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关 键 词】社会认同/感性意识形态/网络社会

社会认同研究经由心理学领域向社会学领域延伸，逐步从归属性认同转移到评价性认同，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经由网络技术的传播，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在网络上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权力。那么，与传统的合法性认同相比，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在传统合法性认同受到挑战的网络时代，广大网民的评价性认同是基于什么建构而成的？本文将从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

一、由归属性认同到评价性认同：社会认同理论的变迁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概念首先由心理学家提出，泰弗尔(Tajfel)和特纳(Tunner)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①。社会学最初将此概念引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也大多沿用了其归属性层面的意义，包括科尔曼在对社会认同的定义中，主要强调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②。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也深刻地涉及了民族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问题③。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大都集中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学领域，如王春光关于新生代移民认同危机和认同重构的研究指出，可以通过社会政策的整体改革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④。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认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工作坊召开研讨会，就社会认同理论在欧洲、北美以及中国社会心理学界的发展历程、研究背景与现状做了介绍⑤。李友梅等通过对美、德、日三国社会认同构造之路的历史研究，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指出社会认同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三种建构体系：社会福利系统、社会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方式⑥。方文提出通过建构多元群体资格的方法，提高群体之间的认同感的“认同建构”方法⑦。

关于社会认同的这些研究，为如何建构、重构社会认同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对社会认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要进一步研究社会认同问题，除了要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继续做出推进之外，还必须看到社会认同理论发生的变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会认同逐步由身份认同、归属性认同转向评价性认同，认同感不仅仅停留在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而且增加了更多的评价性因素。“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的认同，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和个体心理学界定的个人认同或身份认同。个体的身份认同实质上是寻求个人怎样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同思考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层面、地位或角色，希求的是个体得到社会某种层面或某种群体的认可和接受。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不再是个体被社会认同，而是被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体怎样评价、认可和接受社会”⑧。

突出社会认同中评价性因素的重要性，是因为评价性认同相比归属性认同对社会、对他人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无论是在经济增长、政治改革、福利分配、民主建设还是在社会公德、价值观念等方面，评价性认同中蕴含着要求社会发生某种变革的希望和要求，希望社会发展得更加健康美好、和谐有序，要求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公平、合理。这些希望和要求与网络传播技术相结合以后，在网络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转化为新时期的网络社会权力。这些网络社会权力的作用并不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可以撬动现实、改变社会。“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是评价性认同发挥作用的真实写照。2009年开始，在网络的强大攻势下，“‘钓鱼执法’、‘开胸验肺’、‘跨省追捕’等事件，都一一得到解决。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主动邀请热心网友组成‘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促使事件得到迅速处理；在‘邓玉娇案’中，法院在法律与民意间寻求平衡，宣布抗暴但过当的邓玉娇为‘防卫过当’，判处缓刑”⑨。

这一系列网络围观事件说明，以评价性认同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社会权力正在迅速崛起，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这些评价性认同在卡斯特笔下是以“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的概念出现的。

二、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类型及意义：卡斯特的论述

《认同的力量》是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本书虽然写于20世纪90年代，却仍然能对今天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网络社会的崛起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认同的变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

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卡斯特论述了三种社会认同的类型：合法性认同、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其中，合法性认同是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它是权威与支配理论的核心主题”⑩。合法性认同在网络时代面临挑战，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在政府、企业、医院、学校、电视等各种情景中，支配性权力的存在都是以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甚至垄断为基础的。信息是一种资源，具有权力的特征和作用，在传统社会如此，在网络社会更是如此。“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得到快速提升的是与实体权力不同的信息权力”(11)。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化，由此带来传统的合法性权力的危机。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管理者处于监狱最高层的监视室内，他可以自上而下地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因此，支配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凭借对信息的垄断使权力发挥作用(12)。而“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开展的凝视和控制，管理者身处一种环形的类似罗马角斗场的中心位置，不得不接受四周所有人的关注和监督，管理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与此同时，公众也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中的管理者”(13)。在“共景监狱”中，统治者的信息优势不复存在，合法性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合法性认同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抗争性认同是“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14)。例如，宗教激进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抗争性认同，信奉者认为，“所有人类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在全人类中建立上主的律法，终结当前伊斯兰教世界与非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对立。社会及其国家必须根据不打折的宗教原则来组织”(15)。于是，宗教激进主义开始了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革命和社会运动，开始重新建构一个与当下全球化模式完全不同的全球化替选方案。此外，较为常见的抗争性认同还包括文化民族主义、地域性社群主义。抗争性认同大体上来说是一种防卫式的反应，“他们反抗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瓦解了人类生活中的机构、组织及沟通系统的自主性；他们反抗网络化及弹性，因为她模糊了成员以及参与的边界，将社会的生产关系个体化了，而且引入了工作、空间及时间的不稳定；他们反抗父权式家庭的危机，因为父权式家庭原本是打造安全感、社会化、性欲特质及人格系统转换机制的根基”(16)。

如果行动者的目标不仅仅是防卫，而是借由抗争性认同来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则会形成规划性认同。卡斯特认为，规划性认同是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17)。从卡斯特的描述中明显可以看出，只有当抗争性认同从“抵抗战壕”中走出来，并借由这种认同寻求对“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时，规划性认同才会形成。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卡斯特还指出，规划性认同似乎并未从合法性认同中浮现，而是来自当前抗争性认同的发展，也许这是因为抗争者比合法执政者更有动力去改造社会结构的原因。

无论是抗争性认同还是规划性认同，其作用的发挥并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还表现在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之中。由抗争性认同所支撑的革命和社会运动，无不体现着对网络和信息的利用，“观察环境运动、美国民兵运动，他们找到以国际网络作为信息、沟通及组织的工具，而为基层团体注入力量”(18)。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广泛普及应用，信息传播方式被彻底改写了，这不仅仅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网络传播阶段，更标志着信息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效应。正如卡斯特指出的那样，“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与再现的意向，社会据此组织其制度，人们据此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这个权力的基础是人们的心灵。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赢得了人们心灵的战斗才能统治”(19)。信息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关键性权力资源，开始改变人类传统的权力格局；而使信息能够成为实实在在的权力的正是人们的心灵，是基层大众的评价性认同。

与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不同，卡斯特的认同理论是建构性的。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20)。卡斯特将意义定义为社会行动者对于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认可。网络社会中的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而正是这种原初认同构造了他者的认同(21)。即，卡斯特提出的建构性认同是在固有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在诸意义的来源中是占有优先位置的。而这些具有优先性的固有文化特质正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

三、网络认同的建构：实践中的感性意识形态

与传统的社会认同不同，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主性的建构过程。网络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因此要深入考察网络认同的建构过程，必定就无法回避对于网络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在诸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主体意义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建构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形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而是实践中的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

按照学界的普遍共识，“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A. D. Tracy)在他写于1801年至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的。特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包含价值观的“观念科学”(idea-logy)，是对周围环境的反映，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22)。虽然明确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直接论述只出现了短短的两个世纪，但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却展现了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容。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之一，其内涵是丰富但充满歧义的。大卫•麦克里兰甚至评价说意识形态可谓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把握的概念。因为它可以说是我们所认为的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是人类思想观念的思想本源(23)。

虽然目前对于意识形态概念还存在很多明显的分歧，但在指向各异的意识形态概念中，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共同具有的含义：意识形态是一组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组相互联系、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并不一定达到理论化体系化的程度，或者说意识形态并非都是理论化和体系化的(24)。国内学术界通常将意识形态理解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意识或者思想观点，这一观点就忽视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存在形式。例如，“意识形态中的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部分，虽然它们也包含理论内容，但其主要内容并不是以概念形式和逻辑推论表现出来的理论，而是以表象、信念、风俗和形象等非概念非逻辑形式展开自身的感性意识”(25)。

甚至可以说，以表象形式存在的感性意识形态，其意义并不一定低于以理论体系形式存在的理性意识形态。从生活实践出发去观察和理解意识形态现象，认真去认识意识形态丰富多样的真实表现形式，就一定能发现，真实的意识形态形式虽然包含着理性思维，但主要以生动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且支配广大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意识形态也往往不是那些体系化、抽象化的价值或道德理论，而是通过文化传承、心理积淀和风俗习惯的继承等“原生态”的感性方式形成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规范。

重视感性意识形态，在当今网络时代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依靠印刷技术取得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文字文化时代，意识形态主要依靠印刷品中的语词、语句来表达和传播，而语词、语句的思想内容就是概念和判断，所以由语词、语句表达出来的价值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也就必然呈现为概念体系和逻辑推论，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了间接性和抽象性的理论形式，理论意识形态由此获得了统治地位。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视觉文化正在大规模地取代传统文字文化的传播作用，意识形态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直接统一的那些作为价值伦理和道德信仰的感性意识形态，借助网络媒体以传统文字文化无法与之相比的传播广度和传播效度向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传播开来”(26)。在网络时代，感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显现，其充斥于网络场域的各个角落，已经向理论意识形态的统治霸权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网络媒体还起到了促进理论意识形态发生感性化的作用。尽管网络媒体也能传播理论化、体系化的意识形态，但是要想在网络世界中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和大众有效的接受，就必须将理性意识形态感性化。

网络时代给了基层大众空前的自主性，社会认同开始成为一个自主的建构过程。基层大众需要从原初认同的基础上构造起对于他者的认同，这份原初认同就来源于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尤其是意识形态体系。就像乌纳穆诺指出的那样，“感到自己存在，这比知道自己的存在具有更大的意义”(27)。感性源自感官，感官源自身体，感性本质上就是个体所处时空的身心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是个体对自身的认同乃至达到对于他者认同的重要源泉。在网络这个自由互动的平台上，个体对于社会认同的达成是听从自己心灵的，是不会刻意遵循概念化、系统化的理性意识形态来进行价值判断的，也不会是经过周密逻辑思维而形成理性思考来决定认同与否的。网络社会的认同是在感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认同是“不假思索”的，听从的是已经内化于心灵的文化价值、道德习惯等，是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认同。

可以说，在理论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字文化时代，从来都是将感性看作一个没有思想、逻辑和稳定性的文化半成品生产阶段。感性是一种表层化、浅薄化的低于理性的思想意识活动，如果没有理性的规约与指导，感性就只能永远处于原始的蒙昧的阶段。然而网络时代的到来扭转了忽略与遗忘感性的态度，去除了对感性的压抑与删减，确立了感性的核心地位，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感性转向。

互联网的兴起，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便捷渠道。如果说平面媒体主要是精英的言说平台的话，那么互联网的兴起则使更多普通民众表达自己的声音成为可能，普通大众真正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主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的成熟，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固有的很多局限性开始逐步被消除。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而且网民可以通过发帖、评论等方式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方，而是获得了主动性，有了信息的个人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信息的“主人”。与信息自主性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特征为去中心化，网民第一次取代编辑成为网站信息的把关人，开始成为网站内容的影响者，甚至是决定者。

尤其是近几年微博兴起之后，普通民众有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更加便捷的渠道。微博已经开始成为普通网民在感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平台。首先，140字的内容限制使微博改变了博客的冗长，降低了发布信息的门槛，使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发布自己的动态及想法等，使微博的使用主体真正成了普通大众。其次，网络上有海量的信息，而且流动性极强，想要使一条140字以内的微博赢得点击率，靠的是用最简单的语句来抓住人的眼球。因此，在微博之中，感性传播策略比理性传播策略有效得多。很少有网民有耐心阅读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理性分析，而富有情感性和生活性的感性符号却往往更有吸引力。于是，在网络之中，尤其是微博之中，较之理性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有更大的传播优势。“标题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例证。具有情感性与夸张性的标题策略，极为容易引发网民情绪感染，得到网民的感性回应，从而赢得极高的点击率。最后，微博的内容已经不限于文字，还包括图片、声音、视频和各种符号，其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是言传口述和平面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这种感性符号正是感性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往往就是这些蕴含着感性意识形态的感性符号使得广大网民达成了价值和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为构建起网络认同奠定了基础。

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归属感，强调社会成员找寻他们在社会处于何种层面，获得何种身份、地位、角色，是被动的带有强烈顺从意识的归属性心理接受过程。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独立的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尽管在网络的缺场互动中依然可见归属于某共同体的力量凝聚过程，但是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关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阶层，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或发展势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意愿诉求，希冀提出自己对社会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并且对比传统的社会认同或是共同体所强调的归属感，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内化了的更加稳定的观念力量。

作为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得以建构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广大网民共同持有的感性意识形态。当蕴含着感性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有效地在网络的参与者或旁观者的“生活世界”中激起共鸣时，一个分享共同的生活场域、经验和集体记忆的“我们”就会逐渐清晰起来。近年来许多网络事件都有相似的历程，网络空间起初通过点对点的无数连接，将信息瞬间扩散到广大网民之间，然后又以某种感性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将网民吸附到一个“我们”之中——原来关注某网络事件不只是“我”的兴趣或者价值使然，还有太多和“我”一样的“我们”。

就像在“郭美美事件”、“甬温动车事故”和“免费午餐”等网络事件中一样，或是视频资料，或是微博里的激烈批评和真情流露，这些象征符号，通过网络空间的传递，唤起了网民对于共同感性意识形态的认知，“真相”、“公正”等词频繁出现在网友的评论里。不是通过理论性系统性的理性意识形态的说教，微博中的视频、日常文字等蕴含着感性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会使大众自动地在内心中，将象征符号蕴含的感性信息与自身通过文化传承、心理积淀和风俗习惯的继承等感性方式形成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规范进行对照，从而不自觉地就产生感性意识形态上的共鸣，在无形中就塑造出了一种集体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会经由草根自发性的简化与压缩的过程，集结成“我们—他们”的解释框架，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共同体便悄然形成。于是，最初来自网民个体的感性共鸣，在事件持续的升级与关注中，网络空间的点滴共鸣汇集起大范围的社会认同，甚至可能形成一股关乎全民公共利益的凝聚力，使线上的社会认同发展成为线下的社会行动力。

虽然这种网络认同达成的共同体也是不稳定的，只短暂地存在于某个网络事件爆发的几天或者几个月的时间中，但是蕴含在认同中的价值理念却是极其稳定的。因为这些价值理念的内核是经过长时间沉淀和内化的感性意识形态，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将赋予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

四、网络认同的权力效应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将权力划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前者是指与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后者是指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在对软权力的论述中，约瑟夫•奈注意到，“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28)。

纵观人类信息传播方式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的权力效应体现得并不明显，信息传递的效率、影响的力度和波及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不仅受到信息线性传播方式的制约，稍纵即逝的信息不能反复获取也不能保存，从而导致信息来源和传播效果覆盖面受限。而且，在以往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方式下，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实现双向即时互动，受众信息反馈环节的缺失，导致公众的意见无从表达，大众无从发声。可见，受制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种种局限，信息的权力效应也大打折扣。

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广泛普及应用，信息传播方式才被彻底改写，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网络传播阶段，信息权力的形成渠道也由此拓宽。通过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的网络平台，铺天盖地的信息变得无孔不入，并不断地被发酵、放大，最终冲破了时空的限制，将世界连为一体，信息权力的影响力也日益彰显。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与“雄厚的资本”相比，“丰富的信息”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关键性权力资源，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权力格局。

伴随着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出现，网络成为言论自由的信息集散地，在这里，基层民众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中“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基层民众可以平等地表达观点、讨论公共事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通过信息的快速和广泛传播，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的网络空间中，基层民众有机会形成极为广泛的社会认同，爆发出汹涌的网络民意。这种认同和民意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同时，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众性、迅速传播性使得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资源(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力量)能够迅速地汇集起来，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就变身成了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媒体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平台，使得两者之间有了进行相对自由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下，基层民众的言谈权力开始在网络中迅速汇集起来，不仅在不断流动的信息传递中整合成强大的横向的认同权力，而且还形成了从底层向中层乃至上层发生直接作用的纵向认同权力，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种掌权者，也不得不对这些在传统社会可以忽略不计的社会权力刮目相待”(29)。也就是，区别于传统的上传下达的组织化形式和权力运作模式，在网络时代，从社会领域出发，网络中的信息权力能够从基层直达上层，产生现实的影响力。就像卡斯特说的那样，“在网络社会中，新的权力蕴含在信息的符码中，人们的心灵成为权力贮存的部位”(30)。真正的力量蕴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网络社会的认同开始发挥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五、结语

总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评价性社会认同，即卡斯特笔下的“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开始凸现，并且已经开始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与传统的社会认同不同，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自主性的建构过程。网络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是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相比于理性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对于个体来说是更加内化也更加稳定的。而且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感性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扭转了忽略和压抑感性的态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感性转向，对理论意识形态的统治霸权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对于蕴藏着巨大能量的网络社会认同，我们的态度应当是重视而非恐惧。在中国，来自网络的民意之所以如此汹涌，是因为在长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中，来自普通民众的声音太微弱了，普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影响力被压抑了。应该看到，社会认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员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社会成员在共同参与社会行动的过程中，通过平等对话、民主协商、共同探讨，将社会认同的力量用于社会建设；社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互交融的基础上的每一次变革或创新也反过来在人们的思想中塑造出新的社会认同。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间的相互嵌入与胶着，使得社会认同的沟通与互动格外重要。因此，现时如何在实践上获得最大限度共同认可的社会正义应当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的焦点，只有这样才能使基层民众在感性意识形态上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致，从而使最大范围的正向社会认同成为可能。

注释：

①H. Tajfel, J.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Worchel S. Austin(eds), Chicago: Nelson Hall, 1986, p.7

②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③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④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⑤杨宜音：《“社会认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工作坊召开研讨会》，《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⑥李友梅、肖瑛：《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⑦方文：《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⑨王俊秀、樊江涛：《网民2009，从坐而论到起而行》，《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30日。

⑩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1)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12)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19～258页。

(13)喻国明：《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人民论坛》2009年第15期。

(14)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页。

(15)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4页。

(16)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75页。

(17)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页。

(18)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07页。

(19)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15页。

(20)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6页。

(21)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6页。

(22)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23)翟秋芬：《诺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湘潭：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4)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25)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第35页。

(26)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第43页。

(27)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28)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29)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10月。

(30)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