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古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十多趟遣唐使（遣隋使），中华文明通过包括使团往来在内的多种渠道渗透入东洋列岛，生根发芽，直至今日。唐亡之后，双边佳话戛然而止。中日重逢，便是双边交恶，更凸显这段蜜月期的珍贵。

求诸史籍，《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据此可知，唐朝已将东洋从汉魏的“倭国”改称“日本”，缘其“国在日边”。改名的说法有二：一是日本人对中文了解深入，觉得原国名不雅；二是唐人认为日本、倭国本为两国，前者吞并后者。

《新唐书·日本传》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书基本沿袭旧书观点，并增加了“更号日本”的时间在咸亨元年（670）之后。

新旧唐书对日本国改名的原因和时间，都“疑焉”。尤其是“日本”二字作为国号出现的时间，中外学者存在争议。（主要有“天智八年[669]”说、“八世纪”说、“大宝元年[701]”说等观点。其中，大宝元年制定的《大宝律令》明确规定本国对外国号使用“日本”，是日本典籍对此的明确记载，但是否最早存疑。见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7期；王剑敏、葛继勇：《“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11月等文章。）

爬梳史籍，找寻最早的“日本”记载，问题虽小，却是折射唐代中日关系的一滴水珠、探视幽远唐史的一扇窗户。

最早出现“日本”字样的文献是上述《旧唐书》（[日]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第1章。转引自卞崇道等主编，《东方思想宝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7页），这是明确的。然而，无论新旧唐书还是日本文献，皆为9世纪以后编撰成的，并非隋唐时代文书。因此，我们还得上溯隋唐的记载或者实物搜索日本国号。就日本方面而言，现存最早出现“日本”二字的是正仓院一份文书。该文书乃为抄写《日本帝纪》一书的事务报告，载明抄写时间为“天平十八年（746）”。中国方面的相关资料和论断，则推陈出新且争论纷纭。

2004年，陕西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一盒“井真成墓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引起了中日学界的轰动。该墓志是现存唯一一盒遣唐使墓志，且开篇明言井真成“国号日本”。井真成“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於官弟”，“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於万年县滻水□原”，即墓志撰书于开元廿二年（734）年初，早于日本正仓院746年书写的文书12年。这是刻有日本国号的最古实物（贾麦明、葛继勇：《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再探讨》，载于《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当时的中日学界对此没有异议。日本将此视为国宝级文物，井真成墓志复制品在日本展出期间，轰动一时，明仁天皇还亲临细览。

中日学界对“井真成墓志”的争议聚焦在墓主的身份上。井真成身份不高，史册无名。日本学者起初以“强学不倦”等字句判断井真成是开元五年赴华的第九批遣唐使团中的留学生之一。他的同学有名垂史册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中国学者从国子监制度、行文习惯等方面分析，判定井真成是上一年来华的第十批遣唐使团中的中层官员，抵华后重病，于新春正月病逝于异国他乡。日方学者也接受了中方的这一论断。彼时关中灾荒，唐玄宗于开元廿二年正月初七移驾洛阳，并没有在长安接见第十次遣唐使。官府和使团都忙于随驾东都，井真成的葬礼想必相当仓促。两个月后，唐玄宗在洛阳接见了遣唐使团。

该批遣唐使于当年秋天启程归国，不想命运多舛。根据时任宰相张九龄撰写的“敕日本国王书”（载入《曲江集》卷十二，收入《文苑英华》卷四七一《蕃书四》）描述：

（遣唐使）东归初出江口，云雾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恶风，诸船漂荡。其后，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广城，寻已发归，计当至国。一船飘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艰虞备至，性命仅存。名代未发之间，又得广州表，奏朝臣广城等漂至林邑国。既在异域，言语不通，并被劫掠，或杀或卖，言念灾患，所不忍闻。然则林邑诸国比常朝贡，朕已敕安南都护，令宣敕告示。见在者，令其送来。待至之日，当存抚发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怀，或已达本蕃，有来人可具奏。……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首领百姓并平安好。

可见第十批遣唐使团所乘四艘船只途中遭难，一艘不知所踪，两艘漂移至越州（宁波）、广州后重新出发，第四艘漂移到越南地区，仅剩朝臣广成等4人生还。而朝臣广成的归国，又在《续日本纪》卷十三《圣武纪》“天平十一年（739）十一月”条中得到了印证：

初广成，天平五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入唐。六年十月事毕却归。四船同发从苏州入海，恶风忽起彼此相失。广成之船一百一十五人漂着昆仑国。有贼兵来围遂被拘执，船人或被杀或迸散，自余九十余人着瘴死亡。广成等四人仅免死，得见昆仑王，仍给升粮安置恶处。至七年，有唐国钦州熟昆仑到彼，便被偷载出来，既归唐国。逢本朝学生阿倍仲满，便奏得入朝，请取渤海路归朝，天子许之，给船粮发遣。十年三月，从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及渡沸海，渤海一船遇浪倾覆，大使胥要德等卌人没死。广成等率遣众，到着出羽国。

日方记载更为详细，补充了留学生阿倍仲满（阿倍仲麻吕）随同归国的内容。不幸的是，朝臣广成第二次归国依然遭遇海难，广成侥幸返国，彼时距离他出使已经过去6年了。而阿倍仲麻吕则漂移至越南，历尽辛苦重回长安，并以客卿身份老死大唐。

需要注意的是，张九龄敕书开头即“敕日本国王”，在“井真成墓志”发现之前为学界认为最早的“日本”。朝臣广成等734年秋天归国，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二月罢相，此“敕日本国王书”当撰写于二者之间。结合敕书中有“冬中甚冷”表述，使团于年中归国，因此敕书撰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冬季比较可信。那么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将中国记载“日本”国号的最早记录提前了1年半以上。

中日学者热议井真成墓志之时，另一篇墓志论文“浮出了水面”。

1992年台湾学者叶国良在台北一家名为“寒舍”的古玩店见到一盒《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叶国良抄录研究，于1995年发表论文。该墓志有“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一句。根据墓志，杜嗣先死于712年九月，葬于713年二月，其中“日本”二字当至少早于井真成墓志21年。

该墓志所载“日本来庭”之事为发生在长安元年（700）和神龙元年（705）之间的以粟田真人为首的遣唐使团访华。《新唐书·日本传》记载：

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

有趣的是，日本文献记载此次遣唐使将更改国号一事告知了中方。大宝元年（701）制定的《大宝律令》明确规定本国对外国号使用“日本”（王剑敏、葛继勇：《“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续日本纪》卷三《文武纪》“庆云元年（704）七月”条记载将更改国名告知唐人的情形：

（粟田真人）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语毕而去。（转引自王剑敏、葛继勇《“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

综合《新唐书》和杜嗣先墓志，武则天给与粟田真人热情而高规格的接待，赐宴封官，极可能是日本更改国号恰好迎合了同样“易唐为周”的武则天的欢心。中日文献正好相互印证。加上杜嗣先墓志诸多内容都可得到验证，因此该墓志应该是真实的。遗憾的是，叶国良教授并没有对该墓志拍照或拓片，至今亦未找到该墓志实物，终究存在论证缺陷。因此学者们仍然以井真成墓志为现存的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

2011年，“祢军墓志”（《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在西安出土。墓主为归降大唐的百济将领祢军。墓志叙述了祢军的使日事迹，着墨甚多，且多用典故，讲究修辞：

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万骑亘野，与盖马以惊尘；千艘横波，援原虵而纵沵。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

麟德元年（664）、二年，祢军两次随使日本。（王连龙：《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663年白江口之战，唐军击败日军，日本势力退出朝鲜半岛。第二年祢军便出使日本，“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前句代表战后中日两国仍存敌意，后句表达出唐朝的和平愿望。毕竟，日本处于中国外交格局的边缘，且此时真正威胁大唐安全的是高句丽、吐蕃，而非日本。祢军便承担了修弥双边关系的任务。

“祢军墓志”刻于仪凤三年（678），取代“井真成墓志”成为现存记载“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该墓志更重大的意义，是将日方文献有关更改国号的记载推前了二十多年，表明早在《续日本纪》记载的庆云元年之前，唐朝就知道了日本国号。这是与《新唐书》所载咸亨元年（670）后日本更号相符合的。

2019年年底，“李训墓志”（《大唐故鸿胪寺丞李君墓志铭并序》）在南海之滨的深圳横空出世。李训的生平与中日关系无涉，其墓志的书写者却大有深意：“日本国朝臣备书”。“朝臣备”不仅自书“日本国”，且极可能是著名的遣唐留学生、日本政治家吉备真备。如果属实，李训开元廿二年（734）六月逝于洛阳，当月廿五日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虽然晚于“井真成墓志”四个月，却是日本人自书国号的最早实物。（李训墓志的真假引发了部分学者的激烈争论。辛德勇教授从书者身份之低、墓志套话连篇且部分文字与其他史料冲突等方面，力证李训墓志为假。但日本气贺泽保规等更多的学者力主墓志为真，认为各处疑点都非要害硬伤。）

纵览唐史研究，“日本”国号最早出现在“祢军墓志”之中、678年之时。这也极可能是最早的历史记录。或许是在白江口之战前后的中日接触中，唐人感知了日本更改国号的信息，并体现在当时的中原墓志之中。

笔者阅读文献，认为对于遣唐使或彼时中日往来，唐朝更可能视之为普通的双边关系之一，未必比与渤海国、天竺、波斯、大食的关系更为重视，更勿论吐蕃、突厥、回鹘了。试就上述史料举两例。其一，井真成逝后，“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看似风光，实则套话官话与惯例做法。其志石末尾有三行空白，这就隋唐墓志中是极少见的，也可见丹书篆刻之匆忙；墓志中井真成的个人信息极少，可见长安官府与遣唐使团沟通交流极为有限。而这些都不是一国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处理之法。其二，“敕日本国王书”明言朝廷通过官方交涉，将漂移越南的遣唐使接送回长安；但《续日本纪》（应当是引当事人的叙述）却是“唐国钦州熟昆仑到彼，便被偷载出来，既归唐国”，显示遣唐使是在唐朝人的帮助下偷渡回唐的。日方文献可信性更高。

唐史研究，是传世历史文献、中外研究成果、出土文物解读以及墓志碑刻文字等综合运用的结果，而非单纯史源所能探达。这在“日本”国号的探源中，就有直观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