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哈耶克的关注，是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的重生同步的。作为当代最富创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关怀与思索显然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深刻的同情与共鸣。

一部权威的传记
《哈耶克评传》（以下简称《评传》）的出版引人注目。此前已经出版了一本由秋风先生翻译的《哈耶克传》（以下简称《传》，[英]埃本斯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秋风还翻译了一篇针对原著的书评，题为《一本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文中批评了“书中败笔”之后说：“埃本斯坦是写了哈耶克的第一本传记，但人们仍需要期盼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问世。”话音刚落，《评传》这“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就应声而出。中国知识界持续关注哈耶克，至少已经有十个年头了，这劲道看来是有增无减。
撇开与《传》的比较不谈，《评传》的优点是很明显的。首先，它无疑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征引文献有晚至2003年发表者，可见其写作的杀青时间也不会早于2003年，所以有关这个课题较为晚近的发现与观点尽入其彀中。第二，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是一位经济思想史专家，又曾担任《哈耶克全集》的主编，在哈耶克研究方面确有很深造诣。第三，把“哈耶克的旅程”放在“奥地利学派及其对手之争”这一背景下来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既开阔又清晰的视野。我个人很喜欢作者那种有点学究气、却一点也不过分的严谨，字字句句扣紧自己的主题，不让才情或材料牵着自己游离。举一例言之：提到1950年哈耶克去芝加哥大学前夕办理离婚一事只一笔带过，却加了个注释说：“关于离婚的细节请见 Ebenstein(2001,167-70)。”可巧！他在这里说的就是埃本斯坦的《传》。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

哈耶克在我们这里何以会引起如此的关注？我觉得，《传》封面上的广告语提供了一个比较直白的答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卫士。”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当前改革进程中的两大课题，因此，用《评传》译者冯克利先生的话说，哈耶克“日益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当然也是情理中事”。
然而我以为，还有更深的原因。国人对哈耶克的关注，是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的重生同步的。作为当代最富创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关怀与思索显然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深刻的同情与共鸣。
论及自由主义的关怀，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对个人自由的捍卫。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一种经济学理论或一种熔两者于一炉（如哈耶克所创建的）社会理论，当然不是“不自由，毋宁死”那样一种朴素态度的表达，不是“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那样一种浪漫情怀的抒发，也不是“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斯宾诺沙语）那样一种唯理主义自由观的论说。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被减低到最低限度”。哈耶克所秉承的始自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传统，关心的是每个人“在社会中可能享有的自由”。所以，他在论及自由时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态度、情怀或精神境界，而是“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米瑟斯语）。也就是说，他始终在思索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界定的自由（哈耶克称之为“消极自由”），对于曾一度迷失于各种高调自由观的我们，确实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没有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力

不止于此。哈耶克所探求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它能在“为个人的首创精神提供最广阔的活动空间”的同时，又能“为个人的努力进行有效合作提供最佳机会”。也就是说，他探求的是一种能使社会生活充满活力且富有成效的秩序。这样一种秩序，不仅能保障个人自由，同时也能保障社会进步。尽管“进步”一词容易引起争议，但我们也不难从常识层面确认进步的存在，尤其在社会开放、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明显带来许多文明成果的今天。哈耶克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便是文明。”看来社会进步也可理解为文明的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并不表示趋向某个“目标”，而只是在保持社会生活和人类文明的活力。只要设想一下相反的景象——社会静止和文明衰败所带来的僵固与凋敝，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文明来说，停滞的确就意味着死亡。
哈耶克所关怀和思索的，不仅仅是个人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而且是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如何才能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而从后一个问题的角度看，个人自由更加显得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没有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力，而创造力乃是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生命线。因此，个人自由一旦受到威胁，人类文明也就受到威胁。哈耶克一生亲历了多次这样的威胁造成的危机与灾难。他的关怀与思索，不是杞人忧天。同样，他在我们这里引起的反响，也不是邯郸学步。中国当前的改革进程以及近百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追求与挫折，都明显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之一脉，有着相同的脉动。

“自由派”与“计划派”之争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哈耶克是一名“卫士”?冯克利先生为《传》一书写的序言题名为“用观念战胜观念”，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提示。而在《评传》一书提供给我们的视野中，我们无需提示就能明白看到，战斗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
威胁个人自由和人类文明的，有强权和暴行，也有观念。而且，从长远处说，威胁归根结底是来自观念——荒谬的、糊涂的或偏执的观念。哈耶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是在与各种对手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评传》把这种争论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做了极为精当和清晰的展示与分析。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建构论的理性主义……所有这些对手在争论的焦点上都可以用“计划派”一词来概括。而争论的另一方即哈耶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则可以被概括为“自由派”。
所谓“计划派”，最简单的界定是，他们在“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上相信“计划”的优越性。这种计划当然是集中的而不是分散的。我们一度很熟悉的“计划经济”可以算得一种实例。当然，“计划”一旦成为“组织原则”，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势必会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推行。
所谓“自由派”，也可以简单地界定为，在“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上相信“自由”的优越性。用哈耶克的概念来说，就是相信“自发秩序”的优越性。这种秩序必然是“多中心”的，“市场经济”可算一种实例。“当秩序在人类中的形成是因为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自发意图进行互动，仅受制于平等一致地适用于他们全体的法律时，我们便在社会中拥有了一个自发秩序的系统。”这个“自发秩序的系统”，当然也不可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依存于“法治下的自由”这样一种政治秩序。

既然是认知活动，就有出错的可能

如果问题仅仅涉及信念，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宗教派别之争，本来就不是说理的事。但近现代各种观念的主要生产者是知识分子，从原则上说，他们据以立论的基础是知识。既然是知识，就必定不是来自信念，而是来自某种认知活动。既然是认知活动，就有出错的可能：观察不准、判断有误、推理不合逻辑等等。于是就有了辨析的必要、商榷的可能，争论就这样发生了。事实上几乎可以认为，在近现代的观念生产流程中，争论是必不可少的工序。
观念之争毕竟不是单纯的知识之争，总难免包含着信念的表达，有时候这会混淆争论的性质。对此，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曾以“交换的公正”（自由派的主张）和“分配的公正”（计划派的主张）之争为例，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澄清。在分析论证了“分配的公正”必然会要求“取消个人自由”并“实行一种严密的极权统治”之后，他说：“关键的一点是，它（指上述结论）仅仅取决于科学的分析，而不是任何价值判断。只有当我们就贯彻某种公正会导致什么结果取得一致后，对它们的选择才依靠价值判断。”真正有意义的争论是在做这种选择之前。“但是如果有人承认这一结论，并宣称他仍然宁肯选择一个以个人失去自由和少数人有无限权力为代价而实现了分配公正理想的制度，也不要那种个人自由和交换公正——在他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不公正——结合在一起的制度，那么科学就实在无话可说了。”但他相信，绝大多数人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都会选择能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所以他决心要把“最伟大的科学统一性的传统”和“就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表达信念的传统……结合在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工作之中。”（见《哈耶克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知识论问题

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从《评传》中可以看到，哈耶克一生不断地陷入知识论之争。在近代西方学术传统中，知识论可以说要多重要就有多重要，因为它们关涉到论者据以立论的知识的真确性。如果知识的真确性得不到保证，所有立论就会变得可疑乃至可笑。另一方面，一种观念的谬误也可以通过知识论的检讨得到揭示。因此，论者在任何时候都得小心脚下的知识论陷阱，不能不步步为营。反观我们这里，显然是缺少这种传统的。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人仅凭着奔放的灵感，在正需要下力气论证的地方靠文采过渡，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某种观念拼贴。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