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谈民主与法制》最近出版，引来海内外热议，这也使我回想起1987年5－6月间自己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陪同乔石访问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的情景。乔石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个平易近人，风格稳健，颇有幽默感的长者。记得我们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邀请乔石副总理给使馆人员讲讲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只要时间排得开，来访的领导人一般都会去看望使馆人员并做个形势报告。那天，我们驻尼泊尔大使好是兴奋，介绍乔石时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做报告”。乔石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引来笑声一片。
结束了对尼泊尔的访问，我们前往孟加拉国。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后不久，我们驻孟大使向乔石副总理汇报了一些最新的情况，他提到最近几天孟加拉国全国上下最关心的话题是印度正准备出兵干预斯里兰卡国内的军事冲突。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一样，同属南亚，但国内僧伽罗和泰米尔两个民族冲突加剧，局部地区已陷入内战。从历史角度看，斯里兰卡人口中僧伽罗族曾是压倒多数，后来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南部迁入了数十万泰米尔族的劳工，并采用了殖民者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播下了两个民族后来互相仇恨的种子，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冲突已演变成了斯里兰卡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访问孟加拉国的1987年6月正值斯里兰卡政府军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以期一举收复被猛虎组织控制的斯里兰卡贾夫纳半岛。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印度决定向被包围的猛虎组织投掷食品和药品，以解救濒临绝境的猛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强烈谴责，孟加拉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印度继承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利用邻国的民族宗教矛盾来干预和控制南亚各国的内政，孟加拉国很担心有朝一日，印度也会对自己进行类似的干预。
听完大使的汇报后，乔石果断地说，我们明天会见总统时可以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还可以修改一下今天晚上欢迎宴会的发言稿，他随即看了一遍晚上的发言稿，用自己的钢笔在已经打印好的发言稿加上了一句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并告诉我英文稿也要做相应的改动。当天晚上这句话就成了乔石副总理发言的重中之重。乔石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坚定有力，随后又停下来等我把这句话译完。我们的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种感人的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也使我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分量，尽管那还是1987年。
那次出访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在飞往孟加拉国的飞机上，我随手翻阅一本英文的新闻杂志，上面正好有一篇分析中国时局的文章，配有好几张中国领导人的照片，乔石也看到了，他让我把文章的内容翻译给他听。我记得文章大意是说，随着1987年1月胡耀邦的去职，中共上层又陷入了新的权力斗争，某某某代表了改革派，某某某代表了保守派，鹿死谁手，一时还很难见分晓，这类文章和今天海外一些媒体围绕中国话题编撰出许多故事如出一辙。
乔石一边听我翻译，一边不时地发表简短的评论：“这是捕风捉影”，“这是瞎编”，“这怎么可能”？我记得文章提到当时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指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为了“敲打中国的改革派”，乔石笑了，说“乱弹琴”。文章还说人大常委会是中国保守派的大本营，乔石说，“缺少常识”。后来每每看到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各种离奇故事，自己常会想起乔石的这些话，也会想起邓小平当年对“美国之音”做出的经典评论：“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关于乔石的新书，最近国内热议，但许多人似乎还没有读过乔石的原著就演绎出许多故事和评论，足以表明当今一些文化人的浮躁，但他们的观点借着新媒体的传播力得以广为流传，造成了对中国整体利益的误判和伤害。这次热议乔石新书的一篇传播较广的网上文章称：“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那年，著名记者哥德尔斯曾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乔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哥德尔斯事后提及过这次采访。说乔石谈了很多, 就是没有谈到党的领导。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乔石郑重的回答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写这篇报道的人显然还没有读过乔石的新书，因为书中相当完整地转载了乔石接受加德尔斯的采访（注意：书中用的是“加德尔斯”这个译名，而不是文章中的“哥德尔斯”，整个采访见第551－559页），书中收录的这篇谈话中恰恰没有文章所引用的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是加德尔斯的任意发挥呢？还是乔石自己审稿时删去了，我们不得而知。但加德尔斯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中国震撼》英文版今年4月在伦敦搞首发式，他还专程前来祝贺，我对他的人品有信心，而乔石又是一位信誉很好的政治家。纵观全书后，我估计可能是乔石自己审稿时略去了这段话，不是因为这段话内容有误，而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因为乔石在此前的一个采访中已经说了类似的话。
1996年12月13日乔石接受了《费城问讯者报》专栏作家特鲁迪·鲁宾女士采访（第514－520页）时说：“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乔石还进一步解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我们一直强调，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就是按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就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第518页）
这个观点和李鹏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日记中的叙述的观点一致。李是这样说的：“关于党和法的关系的阐述，是我在人大工作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和调查研究后，特别是通过这次修宪得到的体会，中国法律的特点是把党的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变成国家的意志。党领导制定法律，党也必须遵守法律。因此，‘党大还是法大’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乔石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这样说过：“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第396页）
“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预设，即党和法处于一种竞争乃至对立的关系，所以就产生了谁比谁重要的问题。但乔石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国，党和法两者不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两个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党凝聚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法律，党自然要执行和遵守这样的法律。否则党和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损害。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给执政党本身及其人民的利益带来的重创就是这样的教训。反之，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加强，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确立（从乔石的新书来看，这是他任职期间重中之重的工作），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成功预防了金融危机，也巩固了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至于乔石在加德尔斯在采访中是否谈及党的领导问题，我想这取决于当时采访的实际情况，如果采访者没有主动提及这个问题，被采访者当然也没有必要主动谈论这个话题，但乔石新书的一个主线始终是围绕着党的领导展开的，乔石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谈这个主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第544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努力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全国人民服务。”（第517页）“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组织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凡是应当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事项，都要经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第517页）
国内有一些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除了他们心中只认同西方政治体制、充满政治浪漫主义情怀之外，还因为他们缺少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了解。西方媒体和文人也批评政府，甚至批评得很尖锐，但很少质疑自己国家的体制，这是西方各种政治力量数百年政治磨合后的结果，他们的媒体和文人与体制已基本相安无事。相比之下，国内的一些媒体和文化人还是不断地质疑中国的国家体制，中国出了任何事情，无论大小，他们都会上纲上线，归罪于国家根本体制，而美国出了金融危机这样的大事，美国的文化人与媒体大都认为这与美国的国家体制无关。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保持繁荣与稳定，中国内部的体制认同问题迟早会解决。
我最近在牛津大学《中国震撼》研讨会上讲了这么一个观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它集5000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这种国家是自己数千年悠久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一定会走向分裂和解体，这实际上也是我对中国那些政治浪漫主义者的忠告。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一切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只能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的执政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如今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各阶层、各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并与中国悠久的政治历史传统相契合，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那种西方政党。如果中国的执政党像西方那样，不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话，它将失去“天命”，被人民抛弃。这就是中西方政治传统的最大差别。
还是回到乔石的新书吧。文如其人，乔石的书，准确地反映了乔石本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清晰立场。就像当年出访亚洲三国一样，乔石判断问题时头脑清晰，回答问题时胸有成竹，他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有人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乔石答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70年代末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举了废除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等例子，然后说“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第491页）就我个人对中国政革的研究而言，中国把许多政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融在一起进行，展现了一种政治智慧。这样做使我们很好地避免了政治改革单项推进可能带来的政治混乱和动荡，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当然，这样做也有自己的代价和问题，但总体上利远远大于弊。
乔石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演变成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党领导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中国革命和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受到检验的，今后还将继续下去。”（第503页）
在谈到中国是否需要民主化的时候，乔石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有益的东西，但决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他还补充说，“民主建设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第410－411页）
当被问及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时候，乔石的回答非常明快：“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是国家的军队。。。。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第545页）确实，缔造和培养了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一流的军队是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百年来，中国军队一直打不过西方列强，直到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和西方主要大国的军队都交了手，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种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后来数十年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军队有自己的军魂，有独特的传承，有独一无二的组织方式，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人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军队的成功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其道相通，哪有放弃之理。
总之，乔石的新著内容广泛而深刻，对那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是一贴很好的清醒剂。那些还没有读过此书就说信口开河的人不妨静下心来，暂时搁置一下自己的意识形态偏执，细心读一读乔石的著作，定会受益良多。
中国正在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规模、强度和力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对此，许多西方的智者比我们的一些文人书生头脑要清醒得多，采访乔石的加德尔斯就是这样一位智者。有些人与其在那儿纠缠乔石和加德尔斯是首否谈过党的领导，还不如读一读加德尔斯就中、美两国政治模式比较写过的不少文章。加德尔斯对美国今天政治模式似乎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并多次提到美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美国将竞争不过中国，他这样写到：
现在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治理，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 —— 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见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乔石的新著是一贴良药，加德尔斯的文章是又一贴良药，中国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服用了定有好处，症状轻的也许可以一次痊愈，症状重的估计也可以减轻病状，但愿如此。
2012年7月1日（赴法国开会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