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和他的前辈们一样，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显示出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入探索，并且提出了几条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理论，其中就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回报率r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g。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收入不公加剧的泥沼。但是，Acemoglu和Robison在他们2014年12月的工作论文里却对皮凯蒂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首先，Acemoglu和Robison从理论上指出皮凯蒂和他的前辈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过于强调生产资料占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忽略了政治制度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政治经济制度内生的技术发展。
随后，Acemoglu和Robison观察了资本回报率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r－g）和收入不平等（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之间的相关关系。在这个相关关系的研究中，作者对（r-g）做了充分的讨论，并分别进行回归：第一，假设各国市场完全开放，r保持不变，这样（r-g）的差就只与各国GDP的年增长率g有关；第二，作者采用了OECD国家的真实利率度量r，真实利率由各国长期国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算出，g仍然代表各国GDP增长率；第三，运用各国的资本产出率减去生产要素折旧率作为（r-g）的度量。结果显示，无论用哪一个度量进行当期回归或者是滞后五期回归，都不能得到（r-g）与收入不平等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作者在调整收入不平等变量为收入最高的5%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作为因变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没有发现一致的显著性关系。
接着，作者通过介绍南非和瑞典的例子来对皮凯蒂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作者指出，皮凯蒂用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来度量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尤其是在南非。
在南非，1910年的土地运动将93%的土地分给了白人，占总人口59%的黑人则仅得到了7%的土地。之后，种族歧视政策在工资、家庭财产等各方面给予了黑人越来越多的限制，拉开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直到1994年，曼德拉成为总统之后，种族主义政权才瓦解。所以，如果以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来度量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实际上的不平等程度有着很大的偏离；而用收入最高的5%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来度量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则较为合理。
进而，作者介绍了分析经济表现和不平等程度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指出，t时期的政治制度和不平等程度会影响到形式政治力量（包括法律、选举形式等）和实际社会力量（包括对暴力手段的控制、群体实力、非正式的社会准则和非正式的社会机构等），也会影响到t时期的经济制度，从而影响到技术、生产熟练度、价格。这些变量又会影响到经济表现、分配结果，进而对t+1时期的不平等产生影响。
政治制度、不平等程度是通过形式政治力量和实际社会力量影响经济制度的，这点不难理解。比如，白人对于选举权的操控最终使他们可以对黑人就业实行歧视。经济制度又会对技术的推广和内生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如Zeria和Acemoglu（1998,2010）所指出的，低工资会降低生产的熟练程度，降低技术的推广程度，甚至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影响，这样还会影响到资源的相对价格。而这些变量不仅仅影响到r和g，同时也直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也就是直接影响到了收入不平等程度。
最后，作者运用南非和瑞典的历史印证自己提出的理论框架。南非在1910-1970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收入最高的5%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其实伴随的是种族色彩的政治制度的不断加强，包括进行种族隔离、剥夺黑人选举权等等。而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则是因为支付给白人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从1970年，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则是因为种族主义政权的力量不断瓦解，以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为典型代表的反种族运动成为一种浪潮。与此同时，生产技术也受到了影响。随着黑人地位的逐渐提高，黑人工资也得到提高，逼迫着老板们采用劳动力节约型的生产技术。而瑞典在1918年左右，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进行了政治改革，瑞典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现代劳动力市场机制和福利机制，并营造了降低社会不平等的趋势和政治压力。在此基础上，瑞典的熟练劳动力工资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差距缩小，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工资之间的差距缩小，使得企业加速了技术升级。面对高企的非技术工人工资，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自然会下降，收入最高的5%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也一同下降。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皮凯蒂则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
当然，作者也指出，自己简单的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收入不平等问题。比如，近20年来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没有完全被包含在作者所提出的框架中。同时，作者还指出，虽然用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可能会对收入不平等程度度量有一定偏误，但是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对社会的机会的公平性，或者说对社会流动性有很大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治制度的健康程度。
【文章来源】Acemoglu,D., and Robinson,J., 2014,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2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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