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迄今半个世纪。有关的研究与评论文章车载斗量，数不胜数，打倒刘少奇而重组中央权力，打破官僚体制而重构中国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目的，早已被揭示阐释殆尽，无所剩义。今日再说文革发动，实乃重弹旧调，旧调重弹，谈出新意，谈何容易！本文之“新”，在视角，在方法，从微观的角度，以实证的方法，判断毛泽东文革概念的形成时间与决定发动文革的时间，进而从思想和心理分析得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倒刘受阻而激愤反应之下的临时起意的结论。百家争鸣，聊为一家，是耶非耶，读者明鉴。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文革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一章述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样评说：“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
很显然，这是关于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文革历史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对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时间的一个判断。认为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之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就是说毛泽东1965年11月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并决心付诸实践。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史最高权威机构之一，其观点代表权威的主流。
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历史，认真分析研判此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言行，就会发现，这一观点大可值得商量。按照这一说法，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到66年4月中上旬中央政治局遵循毛泽东旨意起草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正式发动文革，毛泽东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用于文革发动的思考准备，有关文革的组织措施与实施方案，都应经过深思熟虑与缜密考量。但实际历史却并非如此，文革发动，无论从成立组织机构到起草纲领性文件，还是从实施方法到开展步骤，一切都让人感到突然、意外与仓促，显得轻举妄动而准备不足，与深思熟虑大不相称。
不惟如此，在姚文发表之后至少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一词语都没有提到。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与表达，思想惟依赖语言文字而得以表现与存在。既然姚文发表时毛泽东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怎么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次也不见到他说到“文化大革命”，表达这一思想？这样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名义的堂堂正正、规模宏大、涉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他怎么能独自一人藏着掖着，秘不示人，隐而不发？
所有这些现象无不表明，毛泽东1965年11月就决心发动文革的说法，缺乏历史根据，不能成立。鉴于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的时间问题涉及到对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文革历史的准确判断与把握，于文革历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笔者愿从微观历史的角度，用实证历史的方法，根据毛泽东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历史时间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纪要》与《五一六通知》历史文本，试对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的时间重新进行考证，提出新的不同看法。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金观涛与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认为“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据此，“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用于传达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段特定历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关键词。毛泽东既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与领导者，从其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词的时间，我们可以判断作为指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思想观念)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的时间。
我们注意到，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中下旬。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陆定一。28——30日毛泽东对康生等人连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毛严厉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现在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注：这段涉指文革的谈话，不同版本文字表述各有所不同，本段文字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625。另有非正式出版物显示，3月20日毛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待考。）
就笔者阅读所及，这是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发起倒刘斗争以来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词语。毛泽东首次使用关键词“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间，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就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出现形成。
毛泽东66年3月中下旬方始形成文革概念，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间透出的历史信息，应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下面，我们从另一角度，从“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流行、使用角度，进一步说明这一事实。
“文化革命”作为一普通名词， 1950年代初就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当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使用过“文化革命”这一名词。不过，彼时的“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属同一语境，具有“革新”、“创新”和“建设”的意味，与后来也就是今日之“文化革命”有相当大的语义上的差异。1962年中宣部对“文化革命”作出一个定义，称“文化革命”为：“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文化革命”被注入政治意涵，人们在此意义上开始使用这一词语。
1965年下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逐渐成为政治热词，开始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央党政文件和高级领导讲话中。如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1月29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均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这一词语。《汇报提纲》由中央于1966年元月批发全国，周扬讲话发表在6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然而，十分耐人寻味，当中央文件和报刊不断出现“文化（大）革命”词语之时，正是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紧锣密鼓倒刘之际，而很早熟悉并使用过这一词语的毛泽东反倒对此熟视无睹，视而不用。这说明什么呢？这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在此一阶段，也就是在66年3月中下旬之前，毛泽东运筹帷幄、思索考虑的是打倒刘少奇，而未及想到发动文革。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纪要》作为历史文本，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纪要》是文革前夕中央批发的一重要文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毛最后一次修改日期为66年3月24号。我们注意到，《纪要》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一词，但都为原稿本来就有，而其中两处如此表述：“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这两处表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默认这一提法，默认“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近三年”，即清晰地表明，即便在3月24日他自己心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概念也还尚未完全形成。否则，他怎么会认同他尚未（或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近三年”？（仅此一点，《毛泽东传》所谓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之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的说法，便立不住脚跟。）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完全形成文革运动概念，而决定发动文革的呢？从前引讲话，我们已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五一六通知》则让我们更有把握地确认这一判断。《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标志。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产生背景及文本内容，就不难发现，这个所谓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其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它是专为批判彭真66年2月领衔制定的《二月提纲》而应运而生，而不是预先对文革运动设想的量身定制。这就就意味着，《五一六通知》因《二月提纲》而后生，如果没有《二月提纲》，就没有《五一六通知》，那么文革运动是否问世，也还是个问题。这不仅再次否定了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发表之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的说法，也锁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上、下限）时间范围。
据上，我们认为，毛泽东最初萌生文革想法应在中央批发《二月提纲》之后的2月下旬与3月上旬之间，而形成文革概念当在3月下旬，与此同时发动文革的决心亦随之下定，也就是，当毛泽东对康生等人说出“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一语之际，即为他决心（决定）发动文革运动之时。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在66年3月中下旬形成文革概念并决定发动文革，这不仅将毛泽东倒刘与文革这两大事件在时间概念上做出了区分，同时揭示了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让人们对一直以来混为一谈、视为一体的二者有一明了的观感，对毛泽东文革思想有更为清晰、准确的判断与把握，对解读文革历史也有一新的认识。
但问题接踵而至。既然毛泽东一直思考谋图的是打倒刘少奇，为什么到了66年3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冒出文革想法，从倒刘转向文革，亦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人们对此已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成效的宏观阐释，在这里，我们另辟蹊径，试从毛泽东晚年复杂思想、心理因素与性格特征的微观视角，作一探寻，给出解答。
前已述及，发表姚文元文章，目的是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打倒刘少奇，这是我们观察这一变化所以发生而不能不备的一个视点。中共有一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党内矛盾党内解决。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战争年代姑且不说，仅执政以来就处置过高、饶和彭、黄、张、周两大事件，采用的都是党内斗争方式，对刘少奇，亦自是驾轻就熟，一循惯例。
从《评<海罢>》一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运思。在这篇经毛亲笔修改的文章中，当年发生在毛、刘之间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路线之争，借由对1961——1962年所谓“单干风”与“翻案风”的批判，被巧妙地提出，并设置成为文章的核心与“要害”。毛、刘路线之争是党内讳莫如深的一节敏感历史，惟党内高层少数人了解内情，其他外人并不知晓。毛泽东意欲用这一隐蔽而又明确的方式，向党内释放倒刘信号。
然而，姚文发表后却遭遇北京党内高层的强力抵制，而抵制最力者是毛一度给予重望的彭真（1962年引发毛、刘严重冲突的问题上，彭真是站在毛的一边，坚决支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亦即在此一问题上是与刘相对的，毛泽东选择这一重大历史敏感问题作为倒刘斗争的切入口，党内当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现实可能反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考量，彭真的坚定立场让毛有理由把他划入属于值得信任与期待者之列）。关于彭真抵制姚文的具体情形与原因，此处不赘。惟彭真抵制姚文及后续行为对毛泽东的激怒影响及其产生的思想心理变化不可不察。这是使毛泽东倒刘斗争发生转向的催化剂与关节点，也是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触发点。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挑起党内矛盾，揭开斗争盖子，进而打倒刘少奇，而彭真和北京方面的行为无疑是在掩盖矛盾，捂住盖子，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如果说彭真最初的排拒与抵制，还可以以一时不能觉察领会毛泽东隐藏在姚文背后的深意为解释，毛泽东亦不妨暂且以认识问题而观察之，但在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借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谈话，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依然固持己见，一意孤行，联手陆定一于66年2月制定出台与毛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在毛看来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态度立场问题了。
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除7位常委之外政治局委员居首的要员，中央书记处是他协助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他的这一行为表现对毛而言无疑意味着：一、彭真与北京方面违命抗旨，跟自己作对，让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权旁落”的怀疑得以证实；二、倒刘斗争节外生枝，部署受阻，不能如期贯彻推行。毛自是怒不可遏，严厉谴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指责“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对整个局势的判断也因此发生了改观。
从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文章，毛泽东倒刘斗争正式拉开帷幕算起，到66年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时间过去了4个月。表面上思想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围绕批判《海瑞罢官》风生水起显得很是热烈，但实际上与毛泽东所设想的相去甚远，倒刘斗争不见眉目，倒刘部署无实质性进展。“政令不出中南海”，倒刘图谋受阻碍，这在毛泽东49年以来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毛泽东不啻是愤怒，更有震惊。
他第一次这么明确而切身地感到彭真妄自尊大，不听使唤，感到北京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变为阎王殿。64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党内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大程度上这是出于倒刘图谋的一种政治策略，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危言耸听的意味，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暗室想象的可能。可是当彭真及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违命抗旨”惹得毛龙颜大怒时，其系列行为在毛眼中无疑就是地道的修正主义的典型表现，是名副其实的一群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此，耸听危言成了不争事实，暗室想象变为真在实确，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亟需他解决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打倒刘少奇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以中宣部与北京市委为表征的一个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官僚体制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让毛泽东困扰不已、担忧不已，如今以一种触目惊心的严重形态集中暴露出来，与倒刘问题一样成为眉前之迫。
早在1956年毛泽东由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就获得一种教训和认知，官僚主义是破坏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最大因素，它的严重存在不仅影响党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更危及到政权的稳固，因而引发对官僚体制的严重关注与批判性思考。从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获得启示，决定用整风的办法来治理官僚主义作风，消除官僚主义现象。从1957年初始的整风（因局势风云突变，整风方始即转为反右）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年期间，这种以整风形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糅合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的主要内容，也是其运用于抓纲治国的主要手段。然而，尽管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影响党群关系与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给予严重关注，并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整治，农村进行四清，城市展开五反，但功效不显，治丝益棼。党群关系仍旧对立紧张，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各种行为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与消弭，在毛泽东眼中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严重，甚至发展蔓延到了中央党政机关，以至令滋生这些现象的官僚体制变得更为顽固和僵化，成为了毛泽东心中最大的隐忧。
除了对顽固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忧虑，毛泽东心中另有一情结，对其晚年政治思考构成重要影响，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毛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建设的乌托邦构想。这一构想与毛泽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气质与性格密不可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横空出世，就是这一构想的鲜明体现与实践尝试。大跃进运动失败，使毛放弃了经济建设的狂飙突进。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诗意构想，在毛心中，“六亿神州尽舜尧”、“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美好图景，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向往，不仅是正确的、可欲的，而且是伟大的、可行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将其形之于世而大行于天下。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历史思想因素与背景，1966年3月中下旬当毛泽东因数月来彭真和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系列抗旨违命行为致使倒刘斗争受阻而无法展开，愤怒不已，忍无可忍时，他那强悍好斗、“爱做一些惊世骇俗、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的“戏剧性”性格（白鲁恂：《毛泽东心理分析》）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长期以来他积压在心中对官僚体制的深恶痛绝和对中国社会的未遂构想随着对眼前现实的严重不满也一并被唤起，被激活。在毛泽东眼中，中国问题已不仅是打倒刘少奇个人的问题，彭真陆定一及其盘踞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变成“阎王殿”、“独立王国”，证明问题已十分严重，需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而从根本上全面解决，非通过一场广泛深刻的破旧立新的伟大运动而不能达成。于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在愤怒、震惊、痛恨、激动与兴奋等诸多激烈而复杂情绪的驱动下，毛泽东做出一项惊人决定——将党内的倒刘斗争推向党外，发动全国人民参入其中，彻底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以天下大乱到达天下大治——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结语
历史沉淀于词语，词语反射出历史。毛泽东1966年3月下旬第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间和《五一六通知》历史文本，是我们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原因的历史密码与指引。它不仅让我们得以窥悉毛泽东文革概念的形成时间和决定发动文革的时间，也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指引我们从微观视角潜入毛泽东思想与心理深处，探寻背后的动机原因。在微观显示下，我们看到，毛泽东因彭真等抵制批《海罢》及后续系列行为致使倒刘图谋实施受阻被激怒，将原本用党内方式解决的倒刘斗争推向党外，从而发动文革。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情绪成分与非理性因素，是倒刘受阻而激愤反应之下的临时起意，而非经深思熟虑的预设谋划，虽说在这临时起意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思想背景作观照。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微观解释，从根本上说，与打倒刘少奇而重组中央权力，打破官僚体制而重构中国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双重目的的宏观阐释，并无二致，但对动机原因的揭示，则大异其趣，于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文革历史解读未尝不是一新的认识。
本文据《毛泽东发动文革新探》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