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是古人对歌唱艺术的推重。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声乐艺术在器乐艺术之上。这种看法，在今天未必会得到认同。毕竟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等大师并非以歌唱而名世，虽然帕瓦罗蒂活着时也曾风靡全球，万千俗众最为倾倒的也是邓丽君等歌星。古人所谓丝竹之音不如人的嗓音乃是因为歌唱艺术不仅有音律，还有歌词，而歌词发抒胸臆，表达真情，最能动人心魄。且歌唱带有表演性，歌者表情容仪，活色生香，加之歌喉婉转，曲尽柔肠，自有颠倒众生之妙。
古之歌者亦多，然被人视为下贱，“帝王家谱”的正史自然不载，所以，考察古之歌者只好到所谓“猬杂”“鄙俗”的笔记杂录中去找。但那里所记也十分简陋，大多只记下几个人名，所以等于不记。宋人王灼的《碧鸡漫志》所记古之歌者颇多：“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战国时男有秦青、薛谈、王豹、绵驹、瓠梁，女有韩娥。汉高祖《大风歌》，教沛中儿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汉以来，男有虞公发、李延年、朱顾仙、未子尚、吴安泰、韩发秀，女有丽娟、莫愁、孙琐、陈左、朱容华、王金珠。”王灼所记，不知所据者何，战国时的韩娥，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也记过，然除了人名，这个女歌手身世及艺术活动全都湮灭无闻了，其他更无论矣。李延年，因为他的妹妹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演出了一段使帝王神魂颠倒的故事，《汉书》有载，故可寻得只鳞片羽，但也不过被目为宵小佞幸之徒而已。莫愁，野史有记，然来于文学创作，是否实有其人，大可存疑。乐府诗云：“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记歌女应帝王之召也。而王灼引古乐府诗考证曰：“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阳亦有之，前辈言‘乐府两莫愁’，正谓此也。”其引诗一谓：“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此莫愁乃是嫁于豪富之门的女子，与歌者无关了。
延及唐代，帝国繁盛，四海升平，且出了个李隆基这样一个风流自赏，通晓才艺的皇帝，所以艺术上也灿如星汉，空前繁荣。不仅文学上才人辈出，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就是歌舞音乐等艺术领域，吸收西域各国的艺术营养，也形成了才调绝伦，蔚然大观之气象。仅就歌唱艺术来说，就有很多著名的歌者。一方面，是因为皇家有教坊这样的专门艺术机构，养了很多歌舞表演人才。教坊分左右，“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而成习”。教坊内，还教习训练一些弹奏琵琶等丝竹乐器的女子，谓之“搊弹家”，就是器乐演奏者。这样把宫廷祭祀、犒军、宴乐等表演的艺术人才集中到一起，由皇家供养，其规模相当于今世一个相当大的艺术表演团体，所以各种艺术人才都相当杰出。而且，自汉魏以来，官宦豪门之家，富商大贾之门，有蓄养歌妓之风尚，白居易有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可见调教歌妓，乃当时之风习。白居易又有诗云：“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如芙蓉声似玉。”白居易就曾有小蛮、樊素两歌妓随侍左右，在与朋友的宴乐雅集间献艺助兴（私家蓄养歌妓，历代不绝，以为豪门富家声色之娱。宋人王灼自叙绍兴年间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碧鸡漫志》列唐代歌者男女计三十六人，唐人段安节的《乐府杂录》中也谈及歌者十人之多，这还不算众多的民间歌手。白居易诗云：“《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可见唐代歌者之盛。
大唐因歌艺而取荣华者，当首推李龟年。《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制《渭州曲》，特承顾遇，于东都起大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看来，李氏兄弟不仅工于歌舞，尚能作曲。唐代有《荔枝香》曲，亦李龟年作，《碧鸡漫志》引《脞说》语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笼时，香满一室，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宣赐甚厚。”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飞马扬尘，送荔枝也；妃子欢笑，不独为果香，亦为曲妙也；此曲何人所作，李龟年也。故“特承顾遇”也，“宣赐甚厚”也，“逾于公侯”也！此小民又安得知之也！
大唐真正的职业演员，当首推黄幡绰，张野狐二人。〈乐府杂录〉云：“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此即唐代所谓“参军戏”也。考“参军戏”之来历，谓“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臧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东汉末，汉和帝为了惩治贪官石耽，将其作为小丑，在大庭广众中，令优伶戏弄羞辱之，为帝王开心笑乐。至唐代，这个以戏弄羞辱人为帝王开心乐事的传统依旧。唐代开元年间有个叫李仙鹤的人善于此戏，唐明皇特授他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自后有个叫陆鸿渐的人撰词称以供帝王笑乐的把戏为“韶州参军”，这就是“参军戏”名称的由来。倘若说“韶州参军”是个军队职务，那么，李仙鹤只食其禄，并不参与军队布防攻守事务。可见，文艺人才授予军衔，在唐明皇的时代就开始了。唐代更早的崔令钦所著〈教坊记〉中记载了教坊内的阶层关系，其实，教坊在某种意义上，有如蓄养皇帝性奴的囚笼。“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显然，由于“内人”常得在皇帝身边，地位较高，显然都是容色绝佳的女子。然而比她们地位更高的，则谓之“十家”，因为“十家”的女子得到过皇帝的宠幸。原来皇帝“幸”过的女子不过十人，故以“十家”称之，后来，渐增至几十家，仍称“十家”。“十家”在教坊中的地位，当然是最高的。“内人”只给米，而“十家”则给第宅。每月二十六日或“内人”生日，“内人”可以和母亲、姐姐、姑姑等亲人相会，而“十家”则可在家中（所赐第宅）和亲人团聚。唐代教坊其实是个阶层分明、尊卑有序的小社会。《教坊记》记载了黄幡绰等人的一次“表演”：“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诏内人姊妹入内赐食，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于是内妓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黄幡绰訾垢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僄弄百端。”受皇帝宠幸的“内妓”唱歌，无论优劣，黄幡绰为讨好皇帝，大加赞扬；“两院人”初入教坊，地位低下，在台上唱着歌，黄幡绰在一旁大呼小叫。歌者人身品貌，歌艺短长，皆遭僄弄羞辱，让这些歌者，情何以堪！然而，当众戏弄羞辱别人使主子开心却是他的当行本事。客观地说，黄、张二人地位同样卑贱，职分所关，本人倒未必存有恶意，而且，两人能常在至尊左右，博帝王欢心，当自有一份聪明。如张野狐，业务上也堪称高手。《明皇杂录》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看来，张野狐亦非等闲之辈，光靠耍嘴皮子“臭否”人还是站不住脚的。王灼考证此曲时，言及黄幡绰，说唐明皇夜宿上亭，雨中闻牛铎声声，怅然而起，问黄幡绰：“铃作何语？”黄答曰：“谓陛下特郎当”。“特郎当”，即“不整治”也，亦即民间俗语“吊二郎当”之意。唐明皇耽于女宠，引来安史之乱，仓皇奔蜀，于马嵬坡前被逼勒杀爱妃杨玉环。此时宿于荒亭，霖雨连日，夜闻牛铃声，自当倍感凄凉，焉得不“特郎当”也！黄不过是小丑一类人物，在皇帝面前能有此语，也见至熟则无尊。皇帝狼狈郎当，咎由自取；小丑俗言直语，堪博一笑，倒不必认为他有何讽喻之意也。黄、张之辈经常在皇帝面前笑谑狎乐，时间长了，皇帝对他们的言语不以为忤，反倒觉得受用。庙堂之臣不宜说不便说或不屑说的话，由弄臣用自己的方式说出来，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况且皇帝也是人，不可能板着面孔正言危坐整日和臣子们商议治国安邦之道，游宴娱乐、耽于女宠才是唐明皇这样的帝王的日常生活，所以，黄、张之辈得宠正是理所当然。唐乐队有“拍板”（是否今日曲艺演员用的竹板？存疑）。本无曲谱，唐明皇让黄幡绰制拍板之谱，黄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黄对曰：“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拍板何需谱，有耳即能听出节奏，此似明斥皇帝没长耳朵，但皇帝并没有发怒。唐明皇爱打马球，这项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黄劝阻道：这样的活动让小崽子们玩就可以了，皇帝在一边看，照样可以得到快乐。好比我们在御宴上看那玉盘珍羞，虽然没吃到嘴，看着也解谗了。皇帝以至尊至贵之身，何必参与其中呢？唐明皇认为他说得有哩，自此只当看客不再下场了。后世梨园供奉唐明皇，以为戏曲演员的祖师爷，这其实有些高攀，李隆基毕竟是一国之君，真正的祖师爷应该是黄幡绰、张野狐。他们是职业演员，不是业余的。至于成为皇帝的弄臣，那是时代造成的。如今的歌星、明星，很多仍食“韶州参军”之禄，名列军籍，享受大众的追捧和欢呼，其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堪比从前的帝王（岂不闻影帝、歌后之说乎？），此亦时代所赐，是黄、张之辈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大唐歌者中因才艺品貌得帝王爱幸的有念奴、孟才人、杨花飞诸人。《开元天宝遗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泪红绡，掠削云鬓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其自注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万众喧溢，严安之、韦黄裳辈闢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皆悄然奉诏。然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岁幸温汤，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这里叙述了唐明皇举行盛大宴乐时，万众扰攘，宦官不能禁声的混乱场面。明皇只得吩咐高力士传念奴唱歌以压场。念奴之歌声，响遏行云，须二十五个吹笛箫的小郎伴奏方可。念奴貌美，眼波流转，令皇帝也心动，但是，皇帝不想夺教坊梨园的“侠游之盛”，所以念奴还能“伴诸郎宿”，是梨园弟子的“大众情人”。但这样一个美人，皇帝当然不肯放过，虽然尚未成皇帝禁脔，但皇帝外出，或去骊山洗温泉，或巡幸东都洛阳，有司还是安排念奴偷偷随行。后世《念奴娇》曲牌，其来有自也。孟才人事见张祜《孟才人叹》：“偶因歌态咏娇嗔，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其序称：“武宗疾笃，孟才人——以歌声获宠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孟）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惘然。（孟）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愤。’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上崩，将徙柩，举之愈重。议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榇至，乃举。”这是唐武宗李炎的事。孟才人服侍病重的皇帝，被皇帝问道，一旦自己死去，她将如何？她回答是用眼前“笙囊”自缢，为皇帝殉葬。此是否出于真心，尚难揣测。但她提出在皇帝面前唱一支歌，以抒心中悲情，歌罢却肠断身死。皇帝死了，棺材却抬不动，人说这是在等孟才人，把孟的棺材抬来，皇帝才起灵。当然，依皇家之制，区区才人，尚不足以和皇帝同穴而葬，孟才人泉下游魂，或许仍在唱那首哀歌吧！此歌唱的是情？唱的是恨？唱的是悲？唱的是叹？谁能说得清？为要测度才人生前泉下之心曲，这里就要问她唱的什么歌了。张祜有《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诗似也为孟才人所吟。那么，孟才人为何唱了《何满子》即肠断气绝？原来这何满子也是唐代一歌者，却是命运最为惨烈的。白居易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注曰：“开元中沧州歌者姓名，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元稹也有诗云：“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府亲题乐府纂。”二人所记，略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歌者何满子因事系狱，此曲乃狱中或临刑前而成。从元诗来看，何满子是受冤枉的，否则，“愤懑”何来？所以有梨园众弟子为之求情。白居易说“上竟不免”，唐玄宗还是下令处死了何满子，元稹却说他因进此曲，给他缓了刑。无论如何，这个命运悲惨的歌唱艺人留下的乃是一首抒发愤懑的断肠悲歌。孟才人原是下贱的歌女，与何满子身世相同，虽因才艺得皇帝宠幸，但皇帝临死却不想饶过她（“吾当不讳，尔何为哉？”），她“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唱的当然是自己的悲情恨意！情势相逼，不得不死。正是：才人唱歌如临刑，气类同感有悲声。一曲断肠何满子，岂是唱给帝王听！杨花飞事见《南唐近事》：“玄宗留心内宠，宴私击鞠无虚日。尝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惟唱：‘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数四。上悟，覆杯，赐金帛。”这里的杨花飞似用歌声讽谏帝王。但是这个整日宴乐、打马球，混迹于内宠中的风流天子虽一时悟而覆杯，但终因风流享乐、淫靡误国，招来大祸。唐玄宗李隆基既爱文艺、又爱体育，更爱美人；能击鼓、吹笛、作曲……如果活在当代，说不定成为文体明星。可惜贵为天子，这些皆成祸国之媒。
大唐歌者中才调绝伦，万众倾倒，却又命如败荷，飘零凋残的有韦青、张红红、永新、骆供奉、胡二姊等人。他们都是玄宗朝教坊或梨园中人，后因战乱或个人际遇，皆零落成泥，空留叹惋。其中韦青有别于众人，乃士人出身。《乐府杂录》引其诗自叙身世：“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可见修养不同凡庶。他后来官至金吾将军，社会和经济地位当在众歌者之上。当年张红红，本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歌女，与其父卖唱乞讨。过将军韦青府，正巧韦青于临街的窗子前听到红红唱歌，其声嘹亮，且有美色。于是纳其为姬，把其父也安排在后宅养了起来。韦青把自己的音乐知识和歌唱技艺教给红红，红红悟性很高，很快就领会了。当时有一个乐工，参照古时留下的《长命西河女》，加减节奏，翻为新声，作了一首曲子。乐工没有以之示人，拿来先请韦青欣赏认可。韦青安排红红隐在屏风后，听其曲词。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韦青入问红红如何，红红答：“已得矣。”于是，韦青对乐工说：“我有一女弟子，很早就唱这支曲子，这并非你自己自创的新曲。”乐工当然不信，于是韦青令红红在屏风后把此曲唱了一遍，竟然一声不失。乐工大为惊异，遂请相见，叹服不已。红红说：“此曲原来有一声不工稳，我已将它正过来了。”韦青于是把此曲献给皇帝，第二天，皇帝传旨，把红红召入了宜春院。特受皇帝宠爱恩泽，宫中皆称其为“记曲娘子”，不久即命为“才人”，成了皇帝的“禁脔”。韦青是混迹于官场的文化班头，此种人总是机心狡诈，做事不地道。他不仅用不正当手段攘夺了别人的创作成果，且拿去向皇帝邀宠，结果，自己的娘子被皇帝霸了去。然而此辈做事，向上邀宠乃第一要紧，只要上边喜欢，任什么都豁得出去的。出身卑贱的张红红毕竟是有情意的女子：一天，宫人奏报说韦青死了，皇帝将此消息告诉红红。红红呜咽对皇帝说：“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于是，竟为韦青悲恸而死。皇帝悼惜不止，赠名昭仪，死后在帝王的妃嫔中增加一个等级。一个禀赋超常的天才歌女在那个时代似乎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乐府杂录》记歌女永新事云：“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这位原名许和子的女子在教坊中名列头排，属等级很高的“内人”。以其籍贯“永新”为之艺名。她的歌唱艺术踵古代艺术大师之后，堪称继往开来的明星。其歌声浏亮，“响传九陌”，在古代，是不能借助于任何扩音设备的，不难断定，永新是一位天分极高的女高音歌手。后面也记载了和歌女念奴相类的逸事：即在皇帝举行盛大宴乐之时，观者万千，喧哗聚语，不能安静，宦官高力士奏请永新出场，高歌一曲，止喧定场。看来，这个法子他们也是经常使用的，非念奴，即永新，女高音歌手登台一歌，即收“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之效。且不止此也，“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歌声的魅力岂可限量哉！但是，一个歌者的命运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风流天子的好日子终有到头的一天。渔阳鼙鼓，四海烽烟，皇帝奔窜，六宫离乱，歌者永新也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她先是嫁给了一个士人，躲避叛军，到处逃难。有一天，逃难到广陵的韦青月夜凭拦，听舟中有人唱水调歌。韦青惊道：“此乃永新之歌也！”遂登舟相见。感世事之无常，叹身世之飘零，二人不禁相对而泣。后来，永新和其母随士人返回京城，战乱过后，宫殿倾圯，才人星散，教坊梨园，皆成焦土，再也寻不回往日的繁华旖旎。“李娟张态成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白居易）可叹永新，莺喉燕姿，俱皆废没，为了活命，只得委身风尘了。永新临死，怆然涕下，对其母道：“阿母钱树子倒矣！”永新的故事，真是缠绵悱恻，哀婉动人！伴君王、委风尘，为内人，为钱树子，她的本钱是她的美貌和歌唱天赋，当本钱用尽，也就化为尘土了。
安史之乱，教坊才人，梨园子弟飘零四方者不独永新一人。《乐府杂录》云：“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坐客姓骆唱《何满子》，皆称妙绝。白秀才者曰：‘家有声妓，歌此曲，音调不同。’召至，令歌，发声清越，殆非常音。骆遽问曰：‘莫是宫中胡二姊否？’妓熟视，曰：‘君岂梨园骆供奉邪？’相对泣下。”正所谓：“燕语如伤旧国春，宫花旋落已成尘。”（李益）。其间的故国兴亡，离情别恨，又怎一个愁字了得！
大唐歌者所唱，究竟是什么歌呢？唐人《教坊记》列曲名三百二十四首，如今，只见曲名，辞曲皆亡。唐代诗人元结（次山）曰：“呜呼，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亡古音；乐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后，遂亡古辞。”宋人王灼曰：“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时，三皇五帝乐歌已不及见，在齐闻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战国、秦火，器与音、辞亡缺无遗。”他考证道：“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团扇》、《懊憹》、《石城》、《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唐歌曲比后世益多，声行于今，辞见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尔。”这是宋代的情况。如今，又越千年，唐音我们已不可得闻矣。但是，唐代的歌词我们还能约略知道一些，除了歌者自己创作的以外，唐代歌者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已成常俗，我们从流传下来的唐诗中，亦可略窥华采。唐诗中的竹枝、浪淘沙、杨柳枝等诗，乃诗中绝句，多为歌词，如李太白《清平乐》、元、白诸诗，皆为知音者协律作歌。《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皆合之管弦。又称：李益诗名与李贺相埒，每一首成，乐工争相赂取，被声歌，供奉天子。元稹赠白居易诗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道：“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白亦有诗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碧鸡漫志》引旧说称：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同到旗亭饮酒，恰逢梨园歌妓也于此聚宴。三人约曰：“我辈皆擅诗名，未分高下，且听诸歌妓唱诗以分优劣。”席间，听一妓唱王昌龄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自喜。又一妓复唱高适诗云：“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亦乐之。之涣曰：“且听那位最好的歌妓所唱，若非我诗，终身不敢与二位争衡。不然，二位列拜床下。”须臾，那歌妓开口，果然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两位道：“如何？我岂妄哉！”这个故事，除了表现文人的争竞心态外，也说明三位皆为诗林高手，他们的诗当时就被歌者传唱的。唐诗灿若星河，光华百代，遥想那些诗篇在烛光摇曳丝竹悦耳中被歌者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的情景，焉得不生欣羡之情绮丽之思感奋之念乎！
毋庸讳言，大唐歌者，多为皇室、官宦或富豪宴乐之具。大凡文艺人才，皆具天赋异秉，其灵秀之气、天籁之声发于自然。宴飨宫廷、聚客豪门，端赖此辈侑酒助兴，传情达意。然而艺术因此才得精致，才得繁荣。这种艺术与权力、财富的共谋或依存关系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荒野之吟，庶民之叹只有经过文野的转换才可臻于完美，流传久远。《文酒清话》云：“唐封舜臣性轻佻，德宗时使湖南，道经金州，守张乐宴之，执杯索《麦秀两歧》曲。乐工不能，封谓乐工曰：‘尔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守为杖乐工。复行酒，封又索此曲。乐工前：‘乞侍郎举一遍。’封为唱彻，众已尽记，于是终席动此曲。封既行，守密写曲谱，言封宴席事，邮筒中送与潭州牧。封至潭，牧也张乐宴之，倡优作褴褛数妇人，抱男女筐筥，歌《麦秀两歧》之曲，叙其拾麦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归过金州，不复言矣。”读此，我们能够感受官吏的跋扈和倡优歌者的机智。但是，宫廷宴乐中，这样的表演和歌唱是不会得到帝王喜欢的。所以我想，如此表演和歌唱的《麦秀两歧》大约是不会达于庙堂的吧。
2012年7月29日作于大庆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