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久负盛名的批评家，茅盾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立起来了巨大的对话渠道，他的鲁讯论、冰心论、徐志摩论、庐隐论、落华生论、丁玲论，他对曹禺、萧红、沙汀、吴组缃、姚雪垠、茹志娟等现当代新老作家的推荐与评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不可忽略的有机部分。至今，人们从茅盾的批评中都能获得十分有益的启发。不过就茅盾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讲，他的独特性在哪里呢？应该说对于“客观”的推崇，是茅盾终身为之寻求的文学真境。茅盾的“客观”不是指生活现象本身，它指作家对于生活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再现。属于艺术真实这一范畴，但又比艺术真实的概念为小，它主要强调的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艺术真实。茅盾的“客观”包括相关连的三层含义：作家以客观的态度从事创作，运用客观的手法达到对于生活的真实体现。而能否体现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他“客观”范畴的核心意义，亦是他倡导这种客观精神的目的。因此，能否达到客观这一高度，是他文学观的内核，也是他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基本标识。
一
对于五四文坛来讲，各种文学思想杂存，是一个重要特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以至于现代主义等思潮，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作家。所以，文学观念既复杂，又呈现出某种流动性，构成了这代作家文学思想的一种独特景观，他们不仅敏感，开放，也有选择有变化。茅盾充分体现了“五四”一代作家的这种特性。在早年，他以介绍托尔斯泰的思想开始了文学活动，但在进化论文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度主张要以充满理想精神的新浪漫主义来统领中国文坛。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提倡象征主义，第二步，再提倡新浪漫主义。其根据大致是两个：一，仅仅写实只能使人失望；二，写实文学只是文学进化中的一个环节。使人失望，故要寻求能够给人安慰的东西；只是进化中的一个环节，故要继续发展。他说过：
但我们要晓得：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戟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要走这条路的。但要走路先要预备，我们该预备了。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这样立论的茅盾，显然对写实主义信心不足。照他的看法，写实文学虽能批判现实，揭穿黑幕，以达到振聋发聩警醒人心的作用，可由于缺少对于人生的有效导引，同样可能产生使人失望的弊病。所以，他不能不痛心地发出了这样的责问：“我们提倡写实一年多了，社会的恶根发露尽了，有什么反应呢？可知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并时走几条路，所以表象该提倡了。”①正是在这种估计下，茅盾想用浪漫的理想来激起人们的热情，以便更好地拯救社会和民众。
但很快地，茅盾就清除了自己对于浪漫文学的眷恋，对客观的偏爱占据了上风。1921年发表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初步透露了他以写实文学为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意图。至1922年正式倡导自然主义，这些浪漫情愫已经为之一扫而空。如果说此时的茅盾集中解决的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课题，那么，在小说现代化的诸多条件中，客观性占有核心位置。它体现于作家“实地考察”之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上，也体现于作家摹情状物之合乎情理的“分析描写”上。“客观”成为茅盾批评的正式标准。他用“客观态度”，或用“客观描写”，对其肯定的作品给以正面评价；而与客观相反的“主观”则予以否定，不是说单纯的主观会脱离实际。就是说主观的提倡不切合中国文学的需要。但不论怎么使用，其中心思想就是主张文学不能失真，失真就不是新文学；为了创造出新文学，确定客观精神，则是新文学创作者的当务之急。
茅盾形成这种客观性思想，有其综合的原因：
崇尚写实成为时代思潮，是产生茅盾客观性思想的诱导性原因。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之际，曾有“实写社会之情状”的创作主张，接触到了写实文学的关键问题，只是没有展开和深入。周作人以为“以真为王，美即在其中”，这是写实文学的美学纲要，只可惜周作人对此并不一心一意，所以，他提出了写实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却未维护它，而让其自生自灭。陈独秀也是一个把写实与客观置于很高地位的理论家，曾确定地讲过，他是“赞成自然主义者”的，认为自然主义以对生活现实的描写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不再从一个预定的观念出发，从而摆脱了文以载道的束缚，是合乎创作之规律的。应当承认，他们都是茅盾的思想前辈，吸收他们的思想营养，是青年茅盾乐于接受的批评选择。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思潮的震荡之中，茅盾对于写实和客观的认同，也就十分自然。他所做的有效工作是：将这些散布在这一时代之中，还未被他人充分注意的思想碎片拾掇起来，进行了创造性的串连，从而形成了他的较为完整的客观性思想，并且应用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为五四文坛增加了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批评标准，开辟了一块新的批评领地。
而对旧文学的批判，则是茅盾坚信客观性思想的直接触发点。茅盾早年批判过黑幕小说，言情小说，礼拜六派等所谓的现代小说。他认为，这类小说共有三大缺点：第一项，不会描写，只会记述，让人看了味同嚼蜡；第二项，不知有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实事”不能再现于读者的心眼之前；第三项，奉行的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所以，茅盾要用“客观描写”和“实地观察”来纠正，以便新文学能够摆脱这种无真的创作状态。茅盾在肯定自然主义可以承担改造中国文学的任务时，曾指出：
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不论自然主义的文学有多少缺点，单就校正国人的两大毛病而言，实是利多害少。②
所以，对自然主义的引入，茅盾是寄予很大希望的，那就是想在自然主义的指引下，生长出以写实为基本品格的中国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茅盾在其最早的评论文章《春季创作坛漫评》和《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围绕客观设论，他赞扬了具有客观精神的鲁迅、叶圣陶和陈大悲，而对客观精神不足的田汉等人则在有保留的状态下给以评说。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创造出自然主义的文学，新文学才不会重蹈旧文学的老路。
不过，就茅盾客观性思想形成的主导原因来看，是其对于科学的崇拜。近代中国的落后，本来是造成近代中国人尊崇科学的内在驱动力。胡适对此曾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观察：
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至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起步的。陈独秀、胡适曾为现代中国的科学思潮的兴盛尽过倡导之思，他们在文学批评中强调理性，强调写实，强调客观，正是科学精神在文学上的投射。周作人同样强调过科学的意义。在谈到欧洲现代个性的全面觉醒时，他就将这种功绩归之于科学。在谈到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时，他亦认为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古代以为个人与人类对立，现在以为个人与人类统一，这些都是因为受到科学影响而产生了认识上的变化。因此，他对人的文学的倡导，也是建立在对科学的某种认同之上的。周作人还指出过：“写实时代莫泊三的科学的描写法，也很适于表现人生的实相。”④只是周作人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有所不同。一方面，他承认科学对文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把这种作用绝对化。他又强调：“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⑤基于这一估计，他反对完全用科学来解释文学，认为传奇，神话，传说，与怪异和荒诞无稽有关，施之以科学的分析，是无用的。“研究文学的人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的背景，个人的生活与心理的动因，成为极精密的研究，唯在文艺本体的赏鉴，还不得不求诸一已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情感，不是科学知识自己。”⑥从周作人的论述看，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情感问题，而文学恰与情感相关。所以，周作人也就很自然地认为科学不能成为解释文学的完满手段。在肯定科学的描写法后，他对这一方法就是有所限定的。那就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冷淡，反而会变成主观成见。周作人在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是个二元论者。他承认科学对人生与文学有影响，但科学不能完全改变人生和文学，尤其是文学，依然存在着非科学的内容。所以，尽管他强调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但又没有陷入唯科学是从的认识误区之中去。就此而言，确实是十分深刻的。若为他寻找同类，在先的梁启超，可以算着一个，在后的梁实秋得到了他的余韵。但他与二梁不同。梁启超看到了一次大战的残酷，宣布科学破产，有夸大之嫌；梁实秋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心问题，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心理分析，对科学的否定有过头之处。周作人则在有条件地承认科学对文学的影响下，肯定了文学的独特性，这是相当明智的。在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中，很少有人达到了这种对文学真切理解的佳境。不过，从周作人极力强调科学的有限性来看，恰恰证明了在他的时代里，人们对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理解，已隐入片面之中，这才有了他的纠正。
茅盾与周作人是有所区别的。他不象周作人那样，既将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加以论证，又将文学与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说明。他是个以科学精神建构自己的文学观的典型代表，科学精神成为他的文学观的又一块基石。诚如所言：“然而我终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⑦“文学当这潮流，焉能不望风而靡呢。”⑧
茅盾从科学的角度谈文学，强调文学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⑨
所以，他把文学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至少已把科学方法移置于文学之中加以运用，认为文学象科学一样地进行活动：“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剧本说部。”⑩在另一处又说，要把科学上的原理用到文学中来：“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1)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早期，茅盾对于文学的思索，已经不由自主地被科学缠绕住了。不错，自然主义的领袖左拉是曾钻研过进化论，实证医学，把医学中的遗传说运用于文学创作，形成了他以人的遗传描写为基本特色的创作实践。但这有利也有弊。利在以自身的特色推进了创作；弊在过于注重人的生理特征而对人的社会性分析不够。茅盾显然没有思考这些问题，而只看到了自然主义创作重科学的一面，就要加以推广。这种对科学的一往情深，不能不使早年的茅盾对科学与文学的区别毫不在意，并且以为科学对文学的影响已是多方面的，成整体态势的，换句话说，文学的思维与科学的思维是一致的，按照科学的方法可以创作文学。在谈到创作的三种工夫时，他就分别从科学方面给以解释：其一，以科学的眼光去体察人生的各方面；其二，用科学方法整理、布局和描写；其三，根据科学（广义）的原理建构文学的背景。所以，与周作人比较，茅盾谈科学与文学的关系，比周作人更深入，深入到了要用科学原理作文学的思想主脑，用科学的眼光去看人生，用科学的方法去进行写作。不过，深入也许就是单一与片面。茅盾没有讨论科学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作用于文学这一根本问题，换句话说，没有讨论科学和文学到底有没有区别这一涉及文学本质的根本问题，就必然使其言论缺少必要的准确和精当。这一点对茅盾的影响必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使他形成了属于他个人的批评个性，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批评标准与批评视角；另一方面，这种批评标准和批评视角就有可能包含着某些偏执在内，影响其批评质量。就是说，成功与失败的契机都在他自己的手中，并且是结合在一起的，与他的批评个性、批评标准、批评视角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当然，我们不应求全责备。即使以其批评中的失败而言，其失败亦不算过大，并且有一定的理由为其辨护。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背离科学的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任何真正执着于求科学精神的思想及行为，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非科学思潮的一种有力的纠正。茅盾对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论述，于文学规律言，也许有不符文学创作实际的地方，甚至包含着不利于文学健康发展的因素在内。但这对于文学以外的社会，依然有着较好的针砭作用。仅此一点，我们就应从社会这一角度给茅盾的这一选择以肯定。
二
茅盾对于自己的客观性思想，是十分宝爱的。在现代文学批评中，追求客观的人不是没有，但却几乎无人象茅盾那样，终身坚持，使自己成为现代中国的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之一。我们认为，茅盾在其一生中，以其客观性思想参与文学论战，影响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与创造社论战。
创造社于1921年夏天成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是它的成员。作为一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看，它具有中国的特色。一方面，他们是在日本接受欧洲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宣传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成了他们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五四思潮的受击者，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出发，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早期的创造社处于矛盾之中，它想在十字街头建立艺术之宫，使艺术变得晶莹剔透；又想离开艺术之宫，走向十字街头，对人生进行直接的干预。这反映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就是忽而偏向艺术，作唯艺术的宣传；忽而偏向社会，作投入社会的呼喊。这两方面是不平衡的。茅盾正是抓住了创造社关于唯美的论述，加以批判和反对的。
譬如说，对于艺术的功利，早期的创造社就曾有过漫不经心的忽视。成仿吾说过：“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12)郭沫若亦说：“总之我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说和动机说，是不承认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13)这对喜欢蹈空的中国文学来讲，无疑会起某种强化作用。茅盾不仅指出文艺的功利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而且指出，喋喋不休地搬弄自然，宇宙，人类，美，生命，上帝，爱等等字眼，仅在初用者那里新鲜活泼，一旦滥用就会千篇一律。何况这样的创作已经脱离人生。所以，他主张文艺应当走出七宝楼台，“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14)
郁达夫在《艺文私见》里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一般的青年中间也存在着凭借灵感创作的倾向。茅盾对于只要天才，不要生活，只要灵感，不要观察的现象，同样提出了批评。他反对天才论。“提倡天才论过甚，往往有束缚个人尝试的不良的恶果，故我不赞成动辄曰：这是要天才方能那种语调。”并主张“要实地精密地观察现实人生，入其秘奥……用客观态度去分析描写。”(15)
茅盾与创造社的论争，实际集中在以什么方式来反映生活这一点上。创造社的艺术主张是反客观性的，所以，茅盾用“客观”来反击。他与创造社论争时倡导自然主义，就因为在他看来，浪漫主义不能解决中国文学中所存在的固有弊病。他如此写过：“对于纯任情感的旧浪漫主义，终竟不能满意；而况事实上中国现代小说的弱点，旧浪漫主义未必是对症药呢。”他用了一个比喻：“参茸虽是大补之品，却不是和每个病人都相宜的。”“彩色虽然甚美，瞽者却一毫受用不得。”(16)所以，尽管他不完全否定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思潮，也不完全否定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实践，但他还是认为，在中国提倡浪漫主义只是“向瞽者夸彩色之美，”对于中国旧文学无改造之力。惟有“客观”、“自然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对症药，才是中国文学的出路。
第二次，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论争。
在1928年开始的革命文学倡导运动中，它的创作方面的代表者是蒋光慈。蒋光慈是带着破坏和建设的双重目的走上文坛的。他的武器是“粗暴”。一方面，他要反掉风花雪月的唯美派和低回咏叹的个人主义文学；另一方面，他要建立起内容和形式崭新的表现人民群众的文学。在《少年漂泊者•自序》里他就宣称：要在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味味的一片沉醉声中来做“粗暴的叫喊”，他不怕这样的叫喊惊扰了人们的美梦，“倘若你们一些文明的先生们说我是粗暴，则我请你们不要理我好了。我想现在的粗暴的人们毕竟占多数，我这一本粗暴的东西，或者不至于不能得着一点儿同情的应声。”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文学的创作，明显具有意溢言表的特征。因为在他们自己，反叛的情绪太强烈了，这强烈的感情破坏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某种宁静的约束。又由于受生活的限制，与下层人民接触不多，表现下层人民时故不免空洞，作品的生活实感不够。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感受到的意念太多，激情太多，生活的底蕴却太少。茅盾就认为，“我们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实感，而是想象。”他指出，在创作的三个条件之中，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纯熟的技术更重要。(17)他要求革命作家必须具备“能够观察分析的头脑，”“拣自己的最熟悉的事来描写。”(18)这与茅盾原本主张的实地观察，加以研究，然后进行创作的客观性原则是一致的。这时的茅盾，虽然不谈自然主义，稍后的三十年代，还曾公开否定自然主义，但其并未从其理论之中放逐自然主义所包含的客观要求，无宁说，这一要求以现实的概念加以继续的维护。
第三次，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公式的倡导。
这是茅盾在1957年开始写作的《夜读偶记》中提出的。他认为文学史上存在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在阶级社会内，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在讲到现实主义时肯定：“这种文艺就其内容来说是人民性的、真实性的，就其形式来就是群众性的（为人民大众所喜见乐闻的）”讲到反现实主义时认为：“所谓反现实主义，不能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而应当理解为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反人民和反现实的各不相同的若干创作方法。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歪曲现实，模糊了人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说来，它们实在起了剥削阶级的帮闲的作用。”从茅盾的解释看，他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解析，已经强烈地政治化了。不过，透过这种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依然可以看到茅盾的注意点还在客观性。茅盾把反映现实的称作现实主义，把歪曲现实和逃避现实的称作反现实主义，其本意是要维护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与他早年强调的实地观察等命题并无什么出入。他提出这一公式的针对性是两个：一，反对来自国外的对于现实主义的否定。这指的是现代派的文艺思潮。他对现代派中的一些作家还是持具体分析的态度的。但在整体上，他以为“现代派诸家已是形式主义，是文艺的衰落和退化。”他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过时论。二，反对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浪漫主义思潮。这一点，从《茅盾文艺评论集•序言》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茅盾是这样回忆的：由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已经提出，并且愈来愈强调浪漫主义，使其停止了试图完善这一公式的理论探索。由此可见，茅盾的这一公式，与浪漫主义不无关联。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后，郭沫若和周扬是宣传最烈的人。此时茅盾以突出现实主义的公式号召文坛，确有与郭沫若为代表的两结合思潮相对垒的意味，这里多少隐藏着他们早年论争的影子。只可惜，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允许再象五四时期那样自由讨论了，所以，茅盾的思想只能曲折地加以体现。他把现实主义看得至高无上，正是他早年把客观性看得至高无上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他此时对浪漫主义的肯定，建立在浪漫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依赖与关联中，依然是他早年对浪漫主义的有保留的赞扬之表现。所以，这一公式的倡导，具有深刻的理论矛盾，它用简单的公式，限制了文学史的研究，却又在简单中，把倡导者对于客观的推崇表露无遗。这一公式，用于针砭当时过热的浪漫主义思潮，用于帮助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都是难能可贵的。客观性的原则在茅盾的思想里，还是存在的。虽然不及早年那么鲜明，但其思想的内核还是变化不大的，他的思维的构架，还是由客观性支撑的。
由此可知，茅盾的思想可能应时而变，但对客观性的要求没有变。从早期泛谈进化论，社会学，伦理学，将科学当作文学的本质，到后来只谈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义主哲学视为科学之科学，要求作家改造思想；从早期泛谈为人生，坚信文学要指导人生，到后来专谈现实，阶级，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些变化只影响了他对客观性内涵的部分修正，并未影响他对客观性的信念，随着唯物主义思想逐步取得正统的主导的乃至唯一的思想地位，更加强了茅盾对客观性的信赖。他能一生成为现实主义者而较少迷失方向，与他的坚信客观思想不无关系。郭沫若后来成为两结合的积极推行者，成为五八年民歌的热情赞美者，并成为学术研究中抑杜扬李的一个代表，与他一直就对客观性的忽略有着深刻之关联。我们认为，时代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一个人思想的某些核心部分，也即最本质的那个部分，又往往是难以被完全同化的。这正是个性形成的主要原因。茅盾坚持的客观性原则，就是一例。
三
茅盾客观性思想的形成，无论从文化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都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因而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从文化上考察，中国民族性相当缺乏真诚，提倡客观性，是一个很好的纠正。鲁迅终身之工作，就与这一点有关，即所谓“疾虚妄”是也。从文学上考察，这对形成和推动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思潮，起到了导引作用，特别是当中国人重蹈虚假，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背离了现实主义精神，而且亦在政治生活中背离了现实主义精神，茅盾的客观性思想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实是偏于虚妄的国人之一剂良药。但是也要看到，茅盾毕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人，一个执着地追随时代的人，这就必然影响到他的思想，在大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有一个小变在内。茅盾的客观性思想，实际也有一个内在流失的问题存在。当他将客观性过于政治化时，他的客观性显得并不那么客观了。在作于一九五八年的《关于所谓写真实》一文中，茅盾认为：“把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作为写真实的要求，在旧社会里，也还说得过去，可是在我们这新社会里，却是荒唐透顶的。”值得讨论的是：新社会就无阴暗面吗？如果有，加以描写，是不真实的吗？此时的茅盾，此时的“真实”，已经被某种理论所预定了。茅盾不是从事实出发来看真实的，这真实又怎能成为含有客观性的一个概念呢？这与茅盾早年思考问题的方式何其不同。当年有人指斥自然主义只写黑暗、丑恶，有引人失望之弊，茅盾是这样痛快淋漓加以反击的：
人间世是不是真有这些丑恶存在着？既存在着，而不肯自己直说，是否等于自欺？再者，人间世既有这些丑恶存在着，那便是人性的缺点；缺点该不该改正？缺点要改正，是否先该睁开眼睛把这缺点认识个清楚。(19)
这与鲁迅那句“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20)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里，茅盾的客观性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得不那么客观了，起码可以说，在反右的那段日子里，茅盾的客观变成了主观主义的东西。这是茅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此外，茅盾的客观性既是他批评个性形成的内在原因，也是影响他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某种制约因素。我们认为，过分尊信客观性使茅盾的批评有偏狭之病。尽管茅盾对非现实主义的作品，能作具体的分析，但客观的标准还是限制了他对非现实的作品，作出更为充分的评价。如对冰心，茅盾曾将她的作品当作一个三部曲来看，包括三个阶段：与现实有些关系的阶段，进入理想的爱与美的阶段，重露现实之芽的阶段。茅盾对第二部曲的评价最低。这与冰心的实际成就不符。就冰心而言，她的成功正是在第二部曲的具有自我特点的创造之上。设若冰心只有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创作，现在的冰心将会大失光彩。茅盾之所以会对冰心有着如此的误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客观性来观察冰心，与冰心的创作个性相抵捂。再如评论徐志摩，茅盾把徐志摩诗作枯竭的原因归结为徐志摩本人生活的枯竭，也不尽合实际。这种以生活之多少，以客观性之多少来评价诗人和作品的方法，不尽可取，并且这与茅盾提出的密度说亦相矛盾。因为一些生活看似不多的诗人能够创作出出色的作品，相反，一些自称生活丰富的诗人未必能够写出好作品。这已是一个被文学史所证明的事实。所以，客观性之多少，只能成为判断作品内容的一个标准，成为判断作品风格的一个原则，却不能成为判断作品成败的金科玉律。客观性不多的作品，完全可以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乃至伟大的作品。同时，过于执着客观性，亦使茅盾思想从一开始就呈现了较强烈的排他性。他说过：“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21)这种论断就太绝对。有人要以赞美自然作为自己的创作内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在另一处所说，也许更能透露他的这一有我无他的思想：“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好了，斤斤于什么主义，未免无谓；这也是一年来常听得的话，而我的见解，亦正如此。然而却有一层不可不辩。奉什么主义为天经地义，以为什么主义为唯一的‘文宗’，这诚然有些无谓；但如果看见了现今国内文学界一般的缺点，适可以某种主义来补救校正，而暂时的多用些心力研究那一种主义，则亦未可厚非。”(22)虽然，茅盾在此的语气还是比较缓和的，从他的缓和中亦可看出他还是主张以某种特定的文学派别来号召文坛的。他以后倡导自然主义，主张客观性，把写实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追求，与他对文学创作上要下对症药这一指导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这与周作人正好相反。周作人强调过：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派，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正道；把别派看作是异端，这与文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从某一种意义上讲，茅盾后来成为文艺上的统一论者，正是他批评思维单一性造成的。
总之，客观性原则的形成，对茅盾的影响是两方面的，这就是积极与消极共存，积极中包含着消极，消极中包含着积极，很难只作一方面的肯定。不过其主导面，应该说是积极的，这一思想对现代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有助产之作用。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忽略的。
我是素来不护短，也是素来不轻易改变主张的。这是茅盾的自评，将它移用来说明茅盾对于客观性的追求，也是十分恰切的。
注释：
①《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期，1920，2.
②(22)《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6.
③《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1987，10.
④《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6.
⑤《文艺上的异物》，《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7.
⑥《神话与传说》，同上。
⑦(16)《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⑧《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8.
⑨《文学与人生》，《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⑩《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同上。
(11)《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同上。
(12)《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1.
(13)《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
(14)《大转弯时期何时来呢》，《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15)《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
(17)《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18)《读〈倪焕之〉》，同上。
(19)《自然主义的论战》，《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
(20)《〈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1)《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