通常人们认为，均势在近代民主、国际法、国际规则等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在理念上，均势似乎与国际秩序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自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17至19世纪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平衡。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明文将维护均势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自那时起均势体系一直成为欧洲国际秩序的代名词。

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际关系中首次否认秘密结盟与均势原则而代之以法治与自决原则，至此，均势观念才有所动摇。国联进一步将建立传统大国均势改为殖民国间的均势体系。但二战后，联合国仍沿用大国协调原则。冷战期间，传统大国均势发展成为现代超级大国间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斯蒂芬·沃尔特建议以“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来代替权力平衡概念。摩根索也曾批评权力平衡是不确定、不真实和不适当的。他认为权力平衡必须配合战争和集体安全制度才能发挥功效。更重要的是，强国间必须意见和立场一致，即具有共同文明、道德标准、行为准则和共同利害。（注： 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5),pp.233～240.）哈斯进一步明确指出权力平衡在18及19世纪发挥了效能，但在20世纪显得过时，理由在于权力平衡所依赖的条件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完整。（注：Ernst Hass,“ The Balance of Power:Concept,Prescription or Propaganda?”,World Politics,Vol.5,No.4(July 1953),pp.442～477.）

总之，作为对均势作用与国际秩序生成条件的探讨焦点之一，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一直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的经常性话题。（注：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都写过《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同名论文，分别代表了均势政治的历史研究和国际社会中均势作用的杰出成就。参见Alan James( ed.) ,The Bases of Iternational Order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85～115;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1～126.）然而，由于概念模糊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有很大分歧。重新审视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实属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冷战结束以后，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似乎是个被遗忘的话题，这是因为两者都是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的产物，是对“极化世界”（注：“极化世界”（polarized world）指构成世界力量中心的世界大国（国家联盟）或地区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以及将来可能兴起并构成一极或影响一极的地区性大国；反之，则属于“未极化世界”（unpolarized world）。）的描述， 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全球公共社会（global civil／public society）日益发达的今天，两者因而都显“过时”：均势大概让位于相互依存，国际秩序则让位于全球秩序。实际情况是，有关世界秩序及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伴随着对均势的反思，自冷战结束前后起成为美国学术界和政论界的热门话题，各种理论和说法风起云涌、争执不断。我国也面临着对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及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的理论阐释压力。这样，面对如此理论和实践的需求，考察所谓“全球化时代”、“冷战后时代”与历史的联系及对其本质的把握、对其发展趋势的准确推测，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无疑是一重要视角。

一、国际政治研究的维度：分析的方法论

和其他领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由此，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生命力”：

其中时间维度重在揭示国际关系的状态律，空间维度则是力量律，而自身（“生命力”）维度侧重意志律。本文倡导的国际政治“生命力假说”试图结合国际政治的主体与客体，从自身维度研究国际关系，包括均势与国际秩序问题。自身维度的含义是每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都有其自身的演绎律。

从国际政治的“生命力假说”视角考察，均势的逻辑正在于：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与宗教这五大力量（“生命力”）如果不能和谐与持续发展，失去平衡，那么均势的矛盾就凸现出来。这就是均势的“生命力假说”之要旨，它揭示了均势的必然性。东南亚金融危机、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都是生命力失衡的产物。生命力的相互作用最终呈现出状态－力量－意志三种演绎形态，依次递进，反映出历史－现状－未来关系的演化。

二、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的三种模式

均势与国际秩序的概念都存有极大的模糊性，由此导致了两者关系的复杂化。日本学者曾经总结过均势的不同意义：

※④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分成以下三种：

（a）某国作平衡人，应该实现均等。

（b）大国应在其他地方获得与其他大国所获领土相当的领土。

（c）大国应协调，以实现均等的力量分布（大国的协调）。

本质上，均势的上述意义正体现出均势本身的状态（①③）、力量（②⑦）与意志（④⑤⑥）层面因素来。正因为如此，人们分别从均势体系、均势策略（均势术）、均势理念三种角度来理解均势的多种涵义和进行多角度解释。（注：在这方面，英尼斯·英劳德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均势具有三种基本涵义：均势作为一种状况（situation）、政策（policy）与体系（system ）， 参见 Inis.L.Claude,Jr.,Power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2),pp.13～25.但按照我的“状态－力量－意志”三段论认识，均势状况与均势体系是同一层面的含义，体系是一种特定状态，而均势理念则是往往被忽视的，它是均势状况（体系）、均势政策的内在因素，体现出均势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生命力”之特色来。）

种种认识上的分歧，反映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三种均势观，即机械均势观——将国际社会的均势与自然界的平衡混为一谈，形而上学均势观——“均势自动生成论”就是其典型代表（注：“均势自动生成论”认为均势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状态或必然规律，因而它是自发形成的。中国学者时殷弘对均势自动生成论提出了批评。参见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1998年全国国际关系学会提交论文，打印稿。），辩证均势观——“均势”与“反均势”因素同时存在和起作用，共同决定了一定的均势的形态与发展趋向。

从本质上说，作为体系（状态）层面的均势涵义是均势体系、帕累托最优等，分而治之、建立权力或威胁平衡体现出均势术的内涵，而小的是美的、和谐论则反映出人们一定的均势理念——这种理念本质上是要求自律与他律，因为均势的真谛是以维护势力均衡的方式来求得优势，但这种优势是自身不试图形成霸权的前提下才能求得或才能够稳固（自律）；另外，均势更要防止自身外产生霸权（他律）。

均势作为一种体系天然与一定的国际秩序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也常常以维护和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为着眼点，而均势作为一种理念更在推动着国际秩序走向全球秩序。由此，均势对一国内部而言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密切相连，对外而言则与国际／全球秩序密切相关。事实上，人类历史中主要存在三种国际秩序，按产生先后次序有霸权、均势与集体安全等；而人类社会秩序也经历了三个层次的演变：社会秩序—国际秩序—世界秩序。

雷蒙·阿隆认为“秩序”具有五种不同涵义：（1 ）现实的任何有规则的安排；（2）各组成部分的有序关系；（3）生存的最低要求；（4）共存的最低条件；（5）舒适生活的必要环境。一般人们认为世界秩序是国际社会成员国相互共存的最低条件，是国家和国际社会所作的旨在维护全球合作和世界稳定的一种公正合理的安排。（注：[日]星野昭吉、刘小林主编：《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具体说来，和均势一样，人们从不同角度去探索世界秩序的不同涵义：（见表5）

按照国际关系“二律背反”式认识，秩序的上述含义可概括为状态（时间维度）——自然法则（ⅥⅦⅧⅨ）、力量（空间维度）——社会现象（ⅢⅣⅤ）、意志（“生命力”维度）——道德律令（ⅠⅡ）三层面内涵，反映了自然的、社会的“二律背反”，较之“均势”涵义更广泛。因而本质上，均势与国际秩序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概念；只有提倡“大均势”观才能建立与秩序的对应关系，这正是本文的要旨。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由于对国际／世界政治持不同态度而具有不同的权力－秩序观：（见表6）

这说明，传统上，保守主义者（往往指现实主义流派），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基础，视均势为追求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法宝，把均势当做秩序的前提；而革新主义者（往往指自由制度主义流派）认识到国际系统从无序逐步走向有序的趋势，强调制度变迁作为国际秩序动力与途径的事实；激进主义者（批判理论流派）则注意到了霸权秩序的事实，揭示了秩序的价值理性，与保守主义与革新主义者侧重于秩序的工具理性相对照。

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三种代表性观点正好对应了历史上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的三种模式，即均势成为国际秩序的前提、中介或结果，三者正对应了均势之意志、力量、状态三层涵义。

——前提：即将均势奉为圭臬，视为国际秩序的前提（这种均势观本质上体现出均势作为一种理念的价值理性）。“总体上均势应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加以维持这一信条是现代世界对自身经验的反思中形成的。”（注：

Herbert Butterfield,“ Balance of Power ” ,in H.Butterfield and M.Wr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Allen and Unwin,1966),p.133.）回顾历史，“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维持均势应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这一观点是17世纪及18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尤其是反对路易十四的联盟的目标之一，并写进了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的序言。至此，均势开始成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中介：俗话说，“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大概描述了均势作为分分合合的重要中介这一含义。换言之，人们认为均势是不稳定的，是国际关系从无序、有序再到无序这一循环往复中短暂的一瞬。由此，人们推崇均势术的目的，在于从分分合合中追求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结果：即在霸权（有序）衰微或解体之时，出现了诸侯纷争（无序）的局面，并在一定时候形成均势（有序）或形成新的霸权。在这种情况下，均势是走向秩序的结果，后一种秩序也是对均势结果的描述。国际秩序往往由一定的均势体系所体现，正证实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将均势与国际秩序密切相连，认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主宰制约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均势依其自身的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推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究其实质，将均势与国际秩序密切相连的逻辑是均势自动生成论。

三、冷战后时代的均势与国际秩序

在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运作条件基础上，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认为，一般来讲，维持均势体系必须实现四个条件，即：国际社会主要行为者必须是多于两个——通常是五六个即使不是势均力敌也是相差无几的对手；要有一个关键的制衡系统，即几个主要国家联合起来以威慑、削弱一个或几个强国的扩张能力；在主要行为者之间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行为的规则；国际权力等级的存在。（注：参见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61页。）

而“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活动，以什么为目标？”（注：基辛格：《大外交》，第747页。）

结合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均势因为主要涉及到“极化世界”，只是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众多国际行为体的显性因素，不能反映国际／全球社会的全体；均势要求的制衡系统也未能反映世界新秩序要求的由国际相互依存所体现的国际基本单元活动方式；共同的语言和行为的规则或国际权力等级的存在，同样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国际行为体的最终目标，即全球化与一体化，这就是传统均势的当代困境。因此，传统均势总体上已不再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前提。

具体讲，综合现实主义阵营内外的批评分析，传统均势论面临着五方面挑战：

（1）传统均势注重于客观层面的状态、力量因素， 忽视或无视主观层面的意志因素。

（2）传统均势只注意到“极化世界”的作用， 忽视国际／全球社会、跨国政治的影响。

（3）传统均势忽视一国内部因素及联盟内部因素在均势形成、 变化与解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国家与联盟视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而且均势论暗含的逻辑前提是不同国家都会主动、自觉遵循同一逻辑，这一逻辑由无政府社会给定，与国家行为无关，对各国一致。

（4）由于权力、威胁、安全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心理与主观意义， 因而存在对力量和意图的估测不准确性，维护均势存在难以克服的盲目性。

（5）平衡只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和一种范式， 它不能完全表达出国际社会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形态。因而维护力量均衡常常事与愿违。

因此，传统均势难以概括出新时代的本质特征，不再是新时代的前提，但仍以局部均势的形式维护着国际秩序与和平，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有其滞后性与历史连续性。这样，由于传统均势是国家中心论与权力中心论的产物，其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作用较之以前时代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新传统均势观。

冷战结束十年来，国际格局转换基本完成，多极与单极世界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将日趋明朗，传统的联盟关系也正在深化和拓展。这样，天然与地缘政治、联盟关系相连的均势理论、均势外交有复苏之势。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均势或许并不必然带来世界和平，建立和维护它或许代价太大，时间太长，均势状态和条件也许不够稳定，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拥有均势理念将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全球性均势体系，这种全球体系最适合包含分离与一体化（或全球化）这两种威胁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力量。”（注： James Chace,“Toward a Concert of Nations:An American Perspective”（1999年7月23日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演稿）。）

这种新的全球性均势体系就是所谓的“大均势”（Grand Balance— of—Power）体系。进一步说来，东方文化的人、地、 天和谐观念是国际关系演绎的宏大基础，作为具体表征，创建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一句话“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等五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树立这种“大均势”观是冷战后时代全球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这是新时代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本质显现与理论精华。

这一“大均势”观超越了国家中心论与权力中心论的束缚。具体讲，从地域上超越了地缘政治论；从领域讲超越了军事、政治均势观而包含了经济、文化在内的全方位领域。它并非现时代的产物，而是时代发展使之日益明朗。历史上，“在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时代，宪制国家在国内事务中追求一种平衡的原则，在外交政策中倾向于均势；而绝对君主制国家倾向于追求其自身的荣耀甚至是全球性帝国。”（注： Martin Wright,“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 James9ed.),The Bas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op.cit.,p.109.）这种内部均势与外部均势并重的做法就已体现出“大均势”的某种要求。从理论上讲， “大均势”观正体现了新时代均势作为权力制衡（power checks ）与权力真空（power vacuums ）的本质内涵：“由于缺乏来自另一星球或另一人类的外部威胁，人类分散地生活在一个称为主权国家的组织化集体中，整个主权国家体系因为均势的存在而得以存活。因此，均势可以看做为一种权力制衡和权力真空理论。”（注：

Benno Wassermann,“The Balance of Pow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No.5（May,1977）.）

总之，国际政治的“生命力假说”其要旨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倡导自然与人类和谐。基于此，均势与秩序的关系可作以下说明：

生命力状态（均势体系）—帕累托最优—天—自然法则—表征、态势

生命力力量（均势术）—生命力制衡—地—社会规范—结构、功能—秩序

生命力意志（均势理念）—自律与他律—人—道德律令—价值、观念

综合冷战后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分析，有关“冷战后时代”的代表性言论大体上分为三种，即单极稳定论、多极稳定论与全球化时代论——其他说法，如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等都可纳入全球化时代的范畴——从中也可窥视出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时代脉络。（注：有关单级稳定论与多极稳定论的评介，参见王义桅、唐小松：《从霸权稳定论到单级稳定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有关全球化时代论可参见 Thomas L.Friedman,“ DOS Capital ” ,in “ Dueling Globalization:A Debate.Between Thomas L.Friedman and Ignacio Ramonet”,International Policy(Fall,1999).）

就国际政治的“生命力假说”而言，冷战后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全球化。这一全球化时代的特殊含义是，人类社会五大“生命力”在全球层面的自由流动与相互作用（冷战期间它受到了东西方阵营壁垒的阻隔，受到社会制度的分割）。这就是，从状态层面讲，全球化是各种地区性与层次性的一体化以多元的方式和路径走向全球化，使国际社会成为地球村；从力量层面讲是制度霸权制约下的地区均势局面，即霸权均势时代；（注：参见：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意志层面体现出异化中的同化和同化中的异化两种趋势，前者更多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即分散化（fragmentation）中走向一体化（integration），后者则表现为文化、宗教领域，即一体化中也包含分离化。由此，冷战后时代的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可总结如下：

状态层面——地球村——多元的一体化进程

力量层面——霸权均势时代——单极制衡下的多极化—全球化时代

意志层面——信息平衡——同化中的异化

总之，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着一种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双重结构，前者仍以传统主权国家体系为特征，地区均势仍然是维系局部秩序的基础；后者以某种超国家体系（我把它称为“生命力”系统）为表征，其体系基础如果仍以均势来表述的话，便是“生命力”均势（“大均势”），这也是新时代条件下辩证均势观的具体表现。

四、结论与启示

反思我国的外交主张与实践，我们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传统均势理念为基础的，反映了地区层面的国际社会的现代结构。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则应着眼于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后现代结构，两者并行不悖，应加强协调，共同致力于体现世界新秩序的无序－有序、分－合、同化－异化“二律背反”的本质要求。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新霸权策略，即不是传统霸权所做的那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将自己的意志以国际制度、国际新规范等形式体现出来，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意志；美国也极力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世界人民的“公意”。面对这种情形，一味试图挑战美国霸权往往得不偿失，反而容易使自己孤立起来。中国可以从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霸权的途径得到启示，追求的应是在地区层面考虑均势战略，全球层面顺应乃至领导世界发展潮流，实现不破而立；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正在于努力实现自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五大“生命力”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推动国际层面的“生命力”均势，这就是均势与国际秩序之时代关系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原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1年第02期 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