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新老恐怖主义组织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正在展开一场争夺支持者与势力范围的“暗战”。尽管它们的思想本质和终极目标一致，但两者在教义要旨的诠释运用、恐怖影响的传播扩散、分支机构的协调管理、组织成员的招募培训、活动资金的筹措运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导致二者扩张效果的不同。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伊斯兰国后来居上，大有取代基地组织之势，而基地组织也不甘式微，开始着手整合其在该地区的资源。无论双方竞争结果如何，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威胁当地的和平与安宁。国际社会唯有协调一致，紧密合作，共同打击两股势力，才能确保东南亚、南亚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关键词】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南亚;南亚;扩张
一 问题由来与已有研究回顾
当叙利亚内战陷入胶着之际，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以下简称IS)忽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IS的势力范围在短短半年之内便从伊拉克一隅扩展到了伊拉克、叙利亚两国大部分地区，影响力更是延伸到欧洲、非洲和亚洲，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也未能幸免。2014年6月29日，IS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建国，并号召全球穆斯林前来效命。之后不久，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运动等组织即表示效忠IS。进入2015年后，IS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开始显著提升，标志性的事件便是，IS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其范围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在内的南亚主要国家，从而在行政区划概念上表明其对南亚地区拥有“管辖权”，而在东南亚地区“建省”的问题也已被提上议事日程[1]。针对IS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基地组织(Al Qaeda，以下简称AQ)领导人扎瓦赫里随即于2014年9月3日宣布建立新的南亚分支，由该分支机构领导南亚地区的“圣战”，并努力在缅甸、孟加拉国与印度部分地区重建伊斯兰国家，以回应IS这个后起之秀对它的挑战，彰显其重夺东南亚、南亚地区“圣战”话语权和控制权的决心。两大极端组织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吸纳更多的追随者，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展开的竞争日趋激烈。有鉴于此，系统梳理及比较两大组织在东南亚、南亚的扩张渗透策略、方式及效果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比较而言，学界对AQ的追踪较早，“9•11”事件之后，相关研究分析更趋全面深入，而对IS的研究则刚刚起步，目前尚处于现象描述与规律探索阶段。
从起源看，AQ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与苏联军队作战的伊斯兰抵抗力量，其前任领导人本•拉登曾为美国政府的政治盟友[2];而IS也并非新鲜事物，它深深植根于当地社会，是当地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与落后的政治文化生态结出的恶果[3]。从资金来源看， AQ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团体与个人的“慈善捐款”[4]，而“石油走私则是IS最为驾轻就熟的资金渠道”[5] 。从组织形态看， AQ“从一个等级制组织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国际圣战网络”[6]，而IS无论是军事战略、治国方略还是宣传策略，都是通过高度集权化的、具有严格等级制的组织来制定和实施的[7]。从发展方向上看，AQ倾向于感召全球的圣战者们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遍地开花的方式反击西方世界的“妖魔”，而IS则热衷于招募各国的圣战者们，收编各地的圣战组织，组建“伊斯兰国”，共同致力于与西方世界的“最后的决战”[8]。从行为方式上看，AQ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而IS则“一视同仁”，且在行为上更为残忍，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损害了所有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尊严[9] 。从宣传策略上看，AQ利用传统的网站论坛搜集传递信息，招募训练恐怖分子，发起宣传心理战，而IS则更善于利用社交新媒体，发起网络“营销”，实施全球推广[10]。他们借助煽动性的语言和震撼性的图片，迅速树立起了自己的“市场品牌”，成功地从全球招募到数以千计的“圣战者”加入。从地位和影响力看，AQ已经成为“一个试图激励和协调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运动”[11]，而IS则凭借异乎寻常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12]，从一个小型的恐怖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初具功能的“恐怖国家”，并对域外产生了“溢出效应”[13] 。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虽然在AQ与IS的组织结构、地位影响、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研究探索建树颇多，但对于二者系统完整的对比分析以及双方争夺全球及地区恐怖事务话语权方面的专题研究却稍显不足。本文尝试对两者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渗透扩展做一比较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裨补阙漏。
二 IS与AQ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扩张比较
尽管IS与AQ的思想本质相同，终极目标一致，但二者在教义要旨的诠释运用、恐怖影响的传播扩散、分支机构的协调管理、组织成员的招募培训、活动资金的筹措运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相比之下，IS似乎更胜一筹。
(一)两个组织的共同之处
1.思想本质相同
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恐怖主义问题的本质既是被边缘化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民生困顿问题所引发的一种应激反应，更是穆斯林社群传统道德判断、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受国家工业化巨大冲击后产生的失落感、挫败感和愤怒感所导致的精神焦虑[14]。而社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复合叠加，又会加剧这一应激反应和精神焦虑，使这些国家地区的极端主义思潮进一步发酵，并进而转化为具体的反体制行动[15]。观察比较两大恐怖组织领导人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这种思想转变的轨迹。从这点看，无论是AQ还是IS均未超出这一范畴。
2.终极目标一致
两大极端组织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建立以《古兰经》治国的伊斯兰教国，实行沙里亚法(沙里亚法Sharia Law，原意为“通往水源之路”，引申为“应该遵循的正道和常道”，意指《古兰经》中所启示的和圣训中所解释的安拉所有命令和训诫，为每一个穆斯林必须遵行的宗教义务)，只不过两者选择的复兴之路有所区别。由本•拉登一手创建的AQ成立于1988年，其最初目的是以此组织为基地训练抵抗战士，与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作战。后来该组织的目标转变为消灭以美国为首的入侵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中的“腐败政权”，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家，而IS的最终目标则是净化伊斯兰教，建立哈里发国。
(二)两个组织的不同之处
IS最初是由其前领导人扎卡维在美伊战争时期创建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机构，在2006年至2007年期间受到美军和当地逊尼派打击后转战叙利亚。由于政见不同，该分支机构逐步脱离基地组织，在后任领导人巴格达迪带领下，于叙利亚内战中迅速发展壮大。这个脱胎于基地组织，却青出于蓝的极端恐怖组织比起其母体，对世界的威胁更大。具体而言，两者区别如下：
1.教义要旨的诠释运用不同
尽管AQ与IS在广义上都可划归伊斯兰教逊尼派，但二者在对经典和圣训的诠释运用上却存在重大分歧。AQ的创建者本•拉登属于逊尼派瓦哈比(Wahhabi)支派，该支派严格信奉唯一的安拉，反对多神崇拜和异端邪说，坚持以《古兰经》、圣训立教，主张整肃社会风尚，净化人们的“心灵”，尤其倡导穆斯林内部团结，消除分歧和怨恨，停止自相残杀，同仇敌忾。而IS的领导人则更倾向于逊尼派萨拉菲(Salafi)支派，该支派主张恪守《古兰经》原文并践行圣训，回归穆斯林最初的生活。他们尊崇并效仿先驱们的一切，从生活礼仪到作战方式，从服装搭配到言谈举止，无不刻意表现出复古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信奉萨拉菲支派的IS动辄使用“塔克菲尔”(Takfiri，意指将那些不信道的穆斯林逐出伊斯兰教)，不惜消灭任何异教徒和“离经叛道”的穆斯林[16]。塔克菲尔的教义最初由中世纪伊斯兰学者艾宾•塔伊米亚(Ibn Taymiyyah)创立，后经阿布都•阿拉•马都迪(Abul AlaMawdudi)和赛义德•库特(Sayyid Qutb)传承发扬。依据该教义，任何受异教徒思想污染的穆斯林国家统治者、支持维护异教徒利益的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叛教者而被消灭[17]。这就为伊斯兰极端组织袭击穆斯林国家军政目标和普通穆斯林群众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分青红皂白随意使用“塔克菲尔”存在“二者必伤其一”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指称对了，那么被指称者就是罪人;如果指称错了，那指称者就会因妄断他人而成为叛教者。叛教者和罪人的差别比较微妙，但这正是AQ和IS的根本分歧所在。尽管如此，嗜杀成性的扎卡维和他的继任者为了树立伊斯兰国权威，“净化”穆斯林世界，还是将可以指称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范围扩大了，因而在处理伊斯兰教内部矛盾冲突时，IS比AQ表现得更为极端和残忍，如炮轰清真寺、戕害穆斯林、屠杀异教徒等野蛮行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AQ和IS针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分歧的不同做法为标志的分水岭。AQ禁止其分支机构攻击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力图建立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的统一战线，而IS则号召其联盟成员采取一切手段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对内不惜攻伐任何忤逆其教义的组织和个人，对外则惯常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恐吓胆敢与之作对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任何与西方合作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而是异教徒的帮凶，应该被处死”[18]。
2.恐怖影响的传播方式与扩散渠道不同
恐怖袭击常规的手段主要有爆炸、暗杀、劫持，非常规手段主要有核辐射恐怖袭击(通过放射性物质的散布造成环境污染或使人员受到辐射照射)、生化恐怖袭击(利用炭疽粉末、沙林毒气等剧毒的生物化学制品侵害人身安全)和网络恐怖袭击(利用互联网组织恐怖活动、散布暴恐音像制品、攻击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等)。恐怖效果的大小、传播距离的远近取决于扩散渠道和传播方式的选择。尽管AQ与IS实施的恐怖袭击活动类型大致相同，但两者在扩散恐怖影响的方式和渠道方面却大相径庭。通常而言，越能冲击民众心理，引发社会恐慌的目标被恐怖组织选为袭击对象的概率越大，这类目标遭受恐怖袭击后往往能够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这恰恰是恐怖分子梦寐以求的结果。AQ通常依赖传统化的传播手段与碎片化的扩散渠道，即事后被动地借助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来扩散影响力，而IS则选择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与集中化的扩散渠道，即事前、事中、事后主动地通过微博、论坛等互联网上的新媒体来扩散影响力。具体而言，在东南亚地区AQ通过资助伊斯兰祈祷团，在外国游客云集的度假胜地先后制造了2002年和2005年的巴厘岛爆炸事件，以及2009年的万豪酒店爆炸事件和丽兹卡尔顿酒店爆炸事件，并借助国际媒体的宣传报道来扩散恐怖效果。而IS则采用了“兵不血刃”的方式传播恐怖理念，扩散极端思想。虽然IS迄今尚未直接在该地区实施恐怖袭击，但已经透过推特、脸谱等热门互联网社交媒体渠道，把恐怖主义的“火种”传播到了东南亚和南亚的城市乡村。IS的支持者们通过在互联网上大量转发斩首人质、枪杀战俘、火烧机师等血腥图片与视频，将恐怖影响发挥到极致。IS已经“把信息武器化，无需过多爆炸、暗杀就能兵不血刃地占领城市和乡村。”[19]
3.分支机构的管理方式不同
IS甫一出现，全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便赢粮景从，唯巴格达迪马首是瞻。相比之下，AQ多年打拼也未能拉到几个坚定盟友，拉登死后其凝聚力和号召力更大不如前，上述现象的产生与二者对分支机构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有着直接关系。AQ与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以及表示效忠的外围组织之间保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间中借助互联网，发布一些精神领袖的讲话录音，为全球的分支机构、合作伙伴们撑腰提气。AQ对联盟伙伴没有强制约束力，也缺少统一的行动安排，仅仅是鼓励各地的组织成员自主开展恐怖活动。与AQ名义上的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S出人(派遣核心骨干成员)去指导、加强联盟成员的战斗力，出钱(提供真金白银资助)去笼络、收买其他恐怖组织的加盟。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南亚的恐怖组织纷纷向IS宣誓效忠，如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东印尼圣战组织，菲律宾的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BIFF)，马来西亚代号为BKAW、BAJ、DIMZIA和ADI的极端穆斯林组织，甚至连AQ之前的“坚定”盟友——巴基斯坦塔利班也表示效忠IS。针对IS咄咄逼人的攻势，AQ头目扎瓦赫里在2014年9月3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为了打破人为划分的国界，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已在印度次大陆成立了新分支机构，把印度次大陆的各分支机构统一在一起，其影响范围已涵盖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4.组织成员的招募培训不同
AQ一般采取隐蔽、低调的方式招募组织成员，而IS则采取了公开、高调的招募方式。不同的招募方式决定了两者在人员组成、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年轻人占比成了区分AQ和IS的又一个分水岭。AQ通常会在一些宗教冲突频发、社会矛盾剧烈的热点地区秘密建立多个训练营，接收并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圣战者们。此外，AQ还通过在宗教氛围浓厚、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创办伊斯兰学校，招收当地生活贫困的穆斯林子弟入学等方式招募成员。学员由AQ安排的导师带领，系统学习极端教义后，再按等级正式加入组织，参与组织活动。与AQ的低调严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S的恣意妄为。除了公开、高调设立训练营之外，IS更倚重“互联网招聘”，网络已经成为IS招募人员、募集资金、扩大影响的主渠道。他们借助颇具人气的社交媒体，以研讨宗教信仰为题，吸引世界各地的“慕道友”。IS的宣传部门不时推出一个个隔壁邻居般的鲜活面孔，让他们现身说法鼓动人们，尤其是激进的青年人投身伊斯兰国。按照IS的宣传口径，叙利亚是“最后的哈里发国中心”[20]，能够在叙利亚参加建立哈里发国的斗争是“正义和无比光荣”的行动。那些思想激进者往往内心充满怨愤，缺乏身份认同和精神皈依，渴望“伟大的人生目标和意义”[21]。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AQ，另一个是IS。AQ的巅峰状态已过(“9•11”是14年前的事，现在的激进分子当时还是孩童)，“老气横秋”的AQ对他们而言缺乏吸引力，而“新潮时尚”的IS却让他们趋之若鹜。IS的蛊惑性宣传深深地吸引了激进的年轻人，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摆脱社会规范和家庭束缚，投身“护教圣战”，承担帮助穆斯林兄弟的“义务”，见证穆斯林世界的“复兴”，开始荒野大冒险的绝好机会。IS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影响力与号召力的迅猛发展给AQ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而这也正是AQ宣布重振“基地”，建立南亚分支，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南亚次大陆，与IS展开招募支持者的竞赛的重要原因。
5.活动资金的筹措运作方式不同
IS的迅速崛起与AQ的不甘示弱，使得新老两个极端组织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其他恐怖组织都面临着选边站队的问题，竞争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宣布加入IS阵营。IS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风头正劲，一时无二，这背后既得益于其有效的宣传策略，吸引了各国的“圣战者”源源不断地汇聚于黑旗之下，更得益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资金运作，笼络了一大批恐怖组织，此起彼伏地宣誓效忠巴格达迪。AQ在拉登领导时期，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穆斯林团体和个人的捐助来维持组织运作，后来在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下，AQ的资金链断裂，开始艰难度日。IS从一开始就没有单纯依赖海湾地区的“同情者”捐助的资金，而是凭借勒索赎金、征收税费、走私石油和掠夺黄金等多种方式大肆敛财，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22]。据长期追踪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Money Jihad网站统计，成功抢劫摩苏尔中央银行429亿美元及大量黄金后的IS俨然是目前世界最富有的恐怖组织[23]。与AQ自顾不暇，无力接济联盟成员的窘境相反，IS源源不断地给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输血提气”，这正是众多恐怖组织纷纷投靠IS的“物质”原因。菲律宾的反政府武装阿布沙耶夫武装、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先后发表声明宣布“效忠”IS等种种现象表明，IS正在快速侵蚀AQ对东南亚、南亚地区“圣战”运动的领导权[24]。
三 IS与AQ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溢出效
AQ与IS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争夺支持者，扩大控制区的“暗战”，给当地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这种潜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25]。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溢出的内容主要有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和经济溢出。具体到AQ与IS的渗透扩张，二者都在积极地向东南亚、南亚地区传播“圣战”理念(知识溢出)，传授恐怖袭击技能(技术溢出)及输送恐怖活动资金(经济溢出)。
第一，在经济溢出方面，AQ较早开拓在东南亚地区的“业务”，资助该地区有影响力的恐怖主义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如落网的伊斯兰祈祷团的重要成员汉巴里承认接受AQ高级领导人卡立德的运作资金，制造了导致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爆炸案和168人伤亡的万豪酒店爆炸案[26]。而另一个落网的阿布沙耶夫武装高级指挥官蒙多斯也承认该组织曾接受AQ资助，在菲律宾频频发动恐怖袭击[27]。在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强力打压之后，AQ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日渐示弱，恐怖界的新贵IS则乘机崭露头角，后来居上。在其建国理念与资金援助的双重激励下，东南亚和南亚的恐怖组织纷纷表示效忠。先是一贯向“钱”看的阿布沙耶夫武装2014年6月25日率先表态支持IS，随后菲律宾的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于8月15日宣布效忠巴格达迪，之后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阿布?Q卡宣布加入IS，最后连实力强大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于10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效忠IS，称将为IS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输送圣战士，助其“建立全球性的哈里发国”[28]。IS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渗透扩张收效显著，不但成功打破AQ对该地区的长期垄断，而且顺便挖了AQ的墙角，将其联盟成员一一反正过来，收入自己的麾下。当然，AQ也不甘示弱，其领导人扎瓦赫里最近的高调表态显示了其重振基地组织，恢复势力范围的决心。
第二，在技术溢出方面，AQ同样比IS要更早使用“技术手段”来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04—2005年期间克什米尔伊斯兰武装组织在AQ的技术指导下，在印度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导致印巴双方剑拔弩张，陈兵边境，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29]。作为后起之秀的IS则直接跳到前台，直接主导该地区的恐怖活动进程。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地区，IS于2014年1月宣布成立“呼罗珊省”(作为“伊斯兰国”的次级行政区)，不仅派遣代表团招募当地成员，还与当地塔利班和“简戈维军”通力合作，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频繁活动[30]。与此同时，IS积极致力于培养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圣战者”。IS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招募的圣战者一部分留在叙利亚、伊拉克参战，另一部分则在受训后被派遣返回东南亚和南亚各国，领导改造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以期复制其在叙利亚成功合并“救国阵线”的模式[31]。在具体操作上，IS一般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作为中转站，将被招募的“圣战者”一部分送往土耳其边境地区，再伺机进入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IS控制区参战;另一部分则安置在当地的秘密训练营，如桑托斯领道的东印尼圣战组织训练营接受训练，以便就地实施恐怖活动[32]。加入IS的外国“圣战”分子偷渡出国参与“圣战”，其最终目的就是回国发展组织，进行恐怖袭击活动。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目前最大的忧虑是，在叙伊地区参加“圣战”的恐怖分子把其在战场上积累的军事经验和技术手段带回国内，制造出更多的恐怖袭击。情报显示，部分早期加入IS 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宗教极端分子已经回国开展招募活动，而最近发生的泰国曼谷爆炸案更直接敲响了恐怖主义回流的警钟[33]。
第三，在理念溢出方面，一直以来，AQ和IS都在借助互联网络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极端思想，蛊惑煽动东南亚和南亚的激进分子投身“圣战”。具体到东南亚地区，两个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激进青年受影响最大。印尼总人口约为24亿，87%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马来西亚总人口近3千万，60%的居民是穆斯林。印尼“脸谱”用户已达3500万，位列全球第二;“推特”用户达480万，位列全球第四[34]。马来西亚的社交网络用户也在不断增长之中。AQ主要依靠传统的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等互联网传播渠道来引导、激发激进分子的圣战热情，而IS则针对新生代年轻人的特点，采用一整套精准的网络营销手段，巧妙地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现代文明符号(如被包装成时尚偶像的外籍战士们，或怀抱小猫，或啜饮咖啡，这样温情脉脉的生活场景频频出现在IS招募新成员的宣传视频上)来传播反现代的价值理念[35]，从风靡世界的Instagram、推特、脸谱等自媒体到流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本土社交网站，无所不用其极。IS盅惑性的宣传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东南亚城市和乡村不同背景的青年粉丝。这些热血青年对宗教狂热认识不足，梦想加入所谓的“圣战”，以拯救在伊拉克和”⒗鞘苎蛊鹊难纺崤山掏健IS的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旺朱乃迪称，2014年至今马来西亚共有119人涉及IS的恐怖活动，警方已逮捕63名企图前往叙利亚参与伊斯兰国“圣战”的马来人(另有46人目前身处叙利亚，10人已被歼灭)，他们中既有公务员，也有前军人，都是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和宗教讨论活动等途径被IS招募[36]。此外，马来西亚最近破获的新成立的四个穆斯林极端组织——BKAW、ADI、BAJ和DIMZIA组织也是这种溢出效应的典型后果。据调查，这些组织成立时间不到一年，彼此之间不受管制，分散在各地从事分裂活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效仿IS，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37]。
四 对策建议
针对AQ和IS的不断扩张渗透，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决不可掉以轻心，而应高度重视，加强协作，防患于未然，因为在巴格达迪的“战略规划”中，IS不但要在西亚中东地区“开疆拓土”，更要在全球穆斯林聚集地“开花结果”[38]。有鉴于此，东南亚、南亚各国应及早从两个层面着力应对：
第一，在国际层面上，协调立场，共同行动。虽然2014年在缅甸召开的东盟峰会上，各国就已承诺采取共同行动应对IS的威胁，东盟也分别与中国及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有必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加强合作，来防止恐怖主义蔓延，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然而“雷声大，雨点小”，不足以遏制暴恐势力的野蛮生长。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东盟反恐公约》[39]和《东盟反恐全面行动规划》，一是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在金融领域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堵塞其筹资渠道;二是通过双边合作机制，分享情报，加强边境和移民管制，阻遏暴恐分子的外溢与回流，如针对IS武装分子计划袭击马来西亚首都，推翻政府的企图[40]，马来西亚正与法国交换情报，力阻IS入侵;三是通过双边、多边联合反恐演练，检验地区反恐合作效果。诚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出席亚欧峰会考虑加入打击IS联盟时所言：“要对抗IS，不能只靠军事方案，但控制并削弱IS的威胁，仍是必要的。”[41]
第二，在国内层面上，加强网上内容管控与宗教信仰引导，防止暴恐思想流毒扩散。互联网已成为恐怖组织传播理念、招募人员、募集资金、扩大影响的主要渠道，充斥于互联网上的各类宣扬暴恐思想的音频视频内容，正是导致AQ与IS等极端组织产生的思想滥觞和精神渊薮。各国都认识到遏制极端恐怖势力利用网络进行势力渗透扩张的重要性，因此阻断网络上的极端主义、暴恐思想传播，成为东南亚、南亚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通常而言，去极端化工作主要在行为与认知两个维度展开，即行为上的断绝和认知上的转变[42]。各国政府一方面应加强对网民，尤其是未成年网民的正面引导力度，教育民众正确理解伊斯兰教教义，提倡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文明对话与包容发展[43];另一方面还应加强对网络内容的监控力度，及时清理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的音频视频信息，并找到源头，予以坚决打击，斩断其伸向网络的魔爪，从而实现更有效的控制，因为谁“控制了互联网的力量，就等于有了在战争中控制天气的力量”[44]。
长远来看，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只有加强政府治理能力，着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社会民生，缓和民族矛盾与教派冲突，促进地区稳定，才能最终消除作为恐怖主义根源的激进主义与极端思想孽生的温床。
【注释】
[1] 郑彬：《“伊斯兰国”加速东扩致南亚东南亚安全形势趋紧》，《学习时报》2015年8月11日。
[2] 何适：《基地组织真实的历史》，《世界报》2007年9月26日。
[3] 若木：《“伊斯兰国”已达极限——阿拉伯学者的观点》，《世界知识》2014年第23期。
[4] 李刚、朱文：《基地组织、ISIS网络恐怖主义纪实 解密暴恐“双煞”的网络“花招”》，《中国信息安全》2014年第10期。
[5] Howard J. Shatz,“How ISIS Funds Its Reign of Terror”, September 8, 2014,http://wwwrandorg/blog/2014/09/how-isis-funds-its-reign-of-terrorhtml
[6] Matthew Levitt, “Money Troubles: The Financial Woes of AlQaedas Leaders”, IHS Defense, Security and Risk Consulting, January 2012, p28，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money-troubles-the-financial-woes-of-al-qaedas-leaders
[7] Richard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oufan Group, 2014, pp24-34.
[8] Charles R. Lister，The Islamic State: A Brief Introducti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
[9] 拉德旺•赛义德：《抗击“基地”组织与抗击“伊斯兰国”：两种战争的分野》，《中东报》，转引自若木《“伊斯兰国”已达极限——阿拉伯学者的观点》，《世界知识》2014年第23期。
[10] 周意珉：《Web 20技术在“伊斯兰国”崛起中的作用及影响》，《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4期。
[11] Daniel L. Byman, “Scoring the War on Terror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3.
[12] 曾向红：《“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
[13] 董曼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14] 庄礼伟：《东南亚的恐怖主义者》，(香港)《21世纪》2010年2月号，总第117期。
[15] 宋效峰：《东南亚恐怖组织：他们为何而战?》，《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16] Graeme Wood，“What IS Really Wants?”，The Atlantic，March 2015，p7.
[17] 陈涛：《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特征、动力与进程》，《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1期。
[18] Charles P. Blair, Terrorism Analysis Report 1,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une 2011, p40.
[19] Michael Gryboski，“Is ISIS More Violent than al-Qaeda?”，August 22, 2014，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is-isis-more-violent-than-al-qaeda-125172/
[20] 许晔、张娇杨：《为什么欧美年轻人会加入ISIS极端组织?》，http://newsifengcom/a/20140814/41580880_0shtml
[21] 袁原、蔺妍：《新本•拉丹:“鬼影”巴格达迪》，《环球》2014年第13期。[22] 章鲁生：《IS的钱从哪里来》，《青年参考》2014年9月24日第24版。
[23] 《三涉参与伊国组织成员已返马警方掌握身份严密追踪》，《星岛日报》2015年4月16日。
[24] Tim Lister, “How ISIS Is Overshadowing al Qaeda”, CNN, June 30, 2014,http://editioncnncom/2014/06/30/world/meast/isis-overshadows-al-qaeda/indexhtml?hpt=hp_c4
[25] 李颖：《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知识联盟利益分配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6] 柳思思：《论伊斯兰祈祷团的结构及其应对措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
[27] 付志强：《菲恐怖要犯在贫民窟落网曾接受基地组织资助》，《环球时报》2014年6月12日。
[28] 黄培昭：《极端组织纷纷效忠IS要建立全球性的哈里发国》，《环球时报》2014年10月8日。
[29] 汪舒明：《“基地”组织的复兴和重构》，《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30] 李伟：《“伊斯兰国”正在开辟域外“战线”》，《世界知识》2015年第5。
[31] 亮剑：《伊叙两大恐怖组织宣称合并》，《新华日报》2013年4月11日。
[32] 林友顺：《马来西亚已成恐怖分子转运站》，(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1月8日。
[33] 范凌志：《曼谷爆炸案疑犯玉素甫从中国出境后2年再未回国》，《环球时报》2015年9月9日。
[34] 蒋天：《东南亚国家高度关注“伊斯兰国”示范效应外溢》，《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19日。
[35] Javier Lesaca, “On social media, ISIS uses modern cultural images to spread antimodern values”, Brookings Blog, September 24, 2015，http://wwwbrookingsedu/blogs/techtank/posts/2015/09/24-isis-social-media-engagement
[36] 同[23]。
[37] 王宇：《IS加速渗透亚太》，大公网，2014年9月9日，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4-09/2719605html
[38] 吴合琴：《全球面临安全灾难网络反恐任重道远》，《星岛日报》2014年8月21日。
[39] Ong Keng Yong，“Advancing Multilateral Effortsin Counter Terrorism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Military Technology，MILTECH，December 2007.
[40] 《ISIS曾计划推翻马来西亚非伊斯兰政府》，《南洋商报》2014年8月16日。
[41] 周旭：《新加坡考虑加入打击IS联盟》，《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10月17日。
[42] Angel Rabasa, et al, Deracializing Islamist Extremist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0, p20.
[43] 刘水明：《ISIS与“基地”两大恐怖主义毒瘤全球反恐亟待加强》，《人民日报》2015年1月21 日。
[44] Jessica Stern, J M Berger, 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New York, 2015,p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