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捡到一粒种子，像一颗花生那么小。它若是冬青灌木的种子，长大了就是一株矮矮冬青，让人们拿去做花园的篱笆。它若是乔木榕树的种子，长大了就是参天大树，让人们仰望。澎湖岛上有一株古榕，绿阴浓郁，面积大到可以覆盖一整个村子。
可是，榕树的种子如果不是掉进辽阔深厚的大地而是落入一只土盆，它就变成盆栽，可爱，放在桌上让人赏玩。
没事
因为“积极不干预”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太有名了，香港给外人的印象是，它有一个彻底放手的政府，民间的自由很大。这个印象再换算一下，就变成小政府，大民间的印象。
当你从里面看它，赫然发现：刚好相反。这个政府，好大。
它可以突然决定要花一亿港币去办一个海湾巨星汇演，说是要把被SARS（沙斯）吓跑的观光客吸回来。台北就“突然”不起来，因为这一亿元必须事先在前一年编列，而且得到议会审查通过才可能动支。
海湾巨星汇演的活动办得很差，花了天价请来国际演艺者而往往卖座不到四成；经费支用程式不清，账目不明，效率不彰，民众和媒体骂声不绝，批评不断，甚至立法会做了专案调查，举证无能和浪费。你以为负责官员非下台不可了──不，它没事。
西九龙计划是一个占地40公顷、投资250亿、兴建四个博物馆、三个演艺厅，关系到香港21世纪文化发展的重大规划，政府本身竟然没有任何宏观的文化蓝图，也没有对现存文化资源的全面科学调查研究，而将整个规划交给地产商去处理。文化界忧虑，传媒界批评，学术界建议，你以为政府不得不开始检讨文化政策的问题了──不，它没事。
红湾地产事件中，人们怀疑政府图利特定财团；数码港事件，人们惊诧怎么资讯发展园区变成了房地产割据；你以为，这么大的利益输送疑案，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媒体跟踪追查，一定会有剑及履及的监察系统责任追究，在这些压力来到之前，政府本身一定会努力自清──不，它没事。贝沙湾的面海独栋小洋楼一户1000万美元。
小鸡
去看候选人论政。你以为，候选人会告诉市民，他将如何以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去监督政府某一个特定的部门。譬如社工背景的候选人可能锁定政府的社福政策；教育背景的可能要批判政府的教改蓝图；劳工出身的可能强调要为65万边缘劳工发声；关心文化的候选人可能扬言要追究政府的历史古迹保护政策；会计专业者可能鼓吹他要如何地检验政府预算，一毛钱也不让浪费。
这些，发生得很少。选举造势由单一的一件事定位：香港对北京的反应。2007普选不普选，六四平反不平反，一党专政不专政，要“保皇”还是要“倒董”，所有的党派其实都站在同一把北京刻定的尺上，量自己跟北京的距离。所谓选择的自由，就是选择如何在北京巨大的投影下有尊严地生活。
香港和台北的历史处境，何其相像。
然后评论家纷纷说，候选人或者政党完全没有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看不见政策，只看见政治。
是的，真的只有政治，没有政策。但是，这样的评论，仔细想想，好像又有点不对劲。这些人究竟在选什么？市长吗？特首吗？施政纲领，政策，是行政者要提出的，不是监督者。需要对人民交代他的经济政策、交通政策、福利政策、文化政策，而且每一项政策要被人民检验的，是董建华，不是立法会。
立法会只有监督权，没有行政权，因此要求议员候选人“提出政策”，是一种错置的期待。
然后你又发现，第一，在基本法第74条的紧箍下，香港立法会等于没有立法权；第二，它的监督权非常狭小；第三，有一半的议员不经直接选举，不直接代表民意。
也就是说，这么超级大的期待其实是投掷在一个超级小的物件上，好像围了一整圈人热切焦虑地注视一只跛足小鸡，要它叱吒而起，鹏飞万里。
你总算知道香港人为什么七一上街了。七一，就是一圈人围看跛族小鸡的放大仪式。
长毛
长年来抬棺材冲衙门、指着董建华鼻子怒骂的莽汉长毛进入了议会，使平淡无味的香港政治多了一点卡通式的幽默，好玩多了。一想到这江湖一怪将以他的“丐帮”气质去面对一群矜持有礼、优雅喝下午茶的“英国绅士”，很多人可能在吃吃偷笑。但是，背后隐藏的严酷你不能不想到。
台湾人可是上过课，吃足了苦头的，到现在还笑不出来。他们曾经拥护反对党派去拉倒独断滥权的当权者，曾经支持过火爆议员跳到议事桌上折麦克风、丢茶杯，也曾经期待过当权者本身进行改革。
人民确实争到很多从前不可想像的权利，但是在过程中，他们同时发现：反对党一旦得权，一样地独断滥权；火爆的批判者只会反对，不会论政，只懂得“破”，不懂得“立”，很快就被社会淘汰抛弃；而当权者主动改革？门儿都没有。
长毛当选，除了“倒董”的情绪之外，可以被解释为香港社会成熟的表现，它宽容异类，接受多元。然而接踵而来的考验，才是真的：“破”是手段，“立”才是目的。“长毛文化”如何从破”到立”？
梁国雄说，市民选他是要他“直斥权贵，而不是要他加入既无聊，又闷到呕的事务委员会、法案审议委员会”等等，因此他不会加入这些事务。
似乎长毛还没从选举的热切抽身开始思考：从梁山泊打入县府衙门或许需要勇猛，但是要在衙门案前坐下来做县官，需要的是什么？民主体制、公民社会倚赖的是喳喳呼呼的英雄气概，还是扎扎实实精审预算、研究法案的专业精神？无聊、“闷到呕”的事务深入，恐怕正是民主的精神所在吧。
凡是打着民主旗帜的反对者，越是受当权打压，越容易得到人民的精神支持，越是凸显出自己的道德光环。人民的支持和道德光环又往往使得这些民主派反对者自觉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对自己的正当性产生高度信心而忽略了一件事：有一天，当自己掌权时，他的能力、道德、担当，都不一定通得过考验。
民主党变成第三党，不见得是坏事。北京学会了让抹黑敌人的负面操作和讨好大众的正面宣传交错运用，在什么时间点让什么事情发生。上报，虽不光明，倒也是民主的手段。
民建联学会了用“安定求进步，和谐致繁荣”的逻辑来争取保守选民的靠近，而香港人民，虽然用脚去游行抗议，却用手去投下选票，告诉反对者：反对，不那么容易，路长着呢。
盆栽
在它自己认为重要的范围里，香港政府是个超效率的政府。如果你要创业，在中国需要经过12道手续，每一道手续需要41天，行政成本占GNP的14.5％。在香港，需要五道手续，每道手续11天，行政成本只占3.4％。这是492天跟55天的差别。
（新加坡需要七道手续，每道手续八天，行政成本占1.2％。）
香港的人民把守法守规矩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有时候到一个令人生厌的程度。在大商厦里若是逛累了想在没人的台阶上稍坐片刻，你试试看，不到片刻就会有人来教训你，这里不准坐，规定不准坐就是不准坐。
香港的历史将这个荒岛渔村提早纳入现代化的潮流，香港的地理使它不经选择也变成中国的视窗，台湾的转口，世界的东方明珠。政府基本清廉又有效率，人民的法治精神太多不是太少。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充分具备民主条件的社会，不但可能施行民主，而且施行优质的民主。可是呢──
冬青的种子，长大了就是冬青，矮矮做篱笆用。榕树的种子，长大了就是榕树，可是要看是大树还是盆景了。香港不是冬青种子，因为它有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关键的地理位置；它是清清楚楚一粒榕树的种子。
可是种子被放进土盆里，正被当盆栽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