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1911），清王朝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梁启超就曾预言，如果清政府再不改弦更张，将来世界字典上绝不会出现“宣统五年”这样的名词。但清政府似乎并不在意，初尝权利禁果的少年权贵，想的仍是如何把更多的权利集中到自己手中。此时的晚清政局，自光绪、慈禧先后离世，载沣以帝父之名摄政，操持国柄，逐渐养成亲贵争权之势。其间又分列门户，相互倾轧，争斗不已。第一个想抓权的就是摄政王载沣，他从德国皇室那里学到一条，一定要把军队抓在皇室手里。他的做法是派兄弟载洵担任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组建皇家军队，并兼管军咨处（相当于日本的参谋本部），他本人则代替皇帝做了大元帅。他们首先所瞩目的，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袁世凯被开缺后，又借立宪、维新之名，变更各省督练公所章程，设军事参议官，并由军咨处洊?任，镇、协、统皆得专折谢恩，自是渐夺督抚军权，入于军咨处之手。另一个出来争权的载字辈，是隆裕太后的妹夫、镇国公载泽。他从财政上下手，作为度支部大臣，其势冠于亲贵，即使载沣，有时也要让他三分。所以有人戏言，外国司法独立，中国则财政独立。他的目标是奕劻?。奕劻在慈禧死前是领衔军机大臣，慈禧死后，改革内阁官制，又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载泽最不能接受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载泽的时候说：“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溥仪《我的前半生》，22页，同心出版社，2007年9月版）载泽固不肯接受袁世凯，慈禧、光绪离世后，他是主张杀袁世凯的，由于张之洞极力反对，袁世凯得以回家去养“足疾”，躲过一劫。
徐世昌属于袁党是没有疑问的。宣统元年（1909）四月，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以东三省总督改任邮传部尚书。他走动比较勤的，亲贵中有载洵、载涛、奕劻、那桐，这些人都把他视为奇才，称赞他的贤能。载泽对他虽无好感，但碍于洵、涛、劻、桐的势力，并不能有所作为。宣统二年（1910）正月十三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戴鸿慈（少怀）病逝出缺，清政府即于十八日下诏，以徐世昌为协办大学士。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大学士世续被开去军机大臣，专办内阁事务，而以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又过了月余，即八月二十五日，更晋授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评传》的作者沈云龙说：“是亲贵固在刻意笼络世昌，世昌亦未尝不随时运用亲贵，其工于肆应，巧于迎合，貌为唯诺，心有城府，玩诸少年贵胄于掌上而不觉，故虽属袁党，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官僚政治中之别具典型者。矧大学士有相之位，军机大臣有相之权，是世昌各实均为宰辅矣。然终以与洵、涛、劻、桐为亲，引起载泽之嫉视，且以邮传部之故，党争亦日烈。”（沈云龙《徐世昌评传》，14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后邮传部人事变动，先以唐绍仪接替徐世昌，目的是要保持这一派的利益，同时，为了敷衍载泽起见，复召盛宣怀入京。但载泽采取不合作主义，凡邮传部有事需要与度支部协商的，都暗地里加以阻挠。无奈之下，唐绍仪于这一年岁末称病解职，清政府宣布盛宣怀继任邮传部尚书。此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在民众中激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清王朝垮台，起初不过基于派系争夺路权之私见。
徐世昌是个恭谨守礼、勤勉老成之人，读他的日记，很能体会到这一点。宣统三年（1911）正月元旦（旧历新年，今所称春节），他在日记中写道：“未明起，大雪。敬神。入直，到甚早，秉烛独坐军机处，作诗一首。辰正后随庆邸同僚四人在西右门内见摄政王，巳初召见。巳初一刻散，同琴轩到摄政王府暨庆邸各处拜年。”看来，军机大臣并不是个省心省事的差事，过年仍不得闲，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宫里“入直”。元旦这一天，雪下得很大，同为袁党重要成员的汪荣宝也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雪的情景，他的记述比徐世昌多了些细节，他绘声绘色地写道：“大雪弥漫，平地积尺许。”徐世昌在这种天气中又要“入直”，又要各处拜年，但他写得很简略，关于雪，他只写了“大雪”两个字。
简略是徐世昌日记的突出特点。他记日记简到极致，常常只有两三个字，无非是入直、会客、拜访、宴饮、读书、公务等项目；简约之外是省略，很多很重要的事，却只字不提，略而不记，仿佛不曾发生一样。比如资政院与军机处的矛盾，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已不可调和，不过，日记中却看不到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震动天下，清廷亦知非改弦易辙不足以缓和民气，但徐的日记中依然只字未记。四月初十日，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实行责任内阁，并将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一律裁撤，授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而以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
这就是著名的“皇族内阁”。其中汉人仅得四席，满人八席，皇族则占了五席，蒙古旗人一席。徐世昌名列汉人之首，可见清廷对他的重视。但他尤不敢乐观，以为“时艰任重”，当天就随奕劻、那桐一起递交了辞折，奏请朝廷收回成命，而清廷则于翌日“温谕慰留”。警民所著《徐世昌》一书提到，徐世昌在递交辞折之前，曾把希望起用袁世凯的想法告诉那桐：“辛亥四月，除授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世昌为协理大臣。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称，唯慰廷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列，奈何？’桐曰：‘是何难，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疎庸辞职，洊世凯、端方自代。当世凯罢后，有称颂其人者，载沣皆严斥之，其时褫逐之赵秉钧、陈壁，皆袁党也。自世昌再赞密勿，世凯谋起用甚力，亲贵咸赖为疏通，至是桐疏虽未报可，而亦不加以申斥。”（沈云龙《徐世昌评传》，158－15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读一读那桐原奏，发现上述内容并非空穴来风，那桐的辞折中确有举荐袁世凯以自代的内容：“查有开缺军机大臣尚书臣袁世凯，智勇深沉，谋猷闳远，罢归田里，以疾去官，现已积有岁时，当早医调就愈。又查有已革总督臣端方，才略优长，器识开敏，曩者因事获谴，固属咎有难辞，但以一眚之愆，废弃终觉可惜。此两臣者，皆尝为国宣力，著有劳勚?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口交推，合无仰恳圣恩悉予起用，必足以赞襄胜治，干济时艰。”（同上，159页）那桐的这番话虽然拉端方为陪衬，但重点在袁世凯，实际上，徐世昌在辞折中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他说：“尤愿我皇上破除常格，擢用扶危济变之才，以收转弱为强之效。”（同上，160页）
这是徐世昌第一次运动那桐出面保举袁世凯，可见他与袁世凯的交情，绝非泛泛。但在日记中他对袁世凯或其家人却几乎不置一词，只有一次例外，闰六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留姜翰青、袁云台晚饭，久谈。”这个袁云台，就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时任农工商部右参议。他们“久谈”都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了解，但至少说明，徐世昌与袁世凯之间自有办法沟通，袁克定只是其中一条管道而已。多年后溥仪依然认定，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徐世昌向避居彰德的袁世凯提供情报。尽管如此，袁世凯获得情报的途径又绝非徐世昌一人。不一样的是，徐世昌能做的，换了别人却未必做得到。内阁阁丞华世奎曾向其同僚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张国淦谈到起用袁世凯的内幕：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事。二十一日，命荫昌督师赴鄂剿办。二十三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相距仅二日。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调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庆（王）、那（桐）、徐（世昌）等素党袁，武昌事起，举国皇皇，庆等已连日私电致袁，并派员至彰德秘密商议大计，信使络绎。他们本无应变之才，都认为非袁不能平定，且是袁出山一绝好机会。乃于二十三日，由奕（劻）提议起用袁，那、徐附和之。摄政（王）不语片刻，庆（奕劻）言：“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泽公（载泽）初颇反对，鉴于大势如此，后亦不甚坚持。摄政（王）言：“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庆（奕劻）言：“这个不消说。”摄政（王）蹙眉言：“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又对庆（奕劻）等说：“但是你们不能卸责。”于是发表袁湖广总督。在庆、袁秘密接洽时，袁曾言非纯全用兵力所能戡定，当一面主剿，一面主抚，故二十三日有督办剿抚事宜之谕。二十八日有宣布德意妥为抚辑之谕。九月初六日，召荫昌还，授袁钦差大臣，节制诸军。同日，袁电奏起程日期，到汉五日，十一日即授内阁总理大臣。自此军政大权，全操诸袁一人之手矣。（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1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这是非常生动、具体的一段记载。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这个场景的记述似乎可以与张国淦的说法互相印证，他写道：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溥仪《我的前半生》22页，同心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指认袁世凯奉诏后，以“足疾未痊”为理由，要挟清廷，迟迟不肯赴任，清廷遂遣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微服出京，赴彰德，敦促袁世凯尽快就道。袁即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解除党禁、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个条件，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徐世昌返京转达，清廷一一允其所请，才有后来召还荫昌，授袁钦差大臣，节制诸军，负责湖北剿抚之事。
现在看来，这个情节很有可能是向壁虚构得来的。首先，徐世昌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说袁世凯出山这件事，至今未见第一手材料记载，按诸《徐世昌日记》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所记，均未有一字提及此事。或谓徐世昌故意隐瞒了彰德之行，但是，要为他的故意隐瞒设想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却并不容易。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上谕发表后，第二天，他给徐世昌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徐世昌曾经给他发过电报，这恐怕便是张国淦提到的“私电致袁”。徐在电报中“勉弟以释前嫌，明大义，速行应召出山，仔肩大任，础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功在社稷，百世流芳，像画凌烟，万民诵德”。而袁世凯则回复他：“弟归田日久，自量能力不足以统辅各军，自知德鲜不足以削平内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何苦以垂老之身而作此误国、误民、误身之事而受万人之嘲骂耶！”他希望徐世昌看在三十年交情的份上，“善为我辞，请朝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袁世凯《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194－195页，九州出版社2013年9月版）
在这里，袁世凯所说未必都是心里话，但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看到了此次叛乱与以往的不同，就在于“纪律严明，宗旨正大，外人与教民之生命财产实力保护，较之拳匪发捻等野蛮行为，几有霄壤之判”。（同上）所以，单纯以军事力量不足以平定此次叛乱，而且，仅仅以一个“湖广总督”，也未必能让他有所作为，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为不智”之叹。就此而言，他向清廷要条件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他提出的要求不是六项，而是八项，此事见于八月二十七日他写给张镇芳的复信。张是袁的表兄弟，也是袁在政治上的亲信，二十五日，他致信袁世凯，建议袁抓住时机，应诏出山。虽然距袁给徐世昌写信只有三天，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做出决定，准备接受清廷的召唤，于是才有了对奕劻恳求“断不能辞”和“力疾一行”的态度转变。他在信中告诉张镇芳，他不仅已经“具折谢恩”，而且“开具节略八条”，主要内容为：“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他将这个“节略八条”交给时任邮传部副大臣的阮忠枢（字斗瞻），请他带到北京面呈奕劻，以及那桐和徐世昌。应当承认，他在这里所要求的，包括兵源、军饷和独立指挥权，都是一个将赴战场的军事首领所必须的，所以，清廷接受他的“八条”，也没有遇到太多的阻碍。（《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15页，岳麓书社2005年8月版）
遗憾的是，袁世凯在信中提到的这个“节略八条”，作为一个单独文本，至今未见公私收藏的公布。然而，“八条”之外，是否还有个“六条”呢？应当没有这个可能。就“六条”的内容来看，当武昌起义之初，清廷的诉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即剿抚，并未涉及政治解决的问题，也还谈不上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和解除党禁之类的呼吁。从袁世凯的角度说，他未必不了解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变革是解决当时政治危机的根本出路，但以他的智慧，在刚刚起复的时候，他未必会这样做。九月初三日，天津《大公报》有一则报道，分析袁世凯此时的心态相当准确，作者写道：“项城（袁世凯）曾私向人云，此次之乱，若但向皮毛上求治，未尝不能奏效，但为国之道，其根本所在，贵能实行立宪。实行立宪，即当建设责任内阁，化除满汉畛域。某所持之政见如此。但此刻军务吃紧，又不便行奏陈，贻人口实，似乎藉此要挟，且邻于推卸，此则某所不敢当者也。”（转引自《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19页，岳麓书社2005年8月版）
实际上，自武昌新军起事，徐世昌就不轻松。作为内阁成员，协理大臣，他不能不为此承担责任，逃无可逃。原因就在于，铁路国有政策之颁行，由于未能先交资政院妥议，已经违反了责任内阁制的程序，犯规在先，而在实际操作中又激生变乱，引发不良后果，所以，在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的前一天，清廷下诏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交该衙门议处。十一日，皇族内阁总辞职，并提名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九日，资政院批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二十三日，袁世凯入京组阁。这一天，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慰亭（袁世凯）到京，访谈良久。”此后几天，日记中均见他与袁世凯久别重逢的频繁交往，可见期待已久。
这时的徐世昌，已被清廷改授为军咨大臣，取代载涛之地位。所有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则交给袁世凯节制调遣，随时会商军咨大臣办理。至此，少年亲贵煞费苦心从袁世凯手中夺得之军权，一举而归诸袁世凯及北洋军系掌握。此后，徐世昌“专办军咨府事”，并参与袁世凯组阁。军咨府纯系满兵，饷优械利皆在北洋及各省新军之上，专司拱卫京师之责。载涛虽然已卸军咨府职，名义上仍统辖禁卫军。袁世凯遂令其率禁卫军南征武汉。载涛畏怯，乃自请添派禁卫军训练大臣。十月十二日，袁世凯即奏派徐世昌专司训练，以收禁卫军之权。载沣知道这是袁世凯在施加压力，遂于十六日向隆裕太后面奏，请退监国摄政王之位，自归藩邸，不再预政。隆裕准其所奏，发布懿旨，并称“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从私人角度说，这是袁世凯逼退载沣，而从政治上说，却是代表宪政的内阁战胜君主。总之，皇帝、皇室尽失其屏障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故此，隆裕在此诏中特别授予世续、徐世昌为太保，以“保卫圣躬”为职责。这一举动实寓有“托孤”意味，徐世昌自觉“无任惶悚”，第二天即“具疏恳辞”，然而清廷不准，谓：“该大学士宅心正大，老成可恃，是以授为太保，正当抒发忠爱，不辞劳瘁，所请收回成命之处，应无庸议。”（见《内阁官报》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182－1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有人说，载沣退居藩邸之诏书即由徐世昌草拟，他的确也很忠于职守，几乎每天都到毓庆宫伺候。这是宣统每日随英文老师庄士敦读书的地方，他在这里并无具体事情可做，但仍表现得十分恭敬。殊不知他与袁世凯的关系，绝非常人可以想像，更不足为皇室这些糊涂虫可知。他们希望徐世昌“抒发忠爱”，实在是看错了人。清、民递嬗之际，徐世昌或碍于身份，公开场合总是给人一种唯唯诺诺，无所表现的印象，但实际上，凡遇重大问题，袁世凯必向他征求意见。袁世凯在攻克汉口、汉阳后，态度发生急遽转变，由剿而抚，由抚而和，此中奥妙似乎只有徐世昌才能说得清楚。而南北和谈，议定召开国民大会，将共和立宪付诸公决，以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觉得此事很难向宫廷和顽固亲贵开口，乃请徐世昌先行密陈庆亲王奕劻，得到他的首肯后，再到庆王府商议。可见徐世昌居中协调的重要作用。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宣布宣统帝逊位诏书，命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诏书虽系由张謇起草，但发表之前，据说袁世凯左右增加了授彼全权一语。这段话表明了袁氏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清廷，非得之于民军，为南方政府万一不履行承诺，推任总统，留一伏笔。有人认为这一笔非徐世昌不可为：
彼虽位居清室太保及大学士，而于世凯为患难兄弟之交，祸福与共，自袁入京，凡事咨商，徐以避人耳目之故，退藏于密，形迹不甚显露，事后复效金人之缄口，致有关记载之资料绝鲜。然前云载沣退归藩邸之诏书，既由世昌所手草，则此一关系重大之逊位诏稿，宁不经其事先寓目，为之增改，恰如分际？乃至插入诸语，纯为世凯个人前途利害设想，自更得其参酌意见而后可，似此老谋深算，棋争一着，亦非久历仕途夙具政治经验者莫办，是所谓“某巨公”，舍世昌其谁欤？况“袁左右”之参与高度机密者，又孰能与世昌抗衡耶？此种推论，容或不免于“大胆的假设”，试一究之事实，则颇相近也。（沈云龙《徐世昌评传》2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