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穆加贝是1985年8月26日清晨6点20分乘坐中国民航普通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中方的陪同团团长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这次除了穆加贝本人外，还来了包括外长在内的六位部长，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8号楼。白天中方没有安排活动，让客人休息。
晚上7点，赵紫阳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穆加贝举行欢迎宴会。过去宴会的方式是先由宾主分别致辞，然后通过口译进行现场翻译。后经过中国礼宾制度的改革，外交部直接把宾主双方的稿子都事先译成对方的语言，书面打印出来，放在餐桌上。这就省去了宴会上翻译占用的时间。在穆加贝站起来致辞的时候，赵紫阳把翻译稿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待他英文念到“今年我国农业可望获得大丰收”和“津中友谊万古长青”这两个地方时，“你就带头鼓掌”。我便仔细聆听，待穆加贝用英文念到这两句话时，我便带头鼓掌，一时间包括共和国总理在内数百人的掌声在大会堂宴会厅里响了起来。穆加贝微微点头向大家致谢。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引领世界潮流的超现实主义感觉，以致后来，每听到《掌声响起来》这首歌曲，自己竟会联想起这段其实毫不相干的插曲。
（一）
穆加贝1924年2月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民家庭。念过六年小学和两年师范，然后就在国内以及赞比亚、加纳等国的中、小学任教，前后约20年，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间的大学。在加纳教书期间，他深受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从1964年到1974年，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他重视武装斗争，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他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
今天的西方媒体已把穆加贝描绘成一个如洪水猛兽的独裁者。从2001年开始，由于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触动了英方利益，英津关系恶化。2002年津大选后，英国指责穆加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对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决定中止津成员国资格，津政府则宣布退出英联邦。2005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听证会上将津巴布韦列为全球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津政府拒绝这种指控。
据我观察，穆加贝这个人相当复杂。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会面，都是我担任翻译。在另外一些国际场合我也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憎恨殖民主义。他性格刚强、作风率直，但思想左倾。在长年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向他的游击队员承诺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独立之后的几年，他的政策还相对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参加了会议，坐在一个大厅，被安排在同一个上午发言。我在现场亲眼目睹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冲突”的戏剧性一幕。穆加贝上台发言的时候，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愤怒激昂的语调，讲了下面这段话：
“当今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口闭口什么人权民主，实际上是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过去就是从他们那里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今天他们倒反过来教训我们了，真是毫无道理。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首先要有土地，我们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许这些英国后裔保留一个农场，但他们要几十个。我不是夸张，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们要继续拥有几十个农场！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我们是津巴布韦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我们不在乎英国的制裁。布莱尔先生，请你保留你的英格兰，但也让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韦。我们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请你也不要夺去我们的土地。当然，我们愿意和外界友好，愿意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关系，但我们不会去祈求别人的施舍。现在关键是世界的发展模式要转变，从一切为了公司的利益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管穆加贝所说是否准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难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是很少能不动容的。整个会议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他一讲完，我看到在场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几乎同时转向了坐在后面几排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倒是神情依旧。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摆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已经是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也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我后来两次去过津巴布韦，一次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路过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到了2007年，竟出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到了2009年，通货膨胀已经失控，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贬到最低的时候，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后来津巴布韦干脆放弃了货币主权，转而采用美元、南非兰特等货币。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不过这也赶走了那些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当中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贝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坦桑尼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贝邀请过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究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过他们的看法：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产业配套和规模经营，从良种培育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建议穆加贝土改时考虑这些因素。但当时穆加贝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我和穆加贝私下的接触中，他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1963年他创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任总书记，并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枪声。他也参加了关于津巴布韦独立问题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一位在监狱、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别是和英国人打过长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从北京钓鱼台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在白人的监狱里自学过伦敦大学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课程，后来与英国人打交道时，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但他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我后来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多”。“我对英国人是太了解了”成了穆加贝的口头禅。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
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礼宾司副司长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得怎么样？”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邓从1981年和穆加贝的接触中，了解了穆加贝的激进，所以在1981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醒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蒙受的巨大挫折。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抵达大会堂东门，吴明廉司长接到了客人抵达的电话，走到邓面前轻声地说：“客人来了”。邓把手中的烟在烟缸里压灭，站起身正要走，细心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发现邓小平的一缕头发滑了下来，赶上前，从自己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邓把头发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邓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一下，把头发压住。邓笑了，说：“你心很细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厅门口，站在屏风旁边等候穆加贝的到来。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情握手拥抱，邓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面。”穆加贝说：“您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见面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马马虎虎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大笑。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洒脱。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零件？”后来看了电视连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方，大概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态的年轻和对生活的洒脱态度。
（三）
邓和穆加贝亲切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想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断今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义。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主席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对这个提法也一贯赞成。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难。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邓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还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三）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邓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理性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理性、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问他：“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邓的思辩能力。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大概和邓公打桥牌时喜欢精确叫牌法有共通之处。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公有制概念已经包括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三资企业中有利于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成分。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明显，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腐败增加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还能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心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四）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务实的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中的有益东西来发展自己。这样做，有风险，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也可以承受这种风险。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这次会面，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下午1点15分，穆加贝离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同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候。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能够说自己过去受到了惩罚，“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纪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叹，看着北京大街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和平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全说服他。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2014年6月，我们复旦大学中国模式中心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举行了一次“中国模式与非洲发展”的高端研讨会，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非洲朋友渴望了解中国的成功之道，渴望能在非洲复制中国奇迹，甚至可以说这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非洲梦”。当然，这绝非易事，但我们还是要为非洲国家祈福，也愿意与非洲朋友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