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情与爱
萧象
革命＋恋爱，是革命年代流行于革命者之中最常见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革命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革命是工作，恋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相辅相成，缺一为憾，少一不可。革命者，年轻人也，思想新潮先进，观念超群拔俗，干革命，出生入死，壮怀激烈，颠倒旧世界；谈恋爱，不遑多让，轰轰烈烈，一往无前，构筑新乐园。因而行为表现与爱情人生，与过去书上看到的革命清教徒形象大不相同，其色彩斑斓与复杂丰富以及悲情，很是超出一般常人固有之印象。
1923年莫斯科东方大学迎来了第一批中国女生，填补东大向无中国女生的空白，让中国男同胞们终于挺起腰杆，感到扬眉吐气，有了面子，与他国同志相比，不再自愧不如。这批女生中来自湖北的陈碧兰容貌秀丽，活泼可爱，最引人瞩目，很快就有三人向她发起进攻，表达爱意，尽管陈碧兰已是名花有主，罗敷有夫。结果，三人之一的罗觉即罗亦农，捷足先登，喜获芳心。罗亦农，旅莫支部书记，职务最高，因此大家也不免有点鄙薄陈碧兰，说她爱的不是人，而是地位。同居一段时期后，陈开始流露出对罗的厌倦。回国后，陈碧兰千方百计地躲避罗亦农，情急之下，罗写出血书，陈心有不忍，继续维持两人关系。1925年秋，陈碧兰从郑州调上海，带来一封罗亦农写给彭述之的信，请彭予陈以关照。熟料，不久彭述之自己也陷入一场恋爱纠纷，不能自拔。这就涉及到党史上一场有名的爱恨情仇。
蔡和森与向警予，琴瑟和鸣，是早期党内的模范夫妻。向警予个子不高，端庄沉稳，一身女学生装束，于都市浮华，不染一尘；警予严肃正经，不苟言笑，最恨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人称“革命祖母”。瞿秋白调侃，说向是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1925年，蔡和森远赴北京，向警予留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与彭述之、郑超麟居住同一亭子间。中秋之夜，警予突向述之表露爱意。述之不知所措，诉诸郑超麟。郑超麟告诫：“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彭述之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可是，情爱的闸门一旦开启，再也无力量可以阻挡爱的潮水，向、彭两人很快就情不自禁，迷失于爱河。
蔡和森北京归来，感觉蹊跷，向警予做不出瞒骗，和盘托出。翌日，中央主席团（常委会）在楼下客堂间开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都到会，还有CY和上海区的人列席，向警予也参加会议。会议完毕，陈独秀正准备宣布散会时，蔡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大家大吃一惊，因为这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会议陷入沉默。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向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不做一声。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还是一声不做。无奈，中央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共常驻代表的。（《郑超麟回忆录》）
彭述之为失去爱而伤心，每日喝酒，藉以消愁。他记起罗亦农的嘱托，时不时去看一下陈碧兰，尽义务，亦消寂寞，陈也常来中宣部看彭，这一来二去，你来我往，两人情愫暗生，竟然好上。这不奇怪，就彭而言，警予去后的空白需人填补；而陈本已烦罗，罗在莫斯科地位高，而在中国，彭是中央委员，罗乃一地方干部，爱攀高枝，是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周围同志们起哄叫好，要彭、陈请了客，等于公开了关系，而罗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后来中央调罗亦农来沪任江浙区委书记，两人情事，再也无法包裹。瞿秋白召集当事人开会，劝说罗、彭两位好朋友不要为此伤了和气，瞿并用一法语词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说及陈碧兰。其后，三人关系，表面上一如往常，看不出破绽。甚至有一次彭、陈尚未起床，罗来汇报工作，彭躺在床上，陈睡在一边，罗报告工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倒是旁观者的郑超麟愤愤不平，看不下去。（《郑超麟回忆录》）
罗亦农渐渐抬起头来，由湖北省委书记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找到了自己新的爱人，她就是四川姑娘诸友伦。在一次演讲会上，罗亦农注意到台下有一双眼睛老是出神地望着自己，暗自欣喜。便将此事及女子外貌特征告诉了郑超麟，要郑猜是谁，郑一听就知道是诸友伦。但褚友伦是贺昌的爱人，而贺昌此时远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罗、诸爱恋并同居，招徕党内同志议论，贺昌隐忍，没有出声，是执教上海大学的施存统等一帮师生仗义执言，施存统说：“如此一来我们的恋爱和家庭太没有保障了。”提出“我们的女同志至少应当先同现在的爱人正式分离之后再去爱别的人。”彭述之自己节行有亏，怕惹火烧身，表示反对，认为那是知识分子的恋爱观，是有害倾向，打压了下去。
施所以出此言，有切身之痛也。1924年下半年张太雷从莫斯科归国，担任《民国日报》主编，家人不在身边，一人住在慕尔鸣路，施存统一家搬来为邻。施夫人王一知，从事妇女工作，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与太雷谈聊很是投合，相互引为知己，不久便住在了一起。施存统痛不欲生，歇斯底里发作（有说导致眼睛失明），住进医院。幸有女学生钟复光给他来信，表示同情和愤慨。施存统得以疗伤而康复，两人结为伉俪。施存统也更名施复亮，以寓重见光明。
罗亦农与诸友伦好景不长，因诸去莫斯科读书而两人最终分手。当时留学莫斯科的，另寻新欢的多，顾恋旧情的少。朋友都为罗亦农捏一把汗。诸友伦到莫斯科后果然传回新的爱情故事。莫斯科，既是一些人恋爱的乐园，也是另一些人恋爱的墓地。
在罗、褚、贺这三角关系中，贺昌成为落败失意者。朋友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相安慰，应景而贴切。贺昌乃中共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大名鼎鼎，无人不识，无人不敬。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立于潮头的贺昌，不久与另一朵同样立于潮头的浪花，相遇相激相拥抱，为革命＋恋爱再添新章。
这就要引出一段更为曲折复杂、甜蜜又苦涩的情事。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浏阳三杰”之一的黄颖初（另二人为谭嗣同、唐才常），其女黄慕兰，天生丽质，冰雪聪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逃往武汉而参加革命。其美貌才情，据说令郭沫若、茅盾倾慕不已，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某作品主人公之原型。黄慕兰在武汉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相识而结婚，宛有家室，也是包办婚姻。1928年5月宛希俨在江西赣州被捕牺牲。黄慕兰与饶漱石一度过从密切，28年底黄、饶同时乘船被派往上海，黄在党中央任秘书兼机要交通，饶在团中央任秘书长。黄慕兰遇见已在武汉认识的贺昌，贺对黄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鼓励黄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同时劝黄“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让黄颇受感动和鼓舞。两人在接触中不断加深了解和感情，经周恩来同意，黄慕兰接受了贺昌求爱而再结良缘。
黄、贺结合，众人均表祝贺。唯饶漱石吃醋，对黄冷嘲热讽，说黄攀上中央委员的高枝，不把他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黄一娇弱女子，哪受得这样的嘲讽，思前念后，一时恍惚，将密写的会议记录本落在黄包车上，觉得坏了大事，对不起组织，无颜见人，跳进黄浦江，图一死了之，被水上巡警发现而获救。羞愧之下，胡编故事应付警察问询。第二天《申报》刊出“妙龄女郎失恋自杀遇救”新闻报道。周恩来获悉前后经过，对黄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以瞿秋白与杨之华为模范，要黄不必在乎他人说三道四的凡夫俗念。
1931年秋，贺昌奉命离沪去江西苏区开展武装斗争。同年1月，受中央特科领导，黄慕兰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身份，参与营救被捕的同志。因而结识律师陈志皋。陈志皋出身名门，父亲陈其寿，前清二品大员，陈志皋办案，黄金荣见了也很客气地称其“二少爷”，足见陈家在上海滩的地位影响。陈志皋同情革命，思想左倾，对黄慕兰一见倾心，慕其美貌和高雅。黄以已脱离中共组织的宛希俨遗孀身份相告知，隐去了其他。通过陈志皋出面，黄慕兰参与的救援成功地救出了关向应，及时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报告党组织，并成功办理登报“伍豪启事”，粉碎了国民党的污蔑造谣。一连串的合作，使陈志皋对黄慕兰越发爱恋不已，并正式提出求婚。考虑到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影响及其对救援工作的重要性，党组织极力玉成这桩特殊婚姻，对她说：这“将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至于“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绝不会埋怨你。”（《黄慕兰自传》）于是，黄慕兰又嫁陈志皋。
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女性的“美色”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与杀伤力，因而具有天然的优势，为了革命的需要，女同志作出了更多的牺牲和贡献。琼崖一隅，黄振士和吴觉群是一对志同道合相恋7年的革命情侣。为统战当地豪雄王昭陵，地下党负责人的黄振士和陵水县党组织决定，把才貌双全的吴觉群嫁与王昭陵作小妾，以换取王对革命斗争的支持。（孔捷生《林莽深处的悲剧英雄》）
左联知名女作家关露，1939年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卧底特务头子李士群身边，收集情报，伺机策反。潘汉年专门叮嘱关露：“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如果辩护，就糟了。”关露答应：“我不辩护。”（胡绣枫《我的姐姐关露》）关露独当一面，利用李士群关系获取重要情报。抗战胜利，关露被国民政府以“文化汉奸”列入通缉名单，党组织及时将她安全转移到淮南。踏上解放区，关露心情激动无比，不仅是可以脱下伪装，而且可以见到日夜思念别离八年的心上人了。
抗战初期关露在工作中结识王炳南，两人情投意合，确定恋爱关系。抗战八年，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重庆，尽管关山万重，但凭借鱼雁传书，相互思念更为深稠。得知关露抵达淮南解放区，王炳南欣喜若狂，当即决定乘飞机到淮南看望关露。当他把自己与关露的恋情和打算报告周恩来时，周恩来予以劝阻，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留下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周语重心长，对王说道：“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丁言昭《关露传》）为革命为大局，王炳南万般无奈，忍痛割爱，与关露中断关系。关露接获绝交书，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受此打击，大病一场，从此心如死灰，终身未嫁。
前面提到的瞿秋白和杨之华，其婚恋，当年在沪上，也是新闻一桩。1923年瞿秋白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大是国共合办而主要由共产党掌握的一所学校，学生多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瞿秋白新从苏联归来，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傲然而沉稳，热情又略带忧郁，鼓吹社会革命，写得锦绣文章，让一帮学生尤其是女生很是着迷，王剑虹和丁玲为其中佼佼者。瞿秋白是由施存统而认识王剑虹和丁玲的，对她俩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和爱好文学颇为赏识，便介绍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做旁听生，三人由朋友而师生。王、丁是闺蜜，某日丁玲意外发现王剑虹在炽热地暗恋着瞿秋白，便当着秋白面捅破窗纸，秋白欣喜不已，他自己也在偷思着剑虹，没有表白而已。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结婚。但很不幸，同年7月王剑虹染肺病而去逝。
就在这时，杨之华闯入瞿秋白的生活。杨之华1923年年底入读上大社会学系，入学时校园轰动，无不争睹，惊为天人。当时杨已结婚，是沈定一的儿媳，丈夫沈剑龙；沈定一为中共一大时最早的59名党员之一，受其影响，儿子媳妇双双成为青年团员。但小两口是旧式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婚后不谐，加上婆媳不睦，杨之华就离开了沈家，求学上海，另寻出路。1924年5月的一天，杨之华临时奉命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汇报有关妇女情况，不意翻译竟是瞿秋白，让她大为惊喜。其后，瞿秋白介绍她入了党，两人关系逐渐密切。秋白很快走出了丧妻之痛。11月秋白和之华一起到了沈家，与沈剑龙商谈离婚事宜，三人心平气和，谈了整整一宿。很快，上海《民国日报》登出三人启事：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如此男女新鲜事，前所未闻，沪上哄传一时。
该说丁玲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翼女作家，丁玲的情感心路十分复杂和丰富，极具浪漫色彩和戏剧性。24年丁玲离开上海到北京求学，结识大一岁的文青胡也频。感动于胡的一往情深和千里寻踪的不懈追求，允为朋友与伴侣，并开始一段柏拉图式的同居生活。凭小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登上文坛，一举成名。此时冯雪峰出现，彻底搅乱了丁玲的一池春水。冯与胡同龄，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但学识、见识、才华、修养、谈吐，无不超凡拔俗，是那种愈多接触愈觉有味的老酒型魅力男人，丁玲不觉被倾倒被俘获，沉迷其中，不能自已。也频自是难以忍受，终与雪峰挥拳相向。雪峰离京南下。不久丁、胡觅居西子湖畔，雪峰从中帮忙，并不时来访，再掀三人心底波澜。困惑之中，也频接受好友沈从文点拨，丁玲也听从朋友劝说，两人开启由柏拉图式而弗洛伊德式同居生活，从而结束一场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却不明就里的三角恋情关系。（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20天后与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一道英勇就义。是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也频牺牲后，丁玲旧情复燃，没了羁绊，爱更炽热，却雪峰已有家室，一直保持理智克制，因而注定没有结果。爱如潮水，无地倾泻，丁玲变得心灰意懒，转与史沫特莱英文秘书冯达同居，直应了那句老话——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丁、冯到底不是一路人，36年秋，丁玲与冯达分手，逃离南京，远走陕北延安。
在延安丁玲作为知名人物受到热烈欢迎和尊重，但个人情感一直无处安放，直到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看上陈明。但丁、陈两人，无论年龄、经历还是地位，相差巨大——丁玲35岁，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两个儿女；陈明22岁，毛头小伙，情窦初开。丁、陈之恋，陈明压力山大，面对丁玲的爱情攻势退避三舍，另择年轻的席平结婚生子。丁玲深受打击，十分痛苦。丁玲小姐妹罗兰痛斥陈明无情负义，逼其离婚。陈明感到给丁玲造成伤害，深自内疚，再次作出决断，负席不负玲，与席平离婚。丁玲陈明最终成为夫妻。（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中国共产革命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反礼教和个性解放，主要涵义就是走出家庭和恋爱自由。而《共产党宣言》也蕴涵着消灭家庭的思想观念。1923年苏联女革命家柯伦泰发表流传甚广的小说《三代人的爱》，主题思想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流行的“一杯水主义”性道德理论不谋而合——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恋爱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革命，原本就是对传统秩序和旧式道德的颠覆，加上五四的恋爱自由观和苏联“一杯水主义”影响，第一代革命者抱持非同寻常的人生观与爱情观，因而在危机四伏和动荡不安的大革命时期演绎出了非同寻常的爱情人生。不独都市革命者，流风所及，边远的湘南郴州也闻回响。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到了延安，抗战爆发，国共二度携手合作，延安居西北一隅，中共一时处于相对平安而稳定的发展期。于是，那些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有了闲暇开始考虑因倥偬戎事而耽搁了的个人问题，或者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爱情婚姻与个人幸福有了新的认识和追求，适逢此时大批城市女学生涌入延安，为择偶配对、再度选择提供了条件。延安出现婚恋与换妻潮。只不过，丁玲、陈明那种老妻少夫的婚恋组合在延安实属罕见，延安常见而普遍流行的，是与其相反的大男小女式婚恋模式。
1937年，领导找到22岁的女干部王定国谈话，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他的身体，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穷孩子出身，经过长征，一切听党的，二话没说，爽快应答，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到这位小自己32岁的姑娘，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就结婚。
18岁的北平女中学生于若木，在抗战感召下进入陕北公学，被中组部选中去照看流鼻血旧病复发而休养的陈云。看护期间，并无他事，陈云常与若木聊天，问她身世和经历，并介绍自己的过去和情况，渐渐地，若木对这位大自己14岁的中央首长有了亲切感。一次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有没有谈过恋爱？于若木羞涩地回答自己还小，没有谈过恋爱，陈云接着问她愿不愿意与自己交朋友？在若木给出肯定答复后，两人有了进一步交往。不久陈云与于若木结为伉俪。
江苏女孩李力群，徐州省立师范优秀生，17岁与同学投奔延安，19岁嫁给35岁的高岗。耄耋之年回忆当年往事，依然不脱那种快人快语：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
李力群之前，高岗有过一段短暂婚姻，对方是小脚，组织出面，劝说离婚。所以，高岗属于离婚再娶。萧军在延安对此类见闻有一则记录：她是陕北人，保育主任委员，小脚，识得几百字，丈夫是中级干部，结婚二十年。丈夫在外“打游击”，她对他说：“你要恋爱就结婚，我不反对，我反对打游击……”他向她提出离婚了，她说：“好的，你要找几位朋友来，要他们证明，并不是我打游击……”朋友们找来了，这些朋友也全是丢了旧老婆讨新老婆的人。她说：“我知道你们是和他一样的人，我不管，我只是叫你们证明，并不是我打游击，是他和我离婚，假如将来有风声传出来，我就找你们……”（萧军《延安日记》）“打游击”，当时延安流行俚语，等于当下网络语“约炮”，文明表达就是两性之间的随意结合。
固然，延安婚姻多“包办”，但也有经过了解而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例如骆岚，西安女师毕业，1938年18岁进入延安，自定择偶条件，与其经历差不多的知识分子，年龄只能大两三岁。好心人将她与三五九旅政冶部副主任王恩茂撮合，骆岚觉得王恩茂（大骆7岁）不符合条件，不是意中人，所以，态度并不积极，两人在一起，没有多少话说。但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互相往来、交谈，特别是看了王恩茂的日记，知道了他的过去，对他的思想、品德、工作、学习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骆岚感到王恩茂是个值得信赖和爱慕的人，认定将来他会成为一个好伴侣、好丈夫，可以托付终身。1942年除夕两人喜结良缘。
这种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并不多见。惟其如此，弥足珍贵。
202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