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这一页，徐世昌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已是第三个年头。徐是袁的老朋友，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微服潜逃回国，李鸿章令其与他人同办转运。这个微末之职与他所期待的“从此可跻高位”相差太远了，但他是个玲珑剔透之人，京城的环境恰好给了他广结官场的机会，也成全了他对异路功名的热望。他在写给其兄世敦、世廉的信中提到：“正在侘傺无聊之候，忽遇契友阮君斗瞻，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门下。得其承介，晋谒直督荣中堂。”（袁世凯《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101页，九州出版社2013年9月版）这里的李总管，即大太监李莲英，而荣中堂即荣禄，此时他是直隶总督。这一次袁世凯心遂所愿。由于朝廷不满于绿营的涣散，急欲编练新军，荣禄正为此物色人才。袁世凯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他在晋谒荣禄时详细回答了有关外国兵制的提问，荣中堂甚为满意，很快将他介绍给李鸿章。李鸿章是了解袁世凯的，他说：“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遂合词奏保，即蒙召见，奏对称旨，奉谕派为北洋练兵大臣。”（同上）
这是袁世凯自己的说法。然而，袁世凯督练新军究系何人所荐，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说：“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阳主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近代稗海》第一辑，3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陈夔龙（1855－1948），字筱石，号庸庵，别署庸庵居士，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进士，当时在京城译署为官，他这里提到的常熟，即光绪的老师翁同和，高阳即清流领袖李鸿藻，他们同为军机大臣，提携一个军务处的下级官员，自然不在话下。据说，袁世凯结识李鸿藻，就是徐世昌介绍的，袁还乘机向李递了门生帖子，算是拜门。他“以曾在朝鲜为其国王练军，自诩知兵，乃奔走于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之门，而以训练洋队之说进，李鸿藻、荣禄均为所动，而李尤激赏，谓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乃嘱袁草拟练兵要则及营制规章，凡数千言，大旨则步兵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乙未十月（1895），督办军务处商定，调胡燏棻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兴造津芦铁路，并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派袁世凯督练”。（沈云龙《徐世昌评传》，8－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徐世昌与清流素有往来。他与陈夔龙均为同年同榜知名者，区别仅在于，陈夔龙改部曹，他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散馆，又授编修。按照清朝规制，散馆相当于一次后备干部考核，“前科庶吉士于下科殿试前，再经廷试一次，课以一赋一诗，仍以殿试卷书之，亦分一、二、三等。一等与二等前列，可留馆授编修、检讨，余以主事分部，仍候补或知县即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0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看来，徐世昌这次考得不错，取得了编修的资格，如果再有一次翰林大考，加以很好地发挥，或可超升，进而成为侍讲，或外放学政，也未可知。然而，“翰林大考无定期，或三、五年，或十余年一次”，（同上）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大考，徐世昌恰逢其时，可惜的是，他“未列上考，不得记名，遂思以知府截取，分发河南，未及行，适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十月奉诏治军小站，号新建陆军，奏调世昌会办参谋营务处，此为徐氏与北洋军系发生关系之始，而一生功名事业，亦即从兹发轫”。（沈云龙《徐世昌评传》，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袁世凯既已走马上任，便向徐世昌发出了邀请，他的《与徐菊人书》写得非常诚恳：“老哥困居翰院，将届十年，虽则得过试差，门墙桃李，遍植九州，而欲望循序升职，限于前辈之当先，缺少人多，擢升之期遥遥无望，不如改弦更张，屈就武职，别图异路功名较为迅速也。弟之练兵处，月饷约十万左右，需人佐理，拟奏调老哥为练兵处提调，兼任饷糈事宜。虽属大材小用，而建功列保，却较在翰院中容易十倍也。”（袁世凯《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105页，九州出版社2013年9月版）这是袁世凯的经验之谈，也是肺腑之言，想当年，他刚来京城，叔父袁保恒力劝他以科举求功名，但他自认为“天分不足，素性顽钝，不好读书”，如果“以文章猎取功名，只恐画饼难以充饥耳”。（同上，1页）他更感到兴趣的是“异路功名，苟遇机会，一二年竟可飞黄腾达，因此热中不减”。（同上，20页）于是，他“舍恒叔而托菊人纳捐，并承菊人推解，托张公佩纶转荐于直督李爵帅幕下”。（同上，21页）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袁世凯经他推荐很快赴津参谒李鸿章，并被委任为机要科二等文牍员。但他既“以一领青衿入仕途，必为人所轻视”，（同上，31页）不得已借口母亲病危，离开了督署。但他不久又经叔父介绍，拜在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门下。光绪八年壬午（1882），朝鲜内乱，吴长庆作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平乱，并保举袁世凯为营务处总办。
徐世昌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并未拒绝。尽管时人对翰林总是另眼相看，并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但他在翰林院毕竟已近十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翰林大考，又未有所获，在这里继续忍下去，殊不易也，不如答应袁世凯，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不过，据王伯恭（锡鬯<音唱>）《蜷庐随笔》所言，清朝定例，“翰林院编修须满六年资格，方可迁转。此六年中，一日不得间断，若有事出京，亦须回时按日补足”。徐世昌应邀参与小站练兵时，他的编修资格尚不满六年，王伯恭还请王夔石制军（文韶）为他求情，希望免扣资格。但“奉旨：徐世昌准其在营效力，所请免扣资格之处，著无庸议，于是徐君仍回原衙门行走，但受小站营务处虚衔，月支数百元薪俸而已”。（王伯恭 江庸《蜷庐随笔 趋庭随笔》，98－99页，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
这是徐世昌最初接受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一职时的情形，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所谓参谋长。徐世昌固然不懂军事，但他的稳重、练达和人脉关系，常常可以帮助袁世凯度过危机。事实上，徐居袁幕，分虽属僚，实为客卿，且二人交谊非比寻常，袁视徐为兄长，虽非言听计从，却能遇事请教，彼此一刚一柔，总能收相济相扶之效。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新建陆军成立只有数月，津门官绅已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兵部尚书），约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旂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俞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近代稗海》第一辑，3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这一段清代官场故事，颇能说明荣禄对袁世凯的一番苦心，也可以想像徐世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陈夔龙与徐世昌为丙戌会试同年，这种关系在官场上是十分重要的。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已近三载，这一年的三月、闰三月，他曾回到河南辉县百泉之水竹村，祭祖修坟，安葬慈母。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全赖母亲支持门户，将他与弟弟抚育成人，故他对母亲感情极深。在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未刻到卫，住朝阳寺。叩别先慈灵榇荏苒一年，回忆昔年远行归来瞻依膝下。今则四方多难，不见我母，灵前哭拜，痛切肌骨。”思母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选地、造坟、栽树、立碑，直到廿九日“慈灵安葬”，这一天的日记具体写到安葬时的情形：“遵用祖茔乙山辛向丁卯丁酉分金元六度，下志石圹（音矿）前二、三尺，居先君子、先慈两圹之间。不见慈颜已年余矣，从此，宅兆永安，长此终古。伏地哀痛，悲风悽恻。封墓，哭拜敬礼。”
除了河南之行，这一年里，他很少离开小站，有时为了会客、办公务，要去天津、保定，也是快去快回。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几乎每天，他都在营中活动，或操练军队，或查看防务，或与各营将官谈话，或处理各种公务文案，常常是“夜深始眠”，更有甚者，二更、三更还要出营查哨，至“天将明始眠”。徐世昌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他这时是住在营里的，事无巨细，随时都会有人找他拿主意。一来他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尊为兄长；二来他是翰林出身，将领对他特别尊重，皆尊他为师。他一边主持各营操练，一边自学军事及英语，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以此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他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真正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开始，袁、徐二人皆有贡献，而徐世昌最先提出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贡献尤为显著。
这一年，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春二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及山东的修铁路和开矿权；三月，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湾及中东、南满铁路；夏四月，英国租借威海卫和香港九龙及长江流域的权利；法国则要求租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和云南的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权利；意大利也不甘落后，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结果，除意大利的要求被拒绝外，其他国家的要求清廷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之祸，其祸根就在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以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正所谓“列强竞逐之心无时或已，相逼而来如环无端。究其原因，皆甲午一役厉之阶也”。（印鸾章《清鉴纲目》，673页，岳麓书社1987年6月版）徐世昌、袁世凯对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们私下里常常流露出一些不安和忧虑。二月初，徐世昌在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人的嚣张气焰：“俄人欲令自其交界至北京、天津所有练兵处所皆用其国人教练而尽驱他国之教习。聂功庭军门（士成）所约该国沃参将复不归功庭节制，其后该国有派来中国教兵者皆照此例，其欲收我北方之兵权悍鸷甚矣。”俄国人的这个举动，或将威胁到他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尤其他们聘请的洋教习，主要是德国人。二月十六日，他先在日记中提到了“闻皇上以时局危迫临朝痛哭”，然后又记，得到胶州电报：“俄兵舰掠德巡船一只去，德人尽弃其资粮，水师尽登船，陆军固守青岛，不知将与俄有战事耶，抑两夷别有深谋耶？”同一天，“又闻日本尽收其商船入口，英借给现款二百五十万，或亦将有事于俄耶，未可知也。然皆大不利于我中国，使仍不放手为之，祸患之来曷其有极”。
时局至此，他们亦思有所改变。二月间，袁世凯去京城奔走，除了要求“添兵事、饷械（自造子弹）”外，更希望朝廷能有所作为。他在京城连续收到徐世昌四封来信，复信中，称其“高论极切时要，曾亦力言，但均在梦中，大概亦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绝不肯尽人以回天，无可望矣”。尽管我们不知道徐世昌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发表了怎样的“高论”，但从袁世凯的复信中，我们却不难猜测徐都说了些什么。袁世凯此番晋京，是想拜见恭亲王奕䜣的，但“恭邸即病甚，不能见人”，好在“各邸堂均见”，总算不虚此行。袁告诉徐，在与各邸堂相见时，他“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他不由得感慨：“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所谓极坏处，也就是准备着与列强开战吧？于是他叮嘱徐世昌：“时局至此，战事断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天津博物馆藏《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11－12页，中华书局版）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权力中枢之外的官僚精英，徐世昌、袁世凯对国家所遭遇的外来危机，瓜分之祸是很敏感的，并希望朝廷尽快变法革新，以图保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二十五日，生动记载了翁与袁的这次会面：“袁慰亭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云须每省三四万兵。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同上，注②）翁文恭公即翁同龢，时为军机大臣、户部上书，而且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也即袁世凯所拜见的“各邸堂”之一邸。翁的帝党领袖，他对变法维新持一种谨慎却也是支持的态度。但在他这种身份特殊的人看来，是否变法？如何变法？是朝廷应该考虑的事，自然不必对一个军人表明自己的态度。袁世凯不得要领，有一点“均在梦中”、“无可望”、“均不能照办”的感慨，也是很正常的。一愁莫展，无可奈何，是当时流行于官场的普遍情绪，即袁世凯在信中所说：“知其不可为而委为气数使然。”（同上）
但袁世凯此行还是给京城的官僚、文人圈子留下了开明、进步、通洋务、主张变法维新的印象。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对袁氏并不陌生，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康、梁在北京创办强学会，袁即参与其中，并捐款五百金。他还频繁出入于京城文人的各种饭局，与清流和维新人士拉关系，套近乎。徐世昌在这里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多年后，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康有为发电报请他退位，电文中有一段叙旧的话，还提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41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可见，康、梁等维新人士当初对袁氏是有些好感的。所以，康有为在变法的紧要关头，想要借助袁世凯的力量，一点也不奇怪。他指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迴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7－58页，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
这里所言，即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之后，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已日趋紧张，至二十八日，光绪决意要开懋勤殿，设议政局，更遭到慈禧的反对、指责，乃至警告，所以才有光绪“朕位且不能保”的担忧，以及“今朕问汝（杨锐）：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期待。（戴逸主编，张耀南、陆丽云、孙宇阳著《戊戌百日志》，52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8月版）康有为们担心光绪的安全，联想到不久将在天津举行的阅兵，深恐慈禧会借阅兵之机废掉光绪，遂决定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策动袁世凯“勤王”，以清君侧，其步骤为，先杀荣禄，然后分兵入京，一部围颐和园，一部入宫，保护光绪。
康有为们的应变计划是否得当且按下不表，但其预为军事上的安排，却早在六月初徐仁禄天津小站之行时就着手进行了。很显然，派徐仁禄去小站，拉拢袁世凯，是康党的重要政治举动。徐世昌日记逐日记载了徐仁禄在天津和小站的行踪，六月初七日，徐世昌赴天津，当为迎接从北京来的徐仁禄；初九日，与徐仁禄见面，并“约澄甫、仲明、徐艺郛（仁禄）、赵体仁偕玉弟同食，聚谈半日”；十二日，“起行回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袁世凯）寓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十三日，“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艺郛谈”；十四日，“与艺郛、仲远畅谈一日，云台来”，仲远即言敦源，仲远是他的字，江苏常熟人，时在新军幕府，与徐世昌友善，其兄言謇博娶了徐仁禄的姐姐为妻；而云台即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字云台；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徐仁禄在小站逗留四天，第一天就在徐世昌的陪同下到袁公馆“久谈”，第二、三两天又与徐世昌、言敦源谈，还有袁克定参加。
但与康有为多有交往的四品京堂王照却认定徐仁禄此行没有见到袁世凯，更没与袁世凯交谈过，大约三十年后他曾忆及此事，写道：“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姪义甫（子静即徐致靖，礼部侍郎，子静是其字。义甫，即徐仁录，又作仁禄，字义甫，也写作艺甫、毅甫、艺郛），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这里的某太史即徐世昌，他在送走徐仁禄之后，又到袁公馆久谈，所谈恐怕还是如何处理徐仁禄带来的康有为的建议。王照称徐仁禄未见到袁，恐非事实，但他指出袁和徐所说皆为“模棱语”，可谓真知袁与徐者，这恰恰是袁与徐的官场经验使然，也即他们的政治风格。
殊为可惜的是，康有为却轻易相信了徐仁禄的一番话：“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8页，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于是，他们便根据徐仁禄对袁世凯的理解开始行动了，“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谭嗣同）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这可以看作是康有为政治经验的缺乏，以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而康有为竟未有丝毫的怀疑，只能说他太自负，太轻率了。七月初八日徐世昌收到袁世凯寄自天津的信，其中或流露出他们真实的政治态度。据徐世昌日记，七月初二日送袁世凯赴天津，十一日上灯后袁世凯自天津回到小站，其间初八日还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他赴天津的主要任务，是应荣禄之召，商办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天津阅兵的准备工作，信中特别提到荣禄对他的态度，“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又说，“亲缮面呈之件，大以为然，并甚感悦”。对于朝廷的改革和人事安排，他并不满意，“惟内廷政令甚蹧（糟）”，甚至对“今上病甚沉”这样的流言亦深信不疑，也可见其态度。（天津博物馆藏《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12－13页，中华书局版）
七月二十六日，即徐仁禄小站之行的一个月后，翰林院侍读学士、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奏“密保智勇忠诚统兵大员请破格特简折”，请求光绪皇帝亲自召见袁世凯，并委以疆吏或京堂之重任，使之独当一面，不再受荣禄挟制。光绪帝当日即发出电寄荣禄谕旨：“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戴逸主编，张耀南、陆丽云、孙宇阳著《戊戌百日志》，46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8月版）袁世凯于七月二十三日赴天津，二十六日，荣禄向他传达电旨，他晚上即电话通知徐世昌，请他次日来天津，“晚慰廷自津来德律风（电话），约明日赴津”。第二天黎明，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徐世昌“乘车行三十余里，骑马行三十余里”，直到太阳偏西，才赶到天津，并且马上去见袁世凯。袁请他明日赶赴北京。二十八日，徐世昌按照袁世凯的安排，来到北京，就住在好友、藏书家徐坊（梧生）家中。
这些都出自徐世昌日记，他记得虽很简短，但非常明确。二十九日：“慰亭到京，住清华寺（一说法华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内。”而白天，他与藏书家萧穆（敬孚）一起吃了早饭，见了杨锐（叔嶠）、钱恂（钱念劬，音去），并与他们交谈，“又看数友”，则不知为何人。三十日，“出城到敬孚处早饭，到七叔祖宅久坐，又访数客”。八月朔日，“梧生约早饭，饭后到敬孚处，午后看数客”。此日袁世凯正在觐见，据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记，觐见后“回轩少食就寝，忽有苏拉来报，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片，奉旨令初五请训”。不久便有朋友前来祝贺，他则于“午后谒礼邸，不遇。谒刚相国，王、裕两尚书均晤”。（苏继祖 梁启超 袁世凯 陈庆年著《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65－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礼亲王世铎，以及刚毅、王文韶、裕禄三位军机大臣的府邸，都在西城、海淀一带，可知袁氏行踪是在北京的西北，而徐世昌是则在城南，他们先是分开行动的。至初二日，徐世昌来到城内，“住清华寺（一说法华寺）”。此日袁世凯也在“谢恩召见”之后回到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疑为复）睡”。（同上，66页）
面对一直酣睡的袁世凯，住在法华寺的徐世昌又能做什么呢？初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徐世昌是初四日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申刻到津”，也就是下午3时至5时之间。前一天他晚间进城，从袁世凯那里听说了多艘英国兵舰集中大沽海口的消息。也是在这天晚上，谭嗣同前往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关于此次访问，袁氏的《戊戌日记》记载甚详，而徐世昌日记却未着一字，非故意隐去天大秘密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下了徐世昌当日的行踪：“初三日早，暾谷（暾音吞，林旭）持密诏来，跪诵（一作读）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启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
如果真如康有为所说，那么，初三日早晨徐世昌出城，很可能去了城南的南海馆，参加了康党核心成员的这次聚会。1917年康有为致信徐世昌，还提到“追忆南海馆同读密诏之时，犹在目前也”。1922年康有为作诗亦忆及此事：“杨锐传来筹救谕，位不几保望诸臣。当时读诏泣涕下，南海馆内徐菊人。”（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756页，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这些或可作为徐世昌“同哭”的旁证，《徐世昌评传》的作者沈云龙因此称徐世昌为“卧底”，他说：“世昌见康党诸公平素谈政治改革，议论不可一世，而至紧急关头，除痛哭外，别无善策，伎俩亦不过尔尔，于是也一掬同情之泪（？）以报之。试问国家大事，又岂是痛哭所能解决？维新派之书生结习及坦率粗疏可知。故是日深夜，谭嗣同往说袁世凯勤王，袁熟计利害，何去何从，殆已获世昌回报而成竹在胸，其答谭诸语，均属事前准备敷衍之词。而左右袁之决心者，自以世昌蛛丝马迹之嫌疑最重。”（沈云龙《徐世昌评传》，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就袁、徐二人的关系而言，徐既“旁听”了康有为所谓“经画救上之策”的密谋，则不能不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说与袁世凯听，并与之商议应对之策。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光绪召见。他在《戊戌日记》中写道：
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等语。上为动容，无答谕。请安，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苏继祖 梁启超 袁世凯 陈庆年著《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袁世凯的这一番话说的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难怪刚一退下，便“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2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版）张一麐是袁世凯的亲信，有传说，袁氏之《戊戌日记》便出自他的手笔，其中或有不实之言亦在所难免。总之我们可以认定的是，袁世凯曾将初三日晚谭嗣同来访的全部内容向荣禄和盘托出，特别是说出了围禁颐和园与请旨杀荣禄两件事，对整个事件的升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向慈禧汇报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但袁世凯的告密绝非戊戌政变的唯一原因，它有一个酝酿发酵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中帝后两党的权利之争起主导作用，慈禧固然并无仇视新法之意，但她或在意由谁来确立新法，以及谁来任命推行新法的人。慈禧“训政”后教训光绪“任意妄为”主要是两条，一是“背祖宗而行康法”，二是不用她“多年历选，留以辅汝”之臣，而重用康有为。所以她质问光绪：“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苏继祖 梁启超 袁世凯 陈庆年著《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26－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实际上，七月十九日，礼部六堂官怀塔布等因阻抑王照封奏，同时革职；并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分别加四品卿衔，着军机章京上行走；又有决心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以议新政之举，并推举康有为、梁启超等十人（名单有多个版本）为顾问官；八月一日又召见袁世凯并超擢以侍郎候补；这些举动都引起了慈禧的疑忌，荣禄等后党官僚亦深感不安，所以才有调聂士成军守天津，并调董福祥军秘密开赴北京的安排，以备不测。而后党的压力和威胁，又刺激了光绪，故有“朕位且不能保”之叹，希望新进诸臣能找到一种“良策”，在不致有负圣意的前提下，尽黜老谬昏庸之大臣，登用英勇通达之人，借以达到转危为安，化弱为强的目的。可惜这些新进诸臣政治经验不足，又感情用事，盲目急进，竟筹商出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议。总之，多种力量汇聚融合，终于酿成了矛盾的总爆发，从而引爆了这场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是清末政局的一次大变动，其影响力渗透到整个晚清的政治改革进程，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十三日，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给历史留下了血腥的一幕。至于袁世凯，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记：“慈圣（慈禧）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荣禄）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疑为乃）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慈禧）。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指光绪）。而宫闱之地，母子之间，遂从此多故矣。”（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陈夔龙《梦蕉亭杂记》，3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徐世昌日记没有记下袁世凯的这次北京之行，但在八月初十日的日记中，他留下了一笔：“德律风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