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不知是哪一位老人，在一张书目上画了大约四十个圈——第一批图书解禁了。消息不胫而走，于是出现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达旦排队等待购书的现象。我当时在贵阳，以为这现象只是“我们贵阳”独家所有，还引以为家乡的骄傲。后来我听说，这现象其实遍布全国，不是只有“我们贵阳人”才如此爱书。我由是想到，此时排队买书和60年代初排队买米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饥荒年代的自然反应。排队人的兴奋之中明显夹杂着某种恐慌，与现如今全世界儿童同一天在超市门口排队等待购买《哈利波特》当然不是一回事。
不过，物质世界的饥荒好理解，身体的饥饿感及其后果一般不会引起争议。精神世界的饥荒却有点不一样，饿的感觉和后果都可以作多种不同的解释。我所认为的饥荒年代，现在就有人说是“激情岁月”。
所以我现在只说，那是我的饥荒年代。
细想起来，我的饥荒年代并非是从“文革”才开始的。从小学起我就喜欢读书，那还是20世纪的50年代。回顾一下那时我读过的书就不难发现某种左右着我的“导向”:《不死的王孝和》、《在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青春之歌》……与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那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只能是“革命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相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后来年岁渐长，也与我的同时代人一样，我变得更喜欢《牛虻》，那是因为牛虻是一个更富人情味的革命者。（仍旧是革命者!）要知道，喜欢这点“人情味”，在当时已经是对“导向”的一种叛逆，是独立思想的一种结果。但其实我们当时读的《牛虻》却只是根据苏联人的节译本译出，据说已删去了不少“不健康”的情节。
到我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时（记得是在遭遇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以后)，我的确曾有意识地违背“导向”去读书，不过那也是孙猴子的筋斗——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毕竟只能读到（和喜欢）“导向”让我看得到的书,《牛虻》算是一例。再举例说，我读过拜伦、雪莱……但却没有读过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我读过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丁玲……但却没有读过周作人、沈从文、穆旦、张爱玲、梅娘……我读过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但却没有读过安?别雷、纳博科夫、巴别尔、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任尼琴……没有读过是因为没有出版或没有公开出版，甚至见不到任何介绍性文字，所以对其中有些人我几乎是一无所知。也就是说，禁书远非始自“文革”，而且其数量早就大得惊人。还可以附带一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地偏爱俄罗斯文学，百分之百应归功于当时的“导向”。
如果人的精神能够照镜子，我相信这种“吃偏食”给精神成长造成的后果在镜中应该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文革”开始时我已读过不少书，其中绝大部分很快就要被划归“毒草”。那时候我在一个技工学校上学，好读书的习性早已使我显得有些“另类”（按当时的看法应说是“异类”)。因为“技工学校”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一个学生老看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当时的老师、同学眼里那就是一个“怪人”。顺便说一下，到技工学校上学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只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读普通高中才被分配去的。我到现在还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成分不好的反而要被培养成工人——“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像我这样的“怪人”其实是连“统治阶级”的一员也成不了的，而是注定了要被打入“另册”（“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在当时几乎是铁的法则。果然，“文革”刚一开始，我就被定为“反动学生”，打成“牛鬼蛇神”。一位“工作组”成员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道:“我告诉你，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要让他终生不幸!”
要说我这个“反动学生”，除了“思想反动”以外，能坐实的“罪行”其实只有好读书这一条。那位工作组成员好像认真检索过我读的一些书，有时候也会不无卖弄地与我论道:“你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嘛，他的思想最多只能赶上我们的孙中山。那比我们毛主席就差远了!”我不敢跟他论辩，他的气势太吓人。我相信他在说“我们的孙中山”、“我们毛主席”的时候，那个“我们”也是不包括我在内的。
“反动学生留待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中央精神”使我得以从运动中脱身。在被监控了大约三个多月之后，我又可以回家了。回家当然就会去逛书店，记得我兴冲冲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书店时，那景象真让我吃了一惊。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剩下几种书了。我站在那里，只觉得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几乎是当着售货员的面，我从书架上拿了两本《斯大林选集》就往外跑。
这以后我索性退了学，躲在家里读书。自己拟了个计划，系统地读。想读书，书好像就不是问题，我总是有办法找到我想读的一些禁书。后来则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去偷书。一家一家地偷下来，我们几个人的藏书种类（限于人文类）就超过许多家图书馆了。
说起来这事也有一个缘起。有一天，一位在某中学任“革委会主任”的朋友把学校图书馆的钥匙交给了我们，说是已清理了一批书第二天就要送造纸厂，让我们各自去挑几本留着。这件事打开了一种思路。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偷书的好处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著作,“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献 ,“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材料”,“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言论”的汇编……还有,《戴高乐回忆录》、《丘吉尔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等等。
时隔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当时的“内部读物”是分有等级的，行话称为“灰皮书”、“黄皮书”……诸如此类。我们当时当然顾不得这许多，狼吞虎咽地就读开来，那行状确实很像一群饥民突然闯进了一家高级餐厅。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读多少，我们一伙就已锒铛入狱，那些书自然是被尽数没收。不过我们被捕的案由却不是偷书，而是“反革命”。那时候赶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于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被捏成一个个不知其名的“集团”，有些地方则索性命名为“读书会”。我们几个人被定为在贵阳“破获”的“集团”（据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学生支部”成员，我们的“地下书库”简直就是天赐的“铁证”。
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狱时，离本文篇首所说的排队买书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排队买书之后紧接着是《读书》杂志复刊，头条文章的标题是“读书无禁区”。从那时起我开始与“饥荒”告别，渐渐地却发现，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让我相见恨晚。
我这才意识到，阅读原来也有花季，而我的花季恰巧就在我的饥荒年代。
写于2003年岁末
摘自《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