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与去年在中国举行的俄罗斯年相呼应，两国人民之间通过这样的活动，应该对彼此有着更深的了解。
中国对于俄罗斯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俄罗斯是神奇的，俄罗斯更是神秘的。那么俄罗斯在经过了巨大的辉煌之后，为什么会跌入谷底，而俄罗斯这样一个被称为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民族，它的病因是什么，良方又是什么。今天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世纪大讲堂》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民间文化学者王康先生。
曾子墨：欢迎王康先生。其实上次演讲之后，我们反响也是非常地强烈，好多观众都来信说，难怪王康讲俄罗斯，难怪是研究俄罗斯，因为长的确实是像列宁。今天好像看上去，“列宁”的风采是依旧不减一年之前啊。
王康：整个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俄罗斯了，既然如此，天然中国人就应该了解他们，而中国对俄国的了解，太不够了，误读的那个区域程度太广、太深。
曾子墨：您认为最不了解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其实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民族、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会中国人对它还不了解呢？
王康：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建立在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基础上，因为中国当时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很屈辱，要寻求真理，要完成自己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西方很自私，没有提供这种方案，只有俄国人，俄国人伸出了手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坚强的。但是俄罗斯不光是遥远的北方的一个邻国，它在精神上，它的命运，实际上跟我们中国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所有这些不相似的，都被中国人很聪明地、也很现实地遮蔽了。
曾子墨：具体的我们不了解的、不相似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王康：中国也有自己的思想，中国有大同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是从自己的血缘关系、兄弟关系推己及人，中国是一种很朴素的、很自然的、很中庸的、也很简单的一种方式，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那种拯救世界，是从外来的，是从天而降的，外在的东西，是上帝的一种意志，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目标。所以它如果有悲剧，就极其强烈，如果取得成就，就极其辉煌。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曾子墨：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和俄罗斯能够寻找到的相似之处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康：中国和俄国在世界大国里面，都是最后废除帝制的。俄罗斯的秘密警察，在中国是明代的东厂、西厂；俄罗斯的书刊检查制度，一直到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之后，一直没有废除掉，中国的焚书坑儒有两千多年传统，深重得很；俄罗斯的绝对的沙皇专制，中国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那太类似了；俄国的农奴制，中国虽然没有完备的农奴制，但是中国的奴隶，奴性，奴隶思想，某种程度不亚于俄国人。这些都是相似性。这些相似性都是很可悲的，都是我们负面的历史包袱。
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它给俄罗斯带来多少美丽憧憬与悲欢离合？谁在勾画它？谁在赞美它？谁为它颠沛流离，谁为它血流成河？从沙皇时代到红色政权，俄罗斯的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公开信？谁在咆哮，谁在呐喊？又会是谁带领俄罗斯驶往乌托邦彼岸？
曾子墨：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为您讲述《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
王康：大家好，谢谢子墨小姐。
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在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一直上映了一部戏剧，叫《乌托邦彼岸》，这是英国的一个捷克裔的作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这部作品气势宏大，俄国19世纪的主要人物，俄国的精英，代表人物都在上面。他们在这个戏剧里，对俄国的道路，俄国和欧洲的关系进行了很激烈的、很精彩的辩论，最后出场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出场的时候，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正在辩论，而且提出了问题，马克思对他们的问题不屑一顾，马克思好像是在独白一样，他发出了预言，他说，最后的大搏斗一定会到来，历史的车轮会最后地转动一次，千百万人的生命会中断，但是这种中断端的生命并不伟大，他们只是在证明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更优越的道德体系。在俄罗斯，他说，我已经看到从喀琅施塔德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到处都是挂满尸体的大树，只有我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接下来，斯托帕描写了赫尔岑，赫尔岑对马克思这段很血腥的独白提出抗议，他说历史没有剧本，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唯一可以信托的，可以追求的，就是艺术，就是个人幸福的“夏日的闪电”，历史永远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人类留下了自由和尊严的空间。
赫尔岑是俄国的19世纪知识分子里面对暴力的乌托邦，对空想的乌托邦一直抱有警惕知识分子，但是赫尔岑知道，俄国未来的道路离不开俄罗斯的救世主义。
当然斯托帕他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戏剧家，艺术家，但是我们分明读到的不是俄罗斯自己对俄罗斯道路的解读，而是一名英国经验主义者的哲学，或者一个捷克的、布拉格的一个官员、一个小布尔乔亚的人生理想。
乌托邦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人类最神奇的禀赋。自然界没有乌托邦，人类独有的东西。乌托邦这个词也是中文翻译界的一个神笔。大家知道，《乌托邦》一本书是在1513年，英国的贵族、伦敦的副执行官托马斯·莫尔的那部名著里边提炼出来的。那部名著名字很长，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这本书背景是英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开始时候，英国、欧洲开始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苦难，托马斯·莫尔希望有一个新的、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的乌有之邦。
在那个地方他鼓吹了乌托邦人的三条原则，第一，公民平等，这显然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所有的公民在法律上、在财产关系上、在人的关系上永远平等；第二，必须坚持对人类的永恒的坚定的爱；第三，对权力和财富的蔑视。
这本书写完之后，在英国引起极大的轰动，托马斯·莫尔有三个字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羊吃人”。
1533年，过了17个年头，英王亨利八世把托马斯·莫尔判成叛国罪，这在英国和欧洲的文明史上、法律史上，是一笔非常肮脏的记录。一直到1886年，天主教会才给这位被恩格斯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追封他为圣徒，把他列为殉道者。
托马斯·莫尔的悲剧很深刻，我觉得比苏格拉底的死给人类的启示更深刻。为什么乌托邦的构思者、憧憬者，总是像托马斯·莫尔一样命途多舛？从《旧约圣经》以来一直到圣奥格斯丁的《上帝城》，更早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西洋岛》，中国的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曹雪芹的太虚幻境，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康有为“大同书”，中外古今的乌托邦不胜枚举。但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所有乌托邦的缔造者，构思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更让人感叹唏嘘的是，乌托邦一旦被展开，几乎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血流成河。
近代世界，最苦难、最动荡、最奏响乌托邦狂想曲的是俄罗斯。普希金在阅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之后曾经感叹，他说上帝呀，就像我们俄罗斯人一样地忧伤，但是上帝也永远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曾经评论到，这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整个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20世纪俄国人的叹息和祈祷。
俄罗斯为何如此神圣却又如此忧伤？谁曾让俄罗斯辉煌，谁又让俄罗斯觉醒？第一封公开信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要多少鲜血去填充？俄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神圣、最伟大、也最可悲的乌托邦的幻觉，这深深植根于俄国的地缘和俄国的历史当中。
王康：大家知道，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联姻，接受了基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然后发生了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精神事件”。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第二罗马崩溃之后，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影响极其深远的几位宗教界人士，把眼光转向俄罗斯，转向莫斯科。1492年，当时德高望重的一个教父，叫左西马，他致信伊凡三世，说是俄罗斯从此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1510年，当时权势极大的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说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代表了人类和基督教的黄金时代，俄罗斯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继承人，俄罗斯就是第三罗马。伊凡三世征服喀山之后，自封为沙皇，沙皇的意思就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和蒙古大汗两种最高的世俗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新兴世界帝国（皇帝）的称谓。这个时候，俄国从上到下，王公贵族，僧侣，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深深的意识，俄罗斯已经是人类的希望。
但是俄罗斯在历史上，充满了和这种伟大乌托邦救世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实。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就是奴役，就是人压迫人，就是入侵，就是征服，就是血流成河。在欧洲，这种情况也曾出现。当社会上一种理想迟迟不能实现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要完成一种转型，迟迟没有到达这个目的的时候；当乌托邦的理想被变形、被背叛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有一批
人要站出来，说是先生们，你们走错了，你们欺骗了我们，这个理想已经被背叛了！我们不
妨把这种东西称为公开信原则，它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次演讲。当自由没有在欧洲降临的时候，欧洲就处于自己的公开信时代。但丁、哥白尼、（弥尔顿）、雨果、巴尔扎克、伏尔泰，海涅，都是欧洲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公开信的缔造者。客观来说，欧洲、西方，所谓的公开信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不用再用这种要付出各种高昂代价或者迫不得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也不绝对。而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当俄罗斯的这种天命意识、这种拯救意识降临的时候，俄罗斯实际上被专制、被黑暗笼罩。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广施暴政。他通过宪兵、密探、官僚和整个国家机器，迫害先进的知识界，同时他对土耳其和波斯发动战争，然后出兵华沙，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罗斯帝国的御用文人们，完全陶醉在这种虚假的貌似强大的俄国和他们的主子面前。沙皇的一个幸臣本肯多夫，他把官方的意见总结为三点，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无比伟大，俄罗斯的现在无比辉煌，俄罗斯的将来将使一切最大胆的预言、最乐观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年，俄国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1836年，普希金去世前一年，9月30号，俄罗斯著名的一份杂志，叫《望远镜》杂志，它的主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发表了一封信，哲学书信——《哲学书简》，也叫《哲学通信》，作者是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是俄国的贵族，禁卫军。他用法文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情人，然后由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是俄国第一流的文献。在这封信里面，恰达耶夫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热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热爱真理，是更壮丽的事业，我只能通过真理而不是通过祖国走向上帝。他说我宁愿伤害我的祖国，我宁愿使它蒙羞，我决不说一句假话。恰达耶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高尚的行为，我们从来没有激动人心地让崇高的道德发挥力量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对人类的价值，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重大的贡献，我们一直在玷污它们！我们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仅仅是教训！我们的本事就是奴役自己和奴役他人。他说俄国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过，俄国的道德一直存在着空白，俄国犯了一种“失言症”。《哲学书简》发表之后，在俄国社会引起极大的轰动，连第二年普希金的去世都被遮盖了，俄国人从上到下，不分贵贱、贫富、僧俗、老少，同声地谴责和诅咒这个俄国的叛徒。
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在官方的煽动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行暴力惩罚，尼古拉一世直接地干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刑，检察官被撤职，恰达耶夫本人被勒令永远不能写作，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版，然后他被宣判为疯子，必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的监护。
赫尔岑认为，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漫长历史黑夜当中放出的第一枪，它拉开了后来影响俄国极其深远的（长达）25年关于俄国历史命运、道路和前途的历史大辩论的序幕，它也是俄国19世纪中叶第一封公开信。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俄国的关于俄国的自我特性，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自我认识。
恰达耶夫对俄国非常痛苦和绝望跟强烈的否定，实际上找到了俄罗斯真实的自我意识，它是俄罗斯自我认识的精神辩证法，它直接地刺激和鼓励了斯拉夫派的诞生。
斯拉夫派最优秀的代言人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说他有公开信的话，就是用他的小说，感动和震撼了无数的俄国人的他的小说，
他的小说主人公，全是另外一个他。《群魔》这部小说，沙托夫是个主人公，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当中，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了经典的、全面的一个形容，他说在我的眼里面，人就是俄罗斯人，上帝就是俄罗斯的上帝，生活就是俄罗斯的生活。他对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也进行了一个经典的表述，他说，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民族，绝对不会甘于永远做一个世界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它必须要做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角色，否则它就不是第一流的民族。但是大家不要误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有很深刻的人类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借卡拉马佐夫说了一句话，他说，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为了思想、为了一个伟大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欧洲和全世界而存在的。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到欧罗巴去。有人说欧洲，那不过是一个坟墓，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个坟墓里埋藏着人类最高尚的、最伟大的、最天才的头脑！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炽烈的生活、最浪漫的思想、最伟大的才华！我会去亲吻这些冰凉的坟墓，我会在他们面前低下头来，流下我的眼泪。
热爱为何变成绝望，理想又为何走向恐慌？革命还是承受俄罗斯人终将如何选择？
王康：其实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化派，都是俄国最有教养的、最优秀的、最富于献身精神的殉道者，他们对自由、对俄罗斯都一样地热爱，他们极富人道精神。他们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发展到现代党派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从来没有到了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把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赫尔岑说，他们就是俄罗斯的雅努斯神，就是俄罗斯的双头鹰，他们共同地拥有一颗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
但是就连最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都绝望地发现，恰恰是在俄罗斯，“神圣”的俄罗斯，还存在着和基督教救世主义格格不入的巨大的现实，沙皇专制主义、农奴制、鞭刑、死刑、流放制度和国家官僚的邪恶和罪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比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所有的论争更重大、更严峻的问题，自称“神圣”的俄罗斯帝国、沙皇制度和整个俄罗斯国家，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精神？！
十二月革命党人被镇压之后，过了将近30年的黑暗时代，然后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开始演变成民意党人。
民意党人发动了著名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大学生们，青年知识分子，觉得俄国太黑暗，怎么办，必须唤醒民众，他们散发了大量的传单，他们办了“自由与土地社”，创办了民意党人的杂志，各种各样的宣言，都用公开信的方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俄国的农民，俄国的底层民众尽管遭受沙皇专制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他们对民意党人的革命理想并不感冒，他们也不理解。这让民意党人决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他们走向了恐怖主义，他们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把殉道主义、理想主义和恐怖主义结为一体。
1881年3月1号，民意党人经过多年的策划，成功地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事情之
后，民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叫《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被刺杀者的儿子。这封信是用很精美的羊皮纸印刷好的，丢在涅瓦大街的邮筒里，然后在俄罗斯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这封公开信很简单，它提出两条要求，第一，大赦政治犯，第二，必须重新由俄罗斯人民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然后他们说，我们在祖国和世界面前庄严发誓，只要新沙皇承诺放弃专制和镇压，民意党人就从此绝对地放弃暴力，绝对地服从由自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决定坚持要把这几个谋刺者判处绞刑，托尔斯泰听说这消息之后，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致亚历山大三世》，信是这样的，他说，陛下，您现在处于上帝和祖国的十字路口。你如果实行宽恕，以善报恶，我相信，俄国所有的叛逆者们，都会从魔鬼那个地方转到上帝这方面来，他说作为我，我托尔斯泰，我会像狗和你的奴隶一样，匍匐在你的脚下，亲吻你的脚背。他说慈悲和爱，将像泉水一样涌出，俄罗斯就会得到拯救。
我们可以看看，所有写公开信这些人，他们很深刻，但是他们很天真；他们很无私，但是他们很幼稚；他们很无奈，他们很绝望，但是他们确实代表了真理！
亚历山大三世置民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不顾，然后几名谋刺者被绞死，其中包括一名叫做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年轻人，他是列宁的哥哥。当然，亚历山大三世即或是一个圣徒，他也不可能接受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公开信的要求，因为他所属的那个帝国，他所成长的环境，跟这些圣徒们，那些对真理的追求者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要宽恕这些谋刺者，帝国的敌人，那就意味着他本人就不复存在。
俄罗斯帝国曾经是以神圣俄罗斯自命的，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是以沙皇这个称号自命的，到了19世纪末，经过二月革命，经过日俄战争，走到了沙俄帝国最后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这个时候，沙俄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完全寿终正寝，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变数。历史是在1917年的11月份，给罗曼诺夫王朝304年的统治划上了句号，俄罗斯的旧的帝国崩溃了，旧的拯救精神也失败了，被摧毁了，俄罗斯从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据说是真正神圣的、真正伟大的，不仅拯救俄罗斯，而且拯救全世界的新的救世主义，那就是十月革命。
沙俄帝国300年的血雨腥风留下了无限失望与悲伤，红色政权的诞生能否带来一片曙光？革命的乌托邦是什么？新的公开信何时现身？俄罗斯开始了怎样的探索？留给世界，带给人类的将是什么？
曾子墨：谢谢王康先生刚才给我们带来的声情并茂的非常精彩的演讲。那如果我们看俄罗斯，包括到20世纪的苏联，这些年所选择的制度，您会认为说更多的是俄罗斯的精神，无论是乌托邦的精神也好，还是弥塞亚救界主义的精神也好，造就了这样的制度呢，还是说反之，这样的制度可能导致了俄罗斯会有这样的精神出现？
王康：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它的精神造成的，还是它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因素造成的，是人造成的，还是一种更神秘的来自我们未知世界的那种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在苏联之前的俄罗斯的几百年的历史，包括它的地缘，这个地缘已经是文明化的地缘了；另外就是外界，我上次曾经说过，如果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先后入侵俄罗斯，如果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在《凡尔赛和约》上没有那么自私，俄国可能还会爆发十月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的那种极端性，或者走向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在这一点上，俄国的道路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不仅仅是本民族的历史地理或者主观的努力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在这一点上，尤其像俄罗斯这种大国，它的命运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曾子墨：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俄罗斯，它选择这样的政体，有了这样的制度，并且重新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大国的角色，这当中和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种精神，有着什么样直接的联系，这些精神是怎么样体现在今天的俄罗斯的？
王康：今天的俄罗斯和1917年前后的俄罗斯，还是面临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现在谁也没有能力来预言俄罗斯将来会走向什么道路，俄罗斯本来就是极其两极化的一个国家。丘吉尔是一辈子反苏反共的，和俄国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最后死之前，说俄国是一个永远，裹着神秘面纱的谜中之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地、很粗略地预言一下。将来的俄罗斯道路，天然会在，对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俄国的命运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走下去，我觉得现在看来很明确的一种趋向是，俄罗斯首先要融入欧洲，在精神上，它属于基督教世界，在地缘上，虽然它大部分，乌拉尔以东的地区都属于亚洲，但它的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它更多地还是属于欧洲的范围。
曾子墨：好，谢谢王康先生。关于俄罗斯的精神呢，我们在网上也征集了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沟通。这边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就叫做救世主，他说俄罗斯的救世思想产生的外部因素，刚才您提到了一些，那么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它本身的使命又是什么？
王康：首先是它的地理环境，这么大一个国家，横跨欧亚，遍布11个时区，没有崇山峻岭，没有沙漠，没有天然的自然屏障，所以它充满了入侵和扩张，充满了战争，它的苦难就特别深重，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在苦难当中，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拯救意识，就像犹太民族一样。这是小的民族、小的国家，一般来说，没法产生的，苦难不是那么深重的民族没法体验和产生的这种救世精神。我觉得俄罗斯的救世精神首先产生于俄罗斯的这块时空环境，它的外部，比如基督教的传入，拜占庭帝国的陷落，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列宁对卢森堡回答之后，列宁当时就是，我不要第二国际，我建立第三国际，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与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来自西方的一个神圣的理想，成为了俄罗斯救世主义（新）的理论基础，这是外国的。
它的今天该如何定义？它的明天是强权还是民主？俄罗斯的未来能否预言？
曾子墨：接下来呢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和王康先生进行沟通。
提问1：谢谢曾子墨。王康先生，你好。刚才听了你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
是您谈到了，因为俄罗斯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造成一种欧亚文化的一种冲突，还有它的历
史文化，还有它的那深重的苦难性，造成了它追求一种乌托邦的精神，那是否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其他的一种民族也具备这种乌托邦的精神呢？
王康：所有的民族，甚至所有的个人，都有乌托邦理想，都有一种救世主的精神，这是人的神性。人不是神，但是人有神性；就像人不是野兽，但是也有兽性一样。但是，像俄罗斯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我觉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像它的空间，它的国土，在全球上占六分之一，是独一无二的一样，这是所有的其他民族不可能经历的。
提问2：可以说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寡头经济遗留下来的一种状况，它上面这些暴富的人民使，暴富的人使得底下的人民非常非常地贫穷，像你刚才提到的公开信的原则，是否还会有人出来拯救这个，新的这种状况，还是说这种状况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或者说有什么改变？谢谢。
王康：俄罗斯的现状各说不一，我得到的信息是，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改善，而且速度比人们预料得要快得多。
像俄罗斯这种国家，过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经济发展可能不是衡量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普京，至于普京总统所有的内政外交，毫无疑问是立根于俄罗斯的现实上面的，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就是俄国的目前的那种，那种危机，是不是完全过去了。就像十月革命一样，它是诞生在俄罗斯300多年专制帝国废墟的基础上一样，在苏联74年的红色帝国的废墟上，能不能产生一个新的俄罗斯，一条（新的）道路，刚才我说了，我们没法去预言它。但是有一点，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经过了1991年的解体到现在，16～17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灾难，它自己倒蒙受了不少东西，车臣的“叛乱”，恐怖主义，但是俄罗斯在这个过程里，它应该是一个奇迹，仍然创造一种奇迹，不能由咱们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它。
我相信俄罗斯这种民族，能够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民族，产生了这么多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巨人的这么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要发展GDP，对他们来说，不说是小菜一碟，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个民族性不一样。我曾经说过，就是俄罗斯，他们有东正教的一个结果，他们对权力和财富……不太看重，绝对不能变卖，而且俄国从来没有产生（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像私有制，来自西方的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俄国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的情况下，俄罗斯居然能够经济上恢复了今天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提问3：曾子墨好，王康先生好。我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讲过了，就是俄罗斯公开信的产生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公开信这种形式，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王康：如果人们正常的愿望可以自由地、畅通地得到表达，没有必要写公开信，显然公开信的提出来，是在民意不畅通，自由没有被兑现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里，从广义上来看，人类状态永远不完满，永远没有，……永远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所以人类永远需要表达自
己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永远处于公开信的时代。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它的苦难深重，它的危机深重的话，那么它就更处于狭义的公开信时代。写公开
信的人，刚才我不断地说了，他们总是命途多舛，他们总是承担了时代的十字架，这是他们
必须承受的，这是他们的荣耀。
提问4：王康先生，您好，我是研究那个宪法、行政法的，并且您在后面似乎总结到就是，它的专制似乎来自于我们蒙古对它的入侵留下来一个遗产，而自由来自它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追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东正教的这种基这种理念，以及它跟那个天主教，以及作为天主教的一个改变形态的这样一个新教……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俄罗斯的启示，那么我们研究俄罗斯是有着中国问题关怀的。那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两个基本的倾向是，一个就是基督教化，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样一种理想或者说制度来覆盖中国原来的这种制度；另外一个就是儒家化，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就想问一下，对于中国道路里面，构成里面，基本两个方面，就是道统、正统，您有什么看法？谢谢。或者俄罗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王康：我来辩明一下，统治俄罗斯240年的蒙古统治，我坚决不认为它是我们汉民族的，我们祖宗的，孔夫子的儒家的那套思想体系，我们中国的一大悲剧就是蒙古人的入侵。
而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入侵和统治，是绝对的军事意义上的毫无任何现代价值的专制主义。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后来兴起之后，很多莫斯科贵族，他们的血统都来自蒙古人，通过千差万别、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渗进了俄罗斯的血液当中，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传统，相当程度应该说，确实来自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落。
王康：俄罗斯东正教大概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天主教，后来的新教，由于天主教在罗马化时期完全腐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定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尤其是财产权，个人的利己主义的西方的基督教。西方认可，包括新教，在东正教看起来，是对基督教的背叛和玷污，而东正教一个基础，就是俄国一千多年的村社制度，东正教的神教人员和思想家们就发展出一套理论，说在这个村社里，真正体现了上帝的兄弟之情，真正地体现了基督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
王康：道统和政统这两个很浓厚的中国色彩的词，放在俄罗斯的那个身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当然我懂你概念的意思。如果说俄罗斯的政统和道统，就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或者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俄罗斯帝国、沙皇专制主义，这两者之间，刚才我反复说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冲突，俄罗斯的世俗权力，它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它的所谓拯救精神，始终面临没有办法解决的（局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冲突的过程，恰恰依靠这种两极化的冲突，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发展。
提问5：曾子墨好，王教授好，刚才您谈到的是一个俄罗斯的过去，我们从俄罗斯的历史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民主并不是很彻底的，那么俄罗斯将来如果走上那个强权专制的道路，是不是随时都有这个可能？谢谢。
王康：有，不能因为旧俄时代的乌托邦破灭了，不能因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失败了，就得出一个结论，俄国就能够走上一条真正的光明大道，俄国的苦难和俄国的罪孽就会逐渐消失掉，不能打这个保票。
我坦率地说，我就在普京的身上看见了某种程度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苗头。存在的，俄罗
斯走向一种新的专制，新的大国主义，甚至新的扩张的道路，始终存在。首先就是它要重新恢复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版图，要重新统一俄罗斯，这可能是将来所有俄罗斯统治者们、领导人们一个巨大的梦想，可能也是俄罗斯人民吧，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某种愿望，它和乌克兰的关系，格鲁吉亚的关系，甚至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关系，甚至和波兰、东欧这些国家的关系，将来会怎么发展，很难说。
最近美国把导弹防御体系放在俄罗斯的门口去了，（俄罗斯）的军界已经发出声音，（俄罗斯）要做出强烈的军事反应，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欧洲的联合和统一的步伐，也让我们可以保持另外一种乐观态度。也许俄罗斯碰上另外一种天才人物，他真正能够顺利地把俄国真正地融进欧洲，而欧洲也敞开自己的胸怀，容纳这个让他们头疼不已的俄罗斯。我也不奇怪，如果30年、50年之后，欧洲合众国把俄罗斯也包括进去了，那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曾子墨：好，谢谢王康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演讲。的确，如果我们回顾19世纪的沙皇俄国，它所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样的俄罗斯精神，曾经对俄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王康先生，我们会把目光投向20世纪的红色苏联，来看一看20世纪的红色苏联又受到了什么样的俄罗斯精神的影响。
（ 凤凰台《世纪大讲堂》·2007年11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