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动员产生了超越以往社会动员的强大效果。公众的信息权力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不再“虚拟”，而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在网络动员中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使得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行动成为了可能。网络动员带来的巨大力量给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的崭新特质和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加剧了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

〔关键词〕网络社会；社会动员；政府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特别委托项目“网络化条件下北京市职业群体社会管理创新研究”(13JDSHD002)

〔作者简介〕宋辰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在中国的迅速推进，互联网已经从局限于小群体的新兴媒体发展成为普通大众深度依赖的信息工具；网络空间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以现实向人们展示，这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有难以计数的人参与其中的真实社会[1]。网络的力量开始影响更为广泛的人群，并与现实世界展开了日益深入的互动。

作为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社会正在迅速崛起。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人们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表达权力与表达机会，社会动员具有了超越以往的巨大力量。由互联网上发起、运作并影响现实的实例层出不穷，它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参与公共事件的方式。不少社会事件由于网民的广泛讨论和集体参与而使效果更加明显、结果更加合理，但是同时，网络动员带来的巨大力量也给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中，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境。

一、互联网：社会动员的强大助力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力的平台。杨国斌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普普通通，并不表达争取宏大政治目标的崇高愿望，但就在这些平凡的斗争的背后，流淌着能量巨大的暗流。作为中国新公民行动的一部分，网络行动的沸腾显示了革命冲动的复兴。网络的力量在于揭示了这一冲动。这是另类的革命。它可能没有以往的革命号角，但未必缺乏革命的力量。” [2] 可见，发生在网络上的日常行动非常重要，点滴的网民行动汇集成了社会动员的巨大力量，从中亦能够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丝丝脉络。

首先，互联网为个体的联结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互联网上，个体之间的联结方式多种多样，如QQ群、论坛、微博、微信等，并且每个联结都有着较为稳固的现实基础。他们或者在线下属于同一个群体（如校友QQ群）、或者有共同的爱好（如爱犬俱乐部）、或者有共同的利益（如小区业主群），等等，这些共同点使他们容易被动员起来，形成“一呼百应”之势，借由互联网平台进而结成一个“身体不在场”却稳定的结构。在中国，一方面，庞大的网民队伍汇聚了海量的各色资源，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相当丰富，使资源动员不再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网络动员的参与成本低，容易退出，免除了参与者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参与得更加广泛。

其次，互联网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政治机会。在政治过程论看来，社会动员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动员者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有利条件，而不是个人对遭遇的社会或者经济因素的不满。在麦克亚当等人看来，政治机会包括四个方面：（1）制度化政治系统的相对封闭和开放程度；（2）一个政体赖以支撑的精英一致的稳定程度；（3）运动从精英中取得盟友的可能性；（4）政府镇压的能力和倾向。[3] 其中，网络动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其核心部分。在互联网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是很难完全控制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并非一个完全整合的实体，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正是在这种‘政治空间’中，互联网能够成为社会动员可资利用的工具”。 [4]因而，互联网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机会，那些倒逼政府的案例（如“免费午餐”项目）证明了这一点。 [5]

再次，互联网促进了建构性认同的形成。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独立的自我选择意识，尽管在网络的缺场互动中依然可见归属于某共同体的力量凝聚过程，但是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关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阶层，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或发展势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意愿诉求，希冀提出自己对社会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6]并且对比传统的社会认同或是共同体所强调的归属感，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内化了的更加稳定的观念力量。或是视频资料，或是微博里的激烈批评和真情流露，当象征符号有效地在网民的“生活世界”中激起共鸣时，一个分享共同的生活场域、经验和集体记忆的“我们”就会逐渐清晰起来，集结成“我们——他们”的解释框架，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一个共同体便悄然形成。于是，最初来自网民个体的感性共鸣，在事件持续的升级与关注中，在网络空间汇集起大范围的社会认同，甚至可能形成一股关乎全民公共利益的凝聚力，使线上的社会认同发展成为线下的社会行动力。

可以看出，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互联网扮演了多重角色，是社会动员发生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二、网络动员的力量彰显

由于互联网的推动作用，网络动员产生了超越以往社会动员的强大效果。网络赋予了公众以信息权力，赋予了网络意见领袖以话语权力。这两种权力都不是虚拟的权力，当其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时候，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话语权会使他们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现实“动员效应”，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会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这种现实影响力就使得撬动现实、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的行动成为了可能。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公共空间。尤其是Web1.0 向Web2.0的发展，更为网络的这一公共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在Web1.0时候，Web只是一个针对人的阅读的发布平台，Web由一个个的超文本链接而成。现在的趋势（Web2.0）发生了变化，Web不仅仅是Html文档的天下，它成了交互的场所。” 而Web2.0具备的要素有：“用户具有把数据在网站系统内外倒腾的能力；用户能够在网站系统内拥有自己的数据；所有的功能都能经由浏览器完成，完全是基于Web。”①这些要素归根结底都落在了“人”上，人机交互、用户体验成为主流，微博即是Web2.0的典型代表。在Web2.0时代，网民是互联网的主角，即使在线下生活里，他们在并不是社会分层中的上层，他们也可以对时事发表议论，享有网络社会中分散的权力。就像宋石勇评价的那样，“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话语平台，使公共领域呈现向所有人、所有问题开放的趋势，‘受众’转为‘公众’, 网络也转为‘共有媒体’, 公共性得到回归”[7] 。

公共性的回归赋予了网民大众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权力。纵观人类信息传播方式演变的历程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的权力效应体现得并不明显，信息传递的效率、影响的力度和波及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不仅受到信息线性传播方式的制约，稍纵即逝的信息不能反复获取也不能保存，从而导致信息来源和传播效果覆盖面受限。而且，在以往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方式下，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实现双向即时互动，受众信息反馈环节的缺失，导致公众的意见无从表达，大众无从发声。可见，受制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种种局限，信息的权力效应也大打折扣。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的成熟，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体现的很多局限性开始逐步被消除。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方，而是获得了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信息的“主人”。

信息自主性是Web2.0最鲜明的特征，博客就是代表之一。博客是一种网络个人主页，由用户自己决定主页上的内容。浏览这个主页的读者可以在日志后面发表评论，以与博客的主人及其他读者进行互动。由于博客的内容完全由用户个人决定，成为用户表达个人思想的网络平台，因此它又被称为“个人化媒体”。与信息自主性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特征为去中心化，如掘客网站。掘客网站是一个完全由用户自发参与内容创建、评论和分类的网站。在网站上，当一个新内容出现之后，阅览者可以通过投票机制为新内容增加分值，当这个内容的分值超过一定数量之后，该内容便会出现在首页，这就突破了传统的编辑体制，提高了网民的自主性。这样一来，网民第一次取代编辑成为网站信息的把关人，网民开始成为网站内容的影响者和决定者。由此，在众多网友的参与下，网络当中真正有价值的、能引起大众关注的信息就会被突显出来。

如果我们把“个人或组织通过信息的有效传递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对他人以及社会产生的影响力”称之为“信息权力”[8] ，那么，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广泛普及应用，信息传播方式才被彻底改写，这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网络传播阶段，信息权力的形成渠道也由此拓宽。通过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的网络平台，铺天盖地的信息变得无孔不入，并不断地被发酵、放大，最终冲破了时空的阈限，将世界联为一体，信息权力的影响力也日益彰显。正如约瑟夫?奈所言，与“雄厚的资本”相比，“丰富的信息”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关键性权力资源，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权力格局。[9]

区别于一般网民，互联网赋予了意见领袖更加强大的网络权力。“中国网民有5亿多人，微博用户超过3亿，但是网络知名度高、具有巨大影响力、能够让人耳熟名详者至多也就几百人。这些人数量少、能量大，往往能够左右网络舆论思潮，被称之为网络意见领袖。”[10]网络赋予网络意见领袖的信息权力较之普通的网民更为巨大，而且有更加特殊的表现。这种网络权力不仅仅是“丰富的信息”，还体现在话语权力上。

网络的快速发展，不仅仅使社会大众有了更大的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社会大众接受到的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形成信息爆炸。因此，对于普通社会大众来说，他们需要信息的“筛选”上的帮助。网络意见领袖们有来自于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推崇，更有熟悉媒体运作逻辑的优势，往往会被广大网民挑选成为“信息筛选者”。而话语权力就蕴藏在信息的筛选过程中。也就是说，自由的网络公共话语并不必然能够形成网络话语权力，只有形成具有一定舆论影响的网络话语才可能发挥权力效应。这不是否认一般网民的网络话语权力，只是较之一般网民，知名度高的意见领袖们更有条件，也更可能获得网络话语权力。

微博就是能彰显意见领袖话语权力的最典型例子。微博具有“关注”和“转发”的功能。当网民对微博上的某人或某话题有兴趣时，可以通过“关注”功能，使自己成为其“粉丝”；同时，微博上的每个个体本身又拥有自己的“粉丝”，关注他人的同时也是他人的关注对象。当某人对某条微博进行转发或者评论之后，关注他的“粉丝”都能看到其转发或者评论的内容。如果“粉丝”们感兴趣，就有可能进行再一次的转发或者评论，而“粉丝”们的“粉丝”也将会看到这条微博以及他们的评论，进行再一次的转发或者评论。这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下去的过程，经过无数次的“关注”和“转发”之后，对此事或者此人关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即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可见，微博在这样一种裂变式的传播过程中，达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效果。

网络意见领袖很多都是借助现实中的身份地位优势成名，其很容易将自身的现实影响力带入到网络之中，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往往也非常了解自身的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网络话语权力。微博多采用实名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网络意见领袖利用自身的知名度来产生网络影响力和网络话语权力提供了便利。网络意见领袖的微博可以被比喻成微博裂变式的传播“中子”，他们的“粉丝”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因此他们发出的微博会往往会比一般的微博得到更大规模的关注和传播，也更容易引发公共话题的诞生。网络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对特定社会公共事务的传播和评论，使得大量信息和观点进入普通网民的视野范围，从而达到影响社会公众意见形成的效果。

随着博客、社交网站以及微博等在Web2.0的出现，互联网的“以内容为中心”开始转向“以关系为中心”。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将线下生活的完整信息转移到线上生活当中，虚拟社交与现实社交开始出现大量的交叉。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就不再只是媒体工具那么简单，即，除了技术性之外，网络的社会性使得它具有了超越媒体工具的社会价值。当一件事情被大量网民围观并引发网络舆论时，会激发网民在网下开展一系列的现实行为，而这些现实行为的开展又会引发网络上更热列的围观和讨论，并进一步推动新的现实行为的开展。如此循环往复，网民的网上互动与网下互动相互促进，使得网络舆论具有了行动的力量。

伴随着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出现，网络成为言论自由的信息集散地。在这里，民众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民众可以平等的表达观点、讨论公共事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形成汹涌的网络民意。这种民意从线上发展到线下，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同时，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众性、迅速传播性使得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资源（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力量）能够迅速地汇集起来，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就变身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强大能量。

对于意见领袖，将网络赋予他们的话语权力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时候，也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力。具体到社会公益领域，就会使他们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现实“动员效应”。也就是说，网络，特别是微博，给意见领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干预现实的契机。在以往的现实中，意见领袖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现实权力上可能并没有优势，但现在，网络上获得的“虚拟权力”却可以给他们的现实权力带来明显的帮助。在网络条件下，他们若能将线上的裂变式的效应带到线下，作用于现实，这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动员效应”会带来实在的现实权力。

就比如，一些草根通过自己的微博发起的公益活动，开始并不能吸引广大网民的目光，但是经过媒体知识分子等名人转发后，关注度立刻就能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媒体知识分子就可以通过引导议题的方式，引起网民的关注，再从网络作用于现实，达到公益的目的。以草根“北京厨子”发起的一项名为“拯救古浪尘肺病农民兄弟”的活动为例，开始关注度很低，收效甚微，捐款数也很少。之后，著名记者王克勤的加入和微博呼吁成为这项活动的转折点，关爱尘肺病人的“大爱清尘”活动正式发起，成为网络焦点，并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三、网络动员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挑战

卡斯特预言，面对网络社会的崛起，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一场必输的战争。在信息时代的黎明之际，合法性危机正在掏空工业时代的制度的意义和功能。由于没有抓住财富、权力和信息的全球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已丧失了大部分主权。[11]随着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和信息的流通，民族国家对时空的掌握却越来越弱。不断受到具有自主性主体的多元认同的挑战，不断被强化离心的趋势，“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历史产物，其权力却正在衰落当中。

虽然卡斯特的预言在中国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确实在网络社会遇到了不可回避的困境，尤其是受到了来自网络动员的严峻挑战。

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变，由此带来了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危机。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的基础上，产生了“全景敞视监狱”的治理结构。在“全景敞视监狱”[12]中，管理者处于监狱最高层的监视室内，可以自上而下地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他，并且犯人之间也缺少有效沟通信息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因此，管理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凭借对信息的垄断使权力发挥作用。而“共景监狱”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开展的凝视和控制，管理者身处一种环形的类似罗马角斗场的中心位置，不得不接受四周所有人的关注和监督，管理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与此同时，公众也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管理者的声音，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质询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中的管理者”[13]。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转变彻底改变了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政府正在逐渐丧失其绝对的权威地位，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无法继续维系。

而网络动员为公众带来的强大主动性和现实权力，进一步摧毁了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继续维系的可能。作为社会动员的组织者和核心人物，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和广大网民的“中介”：既帮助实现社会领域内各种力量的汇集，达成对基层社会力量的动员；又充当着基层社会力量引领政府的行动的“纽带”。于是，网络动员，区别于传统动员的上传下达的组织化形式，使得来自于基层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力能够直达上层，从社会领域出发，分别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动员的方向开始有了发生改变的可能，自上而下不再是唯一的可能。动员的双方也发生了扭转，动员不再只是政府对于基层大众的动员。在网络条件下，基层大众可以通过网络集结起来，用自身的力量和意志来影响政府的行动乃至决策。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在强大的网络民意要求下，网络动员使得政府必须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再无“独断专行”的可能。

不仅如此，网络社会，尤其是网络动员带来的空间上的变化对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重大的挑战。面对流动的空间，建立在特定地域格局基础上的传统国家面临着挑战，其控制力得以施展的基础已经被悄然改变。传统国家的特性在于它吸纳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了时空矩阵，并且垄断了把时空组织起来的权力，在国家的介入下，时间与空间变成了统治与权力的网络。但是国家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越来越受到了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通讯和信息的流动的约束。[14]这里涉及到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的概念。“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相对，后者指一个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限内的地域。而在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立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15]信息技术是流动空间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互联网自身形成一个流动的空间，它也使得流变性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逻辑之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是“条块分明”、“属地明确”的，网络时代流动的空间必然会使如此的政府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特别是在网络动员的过程中，成员关系松散与自发分工并存。网络的匿名性和脱域化导致动员的参与者之间各自独立、人际互动简单或陌生、了解和掌握对方信息较少，彼此之间只存在一些较松散和暂时性的互动与联系。但是，在很多网络集体行动中，各地的网民却可以在没有被组织和明确分工的情况下，自觉地根据自身优势来进行工作，自发地形成较强的组织结构，建构起内部明确分工的组织体系。这对于建立在固化空间上的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巨大的挑战。

在中国，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冲击尤为显著，这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建立了包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在单位制度的有力保障下，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需要都由国家分配和满足。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这种从上至下的组织治理方式主宰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社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但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区并没有完全担负起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联结作用，自下而上的链接机制仍然亟待完善。并且，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这些社会事实以激烈的方式表明，有效的上下沟通是非常缺乏的，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互动方式的变革是非常迫切的。

在这样的契机下，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走进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刘少杰敏锐地指出，网络社会引起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信息时代加工制造的是信息产品，这些信息产品本身就构成一种权力，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通过网络动员和参与的过程，基层社会构建了强大的信息权力，它是“最有活力、影响最广泛的新型权力”，在网络化时代，信息权力“地位凸显、作用放大、横向传递及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权力”，提出了挑战。由此，他呼吁政府重视这些网络行为，并参与其中，变挑战为机遇。[16]

胡泳曾对不同国家中互联网的机会问题有过论述，他认为，在“政治民主相对完善、政治自由相对充分的国家中”，互联网只是拓宽了传播的渠道；而“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官方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 [17]说是“唯一出口”有些绝对，但相对于有些国家，互联网在中国确实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互联网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扮演了“政治机会”的角色，它为从社会到国家路途增加了一条渠道。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一脉相承，只是能够达到更快捷、更方便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而言，它更加表现为一种“社会设置”，在制度化完备之前，充当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

作为一种“社会设置”，互联网为政府与广大网民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平台，使得两者之间能够有进行相对自由的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动员的机制不再是作为再分配的前提的“组织化动员”②，广大网民代表的基层社会力量通过自身的动员行为，开始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流动的空间”。并且社会大众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意见领袖通过自己的网络权力，带动网民关注公益事件，进而影响广大网民的行为，从而带来现实影响力。来自网络的巨大现实影响力使得基层社会力量有了从政府那里寻求资源和政策的支持、引领政府的行动、甚至带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可能性。

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治理者和治理对象之间关系的变化，“政府”这一角色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纵观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从孔德的社会秩序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的发端，到福利国家理论的反思，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延伸，再到多中心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等多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单一中心的政府角色和绝对垄断的政府地位正在逐步被打破。同时，现代社会公共问题日益增多，相互依赖性加强，使得政府的“不可治理性”越来越明显，意味着政府无法继续担任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唯一治理者。

面对来自网络动员的对于执政模式的挑战，政府不应当再继续传统上“颐指气使”的统一口径，而是应当充分调动广大网民代表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站在规则的制定者、公共平台的构建者以及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的位置上，建立合情合理的规则，让社会大众在公共领域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自我控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在真正意义上达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

注释：

①引自百度文库“Web1.0与web2.0的区别”http://wenku.baidu.com/view/707b3df04693daef5ef73dd0.html。

②简而言之，组织化动员指的是必须要经由国家作为起点的自上而下的路径进行的动员，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具体参见孙立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参考文献：

[1]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2]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3] McAdam, D., McCarthy, J. D. & Zald, M. 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转引自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年第2期。

[5] 参见宋辰婷，刘秀秀：《网络公益中认同的力量——以“免费午餐”为例》，《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

[6]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7] 宋石勇：《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8] 王冬梅：《信息权力：形塑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9] [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0] 陶文昭：《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崛起与挑战》，《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

[11]【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12]【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3] 喻国明：《媒体变革：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人民论坛》，2009年第15期。

[14]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15]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394页。

[16]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

[17]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