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有大量的例子表明奴隶为了自由愿承受巨大成本，这说明自由对奴隶至关重要。然而，成功逃脱的奴隶极少。既然自由的概率低，那么自由的承诺就不重要了吗？2015年5月发表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由Treb Allen撰写的论文“The Promise of Freedom_Fertility Decisions and the Escape from Slavery”对获得人身自由的可能性对奴隶生育行为影响的分析表明，即使成功逃脱者罕有，自由的承诺也会对奴隶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文中的理论推断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自由的距离越远，逃脱的可能性越低，奴隶妇女的生育率就越低。

历史记录表明，自由的可能对奴隶女性生育决策有重要影响。如果不是奴隶身份，女性会偏好更多的小孩。一些被认为无生育能力的奴隶妇女，一旦获得自由后便生儿育女。一些逃亡的奴隶女性在被捕获时，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子女再回到被奴役的状态。虽然逃脱的概率很低且存在性别的不平衡，但是很少有逃跑的女性是不带着子女的。而逃跑过程的一个很大障碍是离自由区域的距离，那些靠近自由区域的奴隶面临很大的逃亡诱惑。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作者假设：（1）母亲从子女身上获得的边际效应在自由时比被奴役时大；（2）自由距离的增加降低成功逃离的概率。因此，在存在逃脱的可能性时，奴隶妇女生育的效用是自由和奴役时从子女上获得效用的加权：当自由的距离增大时，逃脱的概率下降，降低了其从生育子女上获得的边际效应，因而会减少生育。

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Law,FSL），改变了奴隶的自由距离。美国的南方奴隶原本只要逃到北方便可获得人身自由，该法案实施后，逃亡到北方的奴隶将被遣返，只有逃到国外才能够获得人生自由。因此，作者使用1850和1860年种植园的普查数据，利用这一法案的实施和美国各地区的地理便利程度的差异，检验了逃亡成功的可能性对奴隶生育决策的影响。

作者以奴隶所在地到自由地区距离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每个种植园0-4岁小孩与16-44岁奴隶妇女个数之比作为度量生育率的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了县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一系列种植园特征和县的经济、地理等变量后，发现距离自由地区越远，即逃亡成功可能性越小，奴隶的生育数量就越少。平均来说，自由距离额外增加100英里，生育率下降5.1%。另外，作者也发现生育率与自由距离的负向关系在大庄园表现尤为强烈，而当奴隶主为女性时则有所削弱。同时，作者使用法案通过前奴隶的生育率、白人的生育率等做安慰剂检验，发现均不存在这一联系。这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虽然最近对奴隶制的研究兴趣有复燃之势(Nunn, 2008; Wanamaker, 2008; Lagerlof, 2009)，但是对于理解奴隶制如何对被奴役者形成激励却少有进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奴隶生育决策会对奴役的环境做出反应，自由的承诺会对奴隶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只要逃脱的希望有稍许增加，奴隶的生育意愿就会大为提高。

【论文来源】Treb Allen,"The Promise of Freedom_Fertility Decisions andthe Escape from Slavery",The 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vol. 2, issue 97, pages:472-484.

【原文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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