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萧军的悲剧：想做高尔基而不得
萧军自视甚高，以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来类比为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说：“列宁对高尔基是谦卑的，高尔基能够和俄共产党合作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还莫如说是私人情谊。”萧军认为高尔基与列宁的交往，友谊大于主义，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亦是如此。
1941年7月，进入延安一年的萧军准备离开边区，另去他地。一年来的居住体验观察，萧军对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多有不满，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党政机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与等级制度，令其感到压抑郁闷乃至愤怒失望。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耿烈激勇性格，与好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也让他与所在单位和周边的人事关系弄得紧张，到处碰壁。在萧军看来，延安虽好，久居不宜，因而决定离去。
7月8日萧军写给毛泽东一信，请其约一时间与他作一次交谈，他要把一年的观感反映给毛，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
3年前的1938年3月萧军从山西临汾取道延安，准备上五台山打游击，因交通阻碍，滞留延安半个月。毛泽东闻讯先是派秘书前往问候，后又亲临招待所看望，并共进午餐。萧军得此礼遇，一方面为左翼作家新锐代表，更重要的当是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倒是萧军再次进入延安的一年来，两人反而未见有何过从。在萧军，或许觉得毛泽东公务繁忙，不便打扰，另一方面其傲岸的性格也不愿给人攀附的印象。
一周过去，未见回音的萧军有点心急，再给毛泽东写去一信。
泽东同志：
本月八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览。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三种：1、信未收到。2、近来工作过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二两项，我还愿意再等一星期，如属于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要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亦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七月十四日
萧军乃党外作家，非组织中人，以名字加同志称毛泽东，这种只见于1920—30年代党内等同职务的对毛所使用的称呼，萧军除了用来表明自己作为革命者的身份之外，亦在显示独立作家与政治领袖人格的平等。信中字里行间多少带点“通牒”的意味，可以见出萧军为人的耿直率真。
毛泽东因患较严重的肩周炎，不便于复信，派乔木传达萧军，信已收到，过几天与其接谈。果然，到了7月18日下午，萧军接示应邀到毛泽东住处，作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这次见面过程与谈话内容。
萧军去时，毛泽东正在院中散步，蓝布军装，圆口布鞋，行动缓慢，隔着数丈远彼此就打了招呼。谈话在新铺地板的简易客厅进行。寒暄过后，毛泽东抽出两支烟，递给萧军一支，萧军给毛泽东点上火柴。为这次谈话，萧军提前特意看了《毛泽东自传》，对毛说道：“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家……”
“我很喜欢文艺的……”毛泽东笑道：“有一次一些人问我，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怎样，我回答说，我好比一缸豆汁，鲁迅先生好石膏或卤水，经过他的指点，我才成了形，结了晶……浑水和清水分开……”
“你这比方很妙啊！”两人欣然而笑。
在谈了有关鲁迅的一些话题后，萧军向毛泽东提出准备的问题：“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
毛泽东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先问萧军：“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完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
萧军又问：“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
毛泽东答得干脆：“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可以到处批评。”
接着，萧军谈到他在延安的一年经过，观感，以至于动刀子的事。这动刀之事发生在不久之前，轰传一时。起因是，传言萧军涉嫌插足他人家庭，趁其夫妻不合，与L（洛男）女士谈恋爱，有关方面遂决定将L女士调离萧军所在的文艺月会。萧军乃月会负责人，调人其不与闻，且又事关己身，气愤不已，找到艾思奇，要求澄清是非，追究谣言起源，艾思奇答应暂缓调动。却第二天组织仍然找L谈话，将其调动。萧军感到尊严被辱，无比愤怒，在晚间的生活会上，将此事公之于众，威胁说，不把这谣言的人事弄清，休想叫L离开月会一步，如强行调离，就一拼到底。说罢，从身上抽出一柄飘着红缨须的短刀，狠狠地插在桌子上，会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
毛泽东笑道：“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毛的善解人意，让萧军颇生感动。
萧军又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原因在于，党员作家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而投机分子以文章作工具；非党作家，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毛泽东听了也很为此事焦急，表示不满，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对于延安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毛泽东认为一时难以避免，“现在苏联也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只有将来到了新社会“那是真正的平等社会了……”，“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
最后毛泽东对萧军说道：“你所说的全是对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是一般的问题，我要和洛甫同志谈谈，此后也叫乔木同志经常到你们那里联系，一定要改变。”
谈话从午后一时持续到晚上八点多方才结束。毛泽东给萧军留下“诚朴、心性纯厚、客观”的好感。而从毛泽东不知道文协负责人是谁，不知道丁玲调动工作，也不知道艾青、罗烽等来到延安，萧军判断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情况不熟，比较隔阂。
但这并不奇怪，当时党内分工，毛泽东没有主管文宣，对文艺界情况难以做到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不过，正是由此开启的萧军与毛泽东的过从与交往，给毛泽东增添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其多了一份对文艺界情况的了解，对党内外作家思想状态、创作情况也有了较为接近的观察与把握，触发和促使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发展走向进行新的思考。
由于毛泽东以及洛甫的挽留，萧军暂时放弃了走的打算。接着，他又给毛泽东写去两信，一为索书，一为前述洛男不幸在招待所早产鸣不平，认为是物质与精神条件恶劣，组织未尽关照所造致，向毛泽东投诉。
8月2日，毛泽东回复一函。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而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该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萧军当日即回复一函，诚恳感谢毛泽东指出其“病根”，承认信中所指“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萧军以朋友所书赠“居心须正大，处世要从容”为遵循方针，说：“居心我是极力学着正大的，可是这‘从容’却实在有些难学呢！也许再多活几年，再多些深些懂得人生，那时也许会好些。”
对毛泽东“再谈一回”的邀请，萧军表示因开会纪念鲁迅诞辰，5号左右方得空，如毛有时间，请来示相约，当趋前造访。毛泽东当然不是萧军所想的那样，一直忙着，直到8月10号晚上派人送给萧军一短笺，说此时得空，如萧军也有暇，可来一叙。
当晚月光如水，两人在月下院庭进行交谈。谈话比上次更透彻和随便，毛泽东以“敌人以弓箭射之，报之以弓箭，友军以弓箭，应执其手而劝告之”劝说萧军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应要缓和些；萧军提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和舒群、罗烽等与周扬争论的文章，很有些不满，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萧军提议毛泽东和罗烽、舒群等见一次，毛答应明天下午如果睡得好，就去文协。
果然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带着两名警卫从杨家岭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萧军临时叫来艾青、白朗、李又然，把艾青介绍给毛，此前毛泽东不知艾青其人。大家谈论热烈，时过午夜，毛才归去。
萧军没料到，翌日一大早，尚未起床，便又接获毛泽东来函：
萧军同志：
昨晚未唔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有暇否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萧军赶紧约上罗、舒、艾，一同到了毛泽东住处。随后，中组部部长陈云和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也邀到场。显然，这是为对口听取意见，解决这些与周扬等不同派别作家们的实际问题所作的安排。毛泽东谈兴很浓，和每个人交谈，说出一些让人听来新奇的话：“真理常常在党外……”、“党要受群众压迫……”、“我就爱那封建传统……”等等。中饭时，还叫来了家属和小孩。大家喝了酒，谈得很热烈。萧军向陈云反映一些末流作家借党撑腰，狐假虎威，提出文抗支书不该由半瓶子醋担任，并建议毛泽东制定文艺政策，出版文艺刊物和反映民意的日报，以造成舆论。
从7月18日接示首诣杨家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不算书函往来，萧军单独或与人和毛泽东仅见面谈话就达4次，且每次时长数小时。在毛泽东，短时间内如此频繁地与一位作家交往接谈，不说仅有，也当罕见。
作为知名作家，萧军不仅有崇高的文学抱负，也有强烈的社会理想，他要做中国最好的作家，像鲁迅那样，用如椽之笔，揭露社会黑暗，扫荡污泥浊水，影响国民思想，改造中国社会。他对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深恶痛绝，因而来到延安。但延安的负面现象，各种不如人意，又让他感到失望，在他踌躇彷徨之际，他见了毛泽东。毛的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让他感觉如同一位可为信赖的大哥（据悉，萧军延安有言：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是我大哥），给了他慰藉和支持，振作了他的信心与意志。与毛泽东交结，通过施予其一些影响，从而影响其他人，“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是文人萧军的动机与期望。
在毛泽东，这一时期正是延安整风的酝酿准备期间。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从而实现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绝对掌握，是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的初心与目的。文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毛泽东对文艺关注相对较少，为利于整风全面开展，他有意识地在补齐短板，熟悉情况（不久主管文宣的张闻天离开延安，下去调研，毛泽东接手而亲抓文艺）。此时萧军的“出现”，提供了一契机，萧是知名作家，具有代表性，通过他，可以了解文艺界情况，把握文艺家动态。虽说萧军好作揭露与批评，但其揭露批评的，客观而言，是现实存在的，一定意义上，与整风内容也是大体一致的，而且，从党外的角度，萧军的批评还可以帮助促进文艺界的整风。此外，仅是作为朋友，其豪放爽朗，侠肝义胆，也值得结交。
就这样，一个是极具个性的左翼独立作家，一个是正在努力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政党领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有了这段频繁密切的过从交往，并发展出一段推诚相见的革命友谊。
萧军和毛泽东成了朋友，因而得以获得能自由进出毛泽东住地的便利。他可以未经邀请，径直登门造访；有时路过，临时可以拐入毛的窑洞；在毛泽东吃饭之时，也会忽然闯入，坐一片刻；还陪同毛泽东与江青一起看戏、跳舞。
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加广阔与随意。从文学到政治，从做人到做事，从中共党史到国际形势，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例如，关于《红楼梦》，萧军问毛泽东喜欢那个角色，毛说贾宝玉，因为“他是革命家吔，他有一党……”。又如，说到做人曲直问题，毛以黄河为比喻，主张弯曲，只要达到目的；萧则以西洋拳击为比喻，提倡直道。还如，谈到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毛泽东评价：“这是蒋介石几年来做的第一件好事！”
萧军提到自己的孤独，说：“朋友虽有，但是不能谈什么……老婆又不能每天说教……”毛泽东回应道：“记得鲁迅引某外国作家说，人生活好比豪猪，不能太近——彼此相刺；……又不能太远——脱离温暖——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在一个生产集团里，这是没办法的。”
一次毛泽东问萧军：“你和周扬为什么弄不来啊！我看他是个好人……”萧军回答：“没有什么弄不来的。我和任何人全弄得来的，单看他们是否真诚地和我弄……我对于虚假的人是不饶恕的……”
另一次萧军仗着酒兴，谈到中共党内一些人事，对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的一些事情表示不满意，毛泽东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也承认“党内的箭比党外的还不好受……但必须要禁得起……一颗豆芽菜是容易死掉的，但是一棵树芽，它就总要绕着障害长出来”。
萧军听过洛甫、王明和毛泽东的演讲，比较三人，认为“洛甫知识分子专门气太重，缺乏热情；王明公式气、八股气太重，不顾对象。”而毛泽东则“比较通俗明畅，宜于教育和说服人，听者层较广。”毛闻而欣然，说：“你和农民讲话讲不通他会给你饭吃啊！”
萧军评价毛泽东：“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式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有一种“大智若愚的‘表现’”，“长处是能‘下人’和本色。”“秉承了中国儒家孔子的精神而应用了马列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以及五四时代‘经验主义’的传统。从他的文章体裁，见解，方法，看出他是受了胡适印象很深。而不是鲁迅。”自觉“从鲁迅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他们全是这时代的精华，我应该继承这些长处。”
进入1942年，随着延安整风的开展，丁玲《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文章发表引起很大争议，使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思考。4月7日他写给萧军一函：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七，下午三时
这“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关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事宜。毛泽东对萧军说，最近他感到文艺政策的重要性，开始留心思考有关文艺的问题，如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作家的立场态度、作家与一般人的关系，以及新杂文等，准备着手予以解决，想听取萧军这方面的意见。两人经过一番议论，拟定了一个座谈会的召开方式：“先个别开座谈会，然后开一总座谈会。”萧军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同意删去日前所写《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甚有借了同志们的血把自己伟大起来的人……”这句话，“怕太伤了那些曾经这样做的人。”赞同毛泽东提出“多描写群众，少描写领袖个人”的观点。
据《毛泽东年谱》，三天后的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
围绕文艺座谈会召开事宜，萧、毛过从再度频繁与密切。毛泽东函示萧军代为搜集各家意见，并望随时见告；萧军除了收集反映意见，还将文艺月报装订成册寄送毛泽东，作为参考资料，并去信催促早日开会。
4月27日上午，毛泽东函示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会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在毛泽东新居窑洞，两人先聊了一会开会的程序和办法，接着萧军又说起过去一般忽视文化人的现象，毛泽东面色不悦，一时沉默。话题遂转移到时局等其他方面。回到有关文艺话题时，毛泽东问萧军，艾青这人如何？萧军说：“他只是个优秀的诗人，绝不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深厚的一个伟大的心胸。”顺便又点评了几位熟悉的身边人：“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常凭感觉用事，罗烽能做事，精明干练，但缺乏一种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狭，带有过去秘密工作的作风。”
萧军重点提到丁玲，说：“她现在正在苦闷中，依我看她面前摆着三条困难的路：政治，文学，婚姻……”毛泽东问：“她的婚姻问题不是解决了么？”萧军解释道：“并不彻底……因为她本身动摇性大，把不稳，于是就受得好些误解。”“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
萧军和丁玲一度关系密切，但两人久生间隙，隔阂已深，甚至见面互不说话，尽管如此，萧军还是替她说了话，为其党内不公待遇表同情态度。毛泽东表示：“我还预备好好和她谈一谈……”
话到兴浓时，毛泽东对萧军敞开心怀，就一些事情的身不由己表示不满与无奈：“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字全要讨论过……”“我没入党时，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所以说，花子要了三年饭，给县长全不做，我这职业无毛主席不易也……”萧军也来了神，接茬说道。
谈话连同吃饭，持续了五六个钟头。
当然，除了约请萧军谈话，在此期间，毛泽东还邀集刘白羽、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歌颂光明派作家恳谈，从不同方面搜集信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为文艺座谈会做了周详准备。
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据萧军日记，到会人数约150人左右。毛泽东作开场白，提出关于文艺的6个问题。其后，萧军第一个发言，既呼应毛的讲话，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尽管在会前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但作为党外作家，在保持革命立场的一致性的前提下，萧军对文艺创作持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与毛泽东代表的党所主张要求的自是不尽完全一致。黎辛口述回忆文章称，萧军发言后，即受到乔木的批评（据萧军日记，此事似出现在5月22日也就是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也就不足为奇。会后萧军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以《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发表在5月14日的《解放日报》。
座谈会开完了，萧军准备到周边走一走了。然而，在将走未走的逗留期间，由于王实味问题，萧军卷入其中，不仅使自己惹上麻烦，也让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王实味挨批，提出退党，被视为叛徒。萧军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能算作叛徒，只能说是革命逃兵，他虽脱党，但仍在抗日，还是中国人；当然，这时脱党于党于他全都不利，从党员立场看，他这是不对的，但从“人”的立场看他，他所以退党是党内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是值得同情的。李又然认为言之有理，要他把这意见反映给毛泽东，萧军初始犹豫，不想管这“闲事”，但转念还是去了。
毛泽东因萧军深夜到访仅为王实味说项而明显懊恼，说他要脱党，也不是哪个强迫他。“共产党有这一条规定，没有入党的自由，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他要退党那也没有办法……他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所谓“别的问题”，指的是托派问题。萧军不知，王实味问题的政治定性，其背后乃是毛泽东的决定。
不惟如此。不识时务且仗义执言的萧军不满于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会上的群起攻之，不给辩护的权利，与中研院发生冲突，触犯众怒，引来108人的集体签名警告信。他把这一事件过程写成《备忘录》，送交中央和毛泽东住处，自视“这《备忘录》就是共产党和我友情的试金石。”却二十多天过去，《备忘录》泥牛入海，杳无声息，萧军始而愤怒，终于悲凉——“体味到了‘鸟尽弓藏，兽尽狗烹’这话的本意。”
自卷入王实味事件，到1945年11月离开延安前夕，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除了45年2月一次舞会上的偶遇，萧军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他的人生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他因斗殴伤人被判6个月徒刑，缓期两年；又自我放逐，携妻子儿女到贫穷山区安家落户做农民，自食其力4个月。在此期间，他前前后后写给毛泽东十多封信，有为纪念鲁迅邀请演讲的，有反映侵犯群众利益、妨害军民亲善现象的，有抗议文委停刊《文艺月报》而告知的，也有对时局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看法与建议，还有在判刑之前不无“托孤”意味的私下请求，以及希望给一机会面谈的恳请。除了乔木奉命有过一回探询，余皆未见回应。据悉，《萧三日记》记载，毛泽东跟萧三说，萧军这个人毛病大，要让他受点罪。
萧军似乎并不在乎他写给毛泽东的那些信函没有回应，但对其中提出希望见面的请求却抱有强烈期盼。求见信发出后的十来天里萧军一直心情忐忑，等待回音，时间越后越是焦虑，甚至“常常注视过河的人，是不是来给我送信”，大有望断秋水之意味。“从等待毛泽东的复信的心情体验，使我懂得了早先那些‘忠臣’的心情”。萧军向来心高气傲，自负甚高，且桀骜不驯，特立独行，而如今为得接见，以至于斯也，比较当初的傲岸孤高，仿佛换了一人，此一现象实在耐人寻味。
抗战胜利，在萧军等待重返东北而离开延安的前夕，毛泽东派车将他接至枣园谈话。这是时隔三年后萧军第一次踏入毛家，也算是告别。两人都在有意地回避触及不愉快的过往。萧军对毛泽东说：“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的……”毛泽东则提到他的入党问题：“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怕自己发脾气……”为适应环境，改善待遇，在亲友的多次劝说下，萧军萌生过入党的心念，也有过这方面的表示，但一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不要紧，发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摩擦……”数年后，萧军在东北加入党组织，但旋即被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而排除党外。
从1941年7月到45年11月，萧军在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一段让人称道的密切过从与交往，这一交往一定意义上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从萧军日记可以看出，他与毛泽东的交谈触发了毛泽东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进而对毛泽东提议并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有案可稽。虽然文艺座谈会的内容，未必就是萧军所想的那样，而其后来效果，恐怕更是南辕北辙，但那已是另一回事了。
萧军自视甚高，以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来类比为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说：“列宁对高尔基是谦卑的，高尔基能够和俄共产党合作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还莫如说是私人情谊。”萧军认为高尔基与列宁的交往，友谊大于主义，他与毛泽东的交往亦是如此。在萧军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倒过来，就未必如此。对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主义高于友谊，政治现实盖过私人情谊，萧军所以在王实味事件后受冷落，已将这一点演绎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们在考察萧军与毛泽东交往关系时不能不予以留意的。
202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