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受两种文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再提文学的政治化。一种是坚持文学政治化的，这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加入文学再政治化之中，可谓理所当然；一种是受西方文化理论影响的，这批学者较为年轻，反对文学审美论，转而主张文学政治化。因此，90年代以来的近20年间，文学与政治关系重新成为文论热点。不过，客观地说，此次的文学再政治化，当然比过去的文学政治化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一些学者在“反本质主义”的总体思路之下形成了语境论，从语境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因为已经有所论述，此文不再涉及［1］［2］。 另外，还形成了人性说、伦理说与审美说，较为深入、多方面地研究了文学是如何关联政治的，从而保证了文学再政治化话语的合理性与可信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也因没有找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本体性关联，还是忽略了文学审美特性在关联中的支配性。鉴于此，笔者提出“文学想象政治”的命题，试图用想象的本体性来联结文学与政治，建立两者间彻底的、具有完整文学属性的关系，有效阐释已有文学史，推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

曾永成是新时期以来率先建构文学政治学的重要学者，他从文学与政治都关涉人性这个角度来讨论两者的关系。曾永成说：“文艺与政治的系统性交织和渗透的更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它们在人性和历史大系统中共在共存，因此必然要以人性和历史为根本中介而相互影响” ［3］7。曾永成根据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人性的生成是个“历史之谜”论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其中涉及两种矛盾和四种抗争：两种矛盾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四种抗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的抗争。他认为“无论政治还是艺术，都面对着上述‘历史之谜’，并力求解答它；政治追求的是现实的解答，文艺则用想象去解答并力求给现实的解答以助力。” ［3］8在一些具体的关联论述上，曾永成既强调了政治解答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文艺“对政治是一种终极性的校正和调节”［3］9。 曾永成所做的工作其实分两步，第一步为政治正名，将政治视为解答“人性之谜”的行为，恢复政治的名誉，反对将政治污名化；第二步，将文学也视为解答“人性之谜”的行为，它与政治之间的方向是统一的，可结合起来实现共同的目标。从曾永成将政治视为人性之善来看，他重视政治的伦理维度。这一论述是深刻的。简单地只将政治视为革命、战争、权力、利益，这是一种相当表面的看法，只有将政治与人性相关联，才能更为深入地看到政治作为人类主要活动类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文学政治化的过程中，从1928年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就曾经花大力气论证了文学只有阶级性而否定文学与人性的关系；后来更流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将人的每一种情感都阶级化，排斥人性论成为推进革命文学的策略。不过到了曾永成这里，他却将其颠倒过来了，强调不是人性阻止了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相反，恰恰是人性加强了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就此而言，应当感谢曾永成揭示了文学史的真实性。

正因为如此，当曾永成来谈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时，他肯定了审美视野的重要性，而这个审美视野也就是人性视野。他说：“鉴于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实际，我们采用了二维交织的复合视角：其一是审美之维，即在审美场中从审美的视角去审视政治活动；其二是政治之维，即在政治场中从政治的视角去审视文艺活动。”所谓的从审美视角去审视政治活动，是指只有揭示了“政治活动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人性内涵和它对于人性生成的意义，才可能真正把握它的审美本质”［3］11-12。 这是将政治人性化、人格化，从而与文学的人学特性建立关联，即将政治与文学同时人化，找到连接两者的关联性。应当承认，这样的连接，弱化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性而具有了统一性。在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时期，人们所忽略的文学的审美特性，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与修复。如曾永成所说：“文艺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相区别的最重要之点在于‘文艺’二字。它是以文艺为特殊对象，着重研究文艺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并落脚在政治如何正确对待和管理文艺的问题上。在这里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上，都不能忽视文艺的特殊性，否则就不会是科学的文艺政治学。以往的文艺政治学观点也不乏重视文艺特殊性的，但大多以‘工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态度来对待，往往把文艺的功能理解得过于直接和狭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思想从其美学思想出发，对文艺的美学特性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造成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特殊地位的根源。”［3］53

其实由《三国演义》《水浒传》《汤姆叔叔的小屋》《九三年》等作品可以看出，描写战争、造反、夺权、奴役、压迫、解放、自由等政治内容时，只要能够与人性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将政治活动变成人性活动加以描写，就能在反映政治斗争时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达到深刻的思想状态。而如果只是像“文革”中的样板戏那样，将作品中的人性成分榨干，那就毫无感人之处。作品中的政治内容只有与人性、人的情感活动相结合，才能揭示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内心世界，触动读者的情感神经，这样的政治内容才是动人的。政治介入作品，只有转化为人性的深度时，才是文学的最为贴切的内容之一。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解读政治，却不易周全。因为政治的理念中虽然包括了对于人性的理解，但政治活动主要不是解决人性问题，而是解决人类的公平生活与相关权利的分配问题。处理与探询人性问题是哲学、伦理学与文学的主题，尤其是文学成为探索人性是什么并呈现为这种探索的主要领域。政治至多为实现人性提供服务，它并不关注人性是什么，人性不是政治的主题。实际上，政治的人性化，只说明了政治的部分事实，而非说明了政治的全部事实；只是政治可能会处理的一个次要问题，却不是政治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比如说，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政治的话，那么，权力的合理分配需要不需要考虑到人性的不同呢？大概是不需要的。如一个人人性不良，但只要不触犯法律，就无法剥夺他的公民权。而另一个人无论怎样高尚，他所拥有的公民权利也不会多多少。可这两类人，在文学的人性探讨上却是分量不同、意义不同的。因此，将政治完全人性化，其实是不完全符合政治的基本特性与基本任务规定的。政治有时候也是人性的对立面，压迫人性、消灭人性，从而造成人性的灾难。所以，用人性论可以解释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一部分关联，尤其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离不开揭示人性深度的。但这毕竟只是讨论了文学的内容需要，所以，提出文学与政治在人性上的结合，根本没有涉及与说明文学作为一个门类所体现出来的区别于政治的那种特性，及其这种特性在文学与政治关联上的决定性。文学与政治结合中的人性关联，只是内容关联而非特性关联，这仍然有可能忽略文学的审美特性。

二

王元骧不满于简单否定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反思“为文艺正名”，认为它使“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对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起过积极作用。但他认为，这样的反思没有说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所以造成了思想混乱，用“内部研究”排斥“外部研究”，把文学创作引向了不健康的发展方向，宣扬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得私人化、欲望化、娱乐化的文化垃圾泛滥成灾。王元骧主张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作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必然关联，重述了李大钊的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因为要担道义，所以要写文章；因为要写文章，所以要担道义。

王元骧指出：“任何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艺是人的精神产品，自然也不例外。”王元骧主张从伦理角度寻找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本体”关系，他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那句话，认为政治学最初从伦理学发展而来，政治态度与伦理态度是不可分割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作为一种伦理关系来看待，共有一个“本体”，即“人们已普遍认为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应该’，它所研究的是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也就是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在分享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还应该如何为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王元骧展开了这样的推论：作为一个伦理的人，“应该”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人，也“应该”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作为一个作家，既是一个伦理上的人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公民，所以，也“应该”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所以他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不是什么人从外部强加的，它是一个作家作为国家的公民他的公民意识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因为一个凡是具有政治觉悟的公民，他总是会把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以自己的行动来推进国家朝着健全而正确的方向发展，看作是自己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若是一个作家对于社会上的那些丑恶、不合理的现象都视而不见，对广大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呼声都听而不闻，而仅凭自己个人的趣味甚至为了求名获利而去创作，那至少说明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丧失。”［4］

王元骧这样推论并没有错，作家作为公民不应忽略国家、民族、大众的利益，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就着眼于此。但这样推论也需要加以限制：第一，作家承担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但作家如何承担责任则属于他个人的选择，而非指令式的外在强加。如果出现了强加，用所谓的“应该”加以解释，那就影响作家的创作自由了。第二，作家所承担的责任应当属于最终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而非简单的配合具体的政策路线，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以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表现来引导社会前进。诚如王元骧后来所强调的：“并非要求作家以自己的作品去直接配合某项具体的政治中心和政治任务，根本的是指按照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与信念来塑造读者的思想灵魂，强化和提升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和信念去奋斗。”［5］第三，不能由此发展出从承担责任的多少来评价作家的优劣，一些看似没有承担重大责任的作家却有可能创造杰作，而那些自认为承担了重大责任的作家，却创造不出杰作。原因在于，人们在界定什么是重大责任时，往往依据眼前需要，忽略了责任的历史性，可这种现实性的要求一旦强加于所有作家时，就使作家失去了从宏大深远的方面回应现实的可能性。第四，要求作家承担社会责任，不是要求一味地歌颂而不批判，否则，所谓的承担责任恰恰是推卸责任，这样的例证多的是。王元骧从“本体”角度出发寻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由于其“本体”只是指伦理性，未能与文学的审美本性建立全面的关联，说到底，讨论的还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外部关联。这个研究是必要的，但仍然以其没有与文学的审美本性亲密结合而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三

通过对政治的美学属性研究来揭示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性，也是一种观照视角。骆冬青等人提出“政治美学”的命题，就意在通过揭示政治的审美特性，提高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性甚或同一性。骆冬青列举了政治与美学的一些共同点，如政治用于“治心”，文学也用于“治心”；政治像艺术一样要创造一个“第二自然”；政治家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政治中也有着人类最为根本的价值追求：正义、自由、爱。这些人类‘大观念’是政治哲学永恒的主题，而这些也都是美学的永恒主题”。所以，骆冬青得出了结论：“政治与美学，就是观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说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话语和方法；由于观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们所掌握的内容当然也不同。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它们的相通之处。政治与美学本来就有相同的指向。在政治的概念中，就隐含着美学的概念；在美学的概念中，也隐藏着政治的概念。因此，美学不仅可以解开政治的奥秘，政治亦可解开美学的诸多奥秘，两者有着相同的生命基因：那就是‘人’。” ［6］此证明似乎要表明，既然政治中本来就包含了美学的维度，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当然就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它不是强加于文学的，政治天然地具有与文学、美学结合的可能性。

高永年、何永康也持相近观点，探讨政治现实如何通过审美主体的感受化为“政治审美因素”，立论的基点也是政治中包含了审美因素，政治礼仪制度是政治之美的程式化体现，政治运作的重要功能是“煽情”，政治还是一种理想的张扬，也是“象征符号”等。因此，当“一些理论家特别拒绝政治因素进入文学，认为它的进入最容易造成文学非审美化”时，在他们看来，事情恰好相反，政治进入文学，能够引起审美关注，启动审美期望，激发审美热情，政治与美的结缘是“先垫好这个‘底’”的［7］。

应当承认，不看到政治与美学、文学的某些相关性，可能忽略了同为“人的活动”本来就具有的相通性。但强调政治即审美有如下弱点：第一，没有看到政治中的审美要素是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技艺，而文学的审美特性是其本质所在，两者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要将它们对接起来是困难的。第二，认为文学“治心”，政治也“治心”，理由不足。文学的“治心”是指体验人类的情感、思想并加以表现，其“治心”的目标是释放情感与思想。可政治的“治心”只是策略，为其实现政治统治服务，此时的“治心”只是把握人类的情感与思想的动向，其目标是加以笼络利用。这两个“治心”，在性质上何其不同。第三，政治即美学仅仅讨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内容的相关性，没有将形式问题纳入思考范围，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缺失，指出：“政治美学不能脱离文艺形式发言，要特别注意政治理念、政治意识如何转化为形式、如何深入到形式之中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作为学者能够把握的东西”［8］。 因此，政治即美学应当既是内容上的转换，也是形式上即审美属性上的转换，才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的。

四

上述三种思考，都是从文学与政治之间内容的相通性上为两者关联做分析的，有一定的说服力。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文学的独特性，并从这个独特性出发来认识它与政治的关系，极有可能在违背文学属性的情况下，打着文学必须与政治结合的旗号，给予政治从内容角度强劲介入文学的机会，从而伤害文学创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就执行了内容分析路线，提出崇高的内容要求，迫使文学为政治服务。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偏颇。我们应该从文学的基本属性出发，在完全尊重这一属性的前提下，联结政治，并通过这种联结，扩大文学的表现领域，作用于政治的良性发展。实际上，当文学在政治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堂堂正正地进行自己的自由驰骋的时候，文学就变得软弱无能，失去了真正作用于政治的旺盛生命力。

笔者认为，应当寻找到一个既能说明文学的基本属性、也能说明政治的基本属性的那个关联点，这样建立的两者关联才不是枝节的、部分的、外在的，而能够是根本的、整体的、内在的。这样的关联应当具有本体性，即这个本体既能成为文学的本体，也能成为政治的本体，但同时必须给予文学以最大的自由去表现政治、提升政治，与政治一起共赴人生的美好前景。

这个本体是什么呢？就是想象。提出“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就是认为文学与政治都是人类的一种想象活动，其核心就是围绕着追求人的美好生活这个目标而展开，离开这个根本的目标，文学的想象会枯萎，政治的想象也会终结。诚如钱谷融先生所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9］ 文学的起点和最终归属，都是以人为本的，即为人类谋求美好生活、期望人类更好地活着。政治同样如此，“它承诺人们可以选择和替换通往未来的路径”［10］。 在那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合理解答，才能让人理解“文学想象政治”这个命题。

第一，会不会重犯政治吃掉文学特性的老病？不会。将文学与政治之间设定为一种想象关系，就是意在恢复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即文学用自身拥有的想象去与政治关联，在文学想象中政治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而非政治以其强力的面貌出现在文学面前，让文学俯首称臣，那当然没有了文学的独立性。因此，“想象政治”就是赋予文学以主体地位，文学在与政治结合时，完全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结合中，文学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出来的原因还在于文学是与政治理念结合的，而非和具体的政治体制、政策措施结合的。政治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即政治理念层、政治制度层与政策措施层。政治理念是制约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是制约政策措施的。政治理念代表了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构想，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不同的构想。但整体上说，政治理念具有抽象性、终极性与理想性，其与政治制度、政策措施之间具有等级的差异，唯有政治理念才是最美好的。所以，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其实是与政治理念层的结合，这一结合使其具有了超越政治制度与政策措施的功能。因此，“想象政治”不会像工具论那样要求文学为具体的政治措施服务，不会成为依附性的工具。过去提倡工具论的文学政治观，会导致文学失去独立性；现在提倡“想象政治”的文学政治观，完全保持了文学的独立性，让文学能够以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影响于具体的政策措施，乃至影响一定的政治制度，从而丰富政治理念的内涵，永远追求那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未来社会。

第二，用想象来界定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不会具有唯心论的嫌疑吗？这在主张实践论的人们看来，大概是肯定的。但我们认为，想象不仅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更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强调想象的作用，其实就是强调实践的作用，并且丰富了实践的活动。我们曾经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推演一切命题，结果，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受制于社会存在；想象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样受制于社会存在。但是，这样的来源式解释，是一种共约性的解释，不能区别同处于社会意识中的文学、伦理、心理、宗教、哲学等相互间的特殊性。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解释方式中，是不知道文学的特性的。如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这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种哲学观，只说明了文学与生活有关联，不能说明文学创作为什么会成功。一个拥有广泛生活阅历的人，可能不是一个作家，根本不会创作；而一个阅历较少，但想象力与表现力丰富的人，可能是一位极高明的作家。谁人没有生活阅历？因此，使作家成为作家的不是生活，是作家的建立在想象力之上的审美能力。所以，寻找到那个制约了作家创作的真正能力，恐怕是比一般性肯定实践对于所有意识活动的制约性更重要。

笔者认为，想象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动力，是实践的一种构成要素，而非只是实践的产物。这就是说，所有的实践活动并非只是简单的物质劳动生产，而是包含了想象力在内的劳动生产过程的。我们知道，人比其它动物优越的是用双手使用工具，可如何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却包含了想象力，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人用锋利的工具砍削，用圆形的工具移动，用接长的棍棒采摘树上果子，都是在使用相关工具之初就包含了想象。尤其是接长棍棒，绝对要在想象力的作用下推演工具的作用，才产生了接长棍棒的冲动与技艺。人类通过想象进行实践创造，人类也会通过想象设想他们想过的未来生活，而这正是产生文学与政治想象的基础。所以可以说，强调文学用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结合，这是在强调人类最初的活动中就有想象这样一种主体能力。想象的本体性正是文学与政治之间想象结合的根本所在。文学想象政治时难免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甚至不免会有一些虚妄，但这仍然是在张扬与肯定人的主体能力，发挥这种主体力量的想象论的文学政治观，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吗？它哪里是什么唯心论，它是尊重实践的一种存在现象。

第三，“文学想象政治”具备阐释文学史复杂现象的能力，使其成为可以实施的批评标准。如鲁迅就曾专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性，共有三点看法：其一，文艺与政治时时处于冲突中，但“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1］115。其二，政治家与文艺家又是不同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所以，政治家必然地会排斥文艺家，“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1］116其三，在革命中，文艺与政治往往是统一的，互相助成。但在革命后，却发生冲突，如“苏俄革命之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1］121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文艺与政治会从最初的同一，走向最终的分离与对抗呢？原因就在于文学是在想象政治，它眼中的新政治代表了美好生活。可事实上，文学永远不安于现状，而政治则在保持一段时间的想象并获得成功后，就停止想象并转而压迫想象了。所以，在革命前与革命中，政治愿与文学结盟；而在革命后，则不愿与文学平起平坐了，它害怕文学的永不停止的批判。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不一致”，“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12］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差别在于：文学永远想象，永远做梦；而政治主要是利用想象达到目的，此后它就抛弃想象。鲁迅提出的这个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合与分，是可以用“文学想象政治”来加阐释的。实际上，文学史上那些成功的描写政治活动的作品，都可用“文学想象政治”这个标准来加以评价。笔者认为，用“文学想象政治”，足以阐释文学与政治之间这种既关联又区别的复杂事实，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从而使得文学永远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社会政治建设。

不管怎么说，否定文学与政治之间有关系，是不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并通过这种发展有效地作用于政治，从而达到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关联与良性发展。笔者提出的“文学想象政治”具有这个功能，其中的想象不仅是一种原发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主体能力，也是一种创作上的思维能力；同时，它的展开并寻求具体表现，还是与形式结合的技巧能力；更进一步看，它还是读者介入作品、参与创造作品的审美方式。所以，整体地看，想象参与了文学的发生、创作与接受的全过程，因而，由它来承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中介关联，是一个合格的具有本体性的审美中介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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