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被认为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对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1970年以来，美国女大学毕业生进入专业项目（医学、法学、工商管理等）学习的比例和初次结婚的年龄都有了明显提高，并且之后的职业道路和家庭地位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哈佛大学的Claudia Goldin和Lawrence F. Katz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将这一转折归功于口服避孕药在年轻女性中的普及，试图用州际和代际之间女性避孕药品可得性的差异来解释妇女在婚姻和职业发展上的表现。
1950年前后出生的美国女大学生在职业发展和初婚年龄上都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职业训练上，1970年时女性只占法律专业新生的10%，而到1980年快速上升至36%；婚姻选择上，1950年出生的女性中有50%的选择在23岁前结婚，这一数字在1957年不足30%。作者认为，这相当程度归功于约束避孕药可得性的法律环境的改变。早在1960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就批准了异炔诺酮的使用，这种药品最初只被允许出售给已婚妇女。法律和社会因素迟滞了避孕药在年轻女性中的普及，但这一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逐渐改变。1971年第26条修正案的颁布降低了法定成年年龄，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一些州已经开始允许未成年女性享受相关的避孕服务。
避孕药的普及对女性职业选择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避孕药使得年轻人不用受到禁欲的困扰，推迟结婚、追求事业的成本因此降低；另一方面，避孕药使得更多的女性推迟结婚，形成了更“厚”的晚婚市场。
为了进一步分析，Goldin和Katz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婚姻市场匹配模型。在该模型中，男女双方从婚姻中获得三方面的收益：一是对方的特征属性（例如男方的收入水平，女方的生育能力），二是夫妻生活需求的满足，三是作为家庭公共品的女性事业发展。女性追求事业、推迟结婚需要承受禁欲带来的损失，但同时会为家庭带来对应的收益，两者的相对大小决定了职业选择。避孕药在年轻女性中的普及，使禁欲带来的损失大幅降低。在事业发展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会有更多的女性选择追求事业而推迟结婚，进而提高女性在晚婚市场上的地位。对于社会而言，延迟结婚意味着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彼此，清楚认识自身的偏好，从而提高婚姻的契合度，降低离婚率。但是，这些效用的变化在不同群体中是不平衡的：男性普遍从中获得了收益；而在女性群体中，获益更多的是有较强事业追求的人，对于业务能力较弱的女性，则更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受损。
文章提供了避孕药影响的描述性和实证分析两方面证据。在时间序列上，避孕药的普及与女性更多的接受专业培训、更晚的初次婚姻和更晚的初次生育是相一致的。特别指出，女性更多地就读医学、法学等专业并不是由于录取上的倾斜，而是由于申请人数的明显增加。
实证分析上，文章首先考察了避孕药普及对于晚婚概率的影响。在控制了每个州的线性趋势的基础上，实证结果表明，对于20世纪40到50年代期间出生的人群，女大学生早于23岁结婚的概率总体下降了8.7%，而非限制的生育法解释了其中的2.1%。这一结果虽然较小但仍然显著，更容易获得避孕药品使得早婚概率下降约3.2%。除此之外，堕胎合法化也使得女大学生早婚的比例降低了约2.6%。为了处理内生性，作者将样本从女大学生扩展到全体女性，全样本下该影响略微降低，但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避孕药普及不仅短期内增加了晚婚的比率，也在长期内对于妇女职业发展和家庭地位产生了影响。文章利用1970、1980、1990年美国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1970-1990年期间，女性在专业领域就职的比率增加了5%，避孕药的普及解释了其中的1.7%。尽管避孕的普及与不婚比例的上升有关，但与之相比离婚率的下降更为突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避孕药的普及推后了结婚年龄，使得双方有更充分的时间寻求伴侣，从而提高了婚姻质量，并且这一正面影响超过了女性追求事业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投入减少等负面影响。这些分析主要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女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改变，文章还对可能的替代解释进行了说明，例如供给方面有堕胎合法化的改革、婚姻市场上性别比例的失衡、女权主义的兴起，从需求方面有消除性别歧视相关的立法、越战征兵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从历史事实的吻合度等方面论述了本文选题的合理性。
避孕药的普及对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职业发展和婚姻选择有着重要影响，这一影响通过降低职业投资成本、推后结婚年龄的方式实现。尽管婚育率在其它时间内也在下降，但并没有导致女性在职业追求上的显著上升。不管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对比，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都是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有更多的妇女刚刚接受完高等教育，对于避孕药普及所解放出的未来职业生涯有更充足准备，而这一点是其它国家不可比拟的。
【文章来源】Goldin C, Katz L F.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4): 73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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