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合作则双赢，两国为敌则诸事不顺。中国崛起带来的大国间不平衡发展，给世界带来一定的不安和担心。转型世界中的中美合作处于磨合时期。“西方式民主”本身不能保证世界和平，。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西方式民主国家”侵略“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不乏其例。在“西方式民主国家”出现以前，中国就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有“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开放包容、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是比“西方式民主”更深厚的文明底蕴。虽然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但中美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体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 和平崛起 西方式民主与国际关系 全球化
近百年的国际舞台发生过不少冲突和战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在这些冲突和战争中，中美两国合作则胜，两国为敌则诸事不顺。中美在一战二战结盟而胜，而到了冷战时，中美作为二战中的盟国却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结果美国在经历了朝鲜战争的挫折和越南战争的泥沼后，直到70年代都一直处于战略守势。
大约在33年前，深陷于越南战争困境的美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美国的状况，看到走出困局的出路在于与中国合作。尼克松的政治智慧和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创造了在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贵为超级大国总统的尼克松竟亲自造访一个还没有外交关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尼克松不愧为一个有远见的为美国利益敢做敢为的杰出总统。因为在此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转变。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冷战中逐渐占据上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为美国成为21世纪无可争议的超级强国奠定了基础。
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也受益巨大。最重要的是全面地打开了外交局面，为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成为可能。25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9.4％，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正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最近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中所说的，中国“巨龙出水，融入世界。无论在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电脑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人们每天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①]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给世界经济注入活力，也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机会和好处，尤其是美国受益巨大。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在演讲和国会作证时强调了这一点。中国近6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70%以上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撑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中国回流的大量资金使美国经济在2000年急剧衰退时得以“软着陆”；价廉物美的商品又有助于美国保持一个低通货膨胀的良好经济环境。冷战后15年的历史表明，中美合作不但能在战场上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也能在经济发展中互利双赢，共同繁荣。
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磨合
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社会也产生了相当的不安和紧张。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将会怎样运用自己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美国等一些国家是否还会对中国的发展继续持欢迎与合作的态度，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还能保持多久。
从公布的发展战略看，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至少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的一个历史发展机遇期。尽管美国政坛经常传出各种声音，但基于以下的分析，与中国为敌应该还不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美国没有寻求传播激进的反华意识。美国仍然把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看成是其外交政策取得了相当大成功的标志。
◆美国虽然认为中国尚未实现它所希望的民主，但也看到近20多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中国公民享有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以及思想开放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保持乐观和期望。
◆美国虽然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在外汇汇率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等方面还很不满，但对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以及在对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是正面肯定的。
◆美国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太多了：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能源供应、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把中国推到对立面不仅仅只会增加了一个难题，而且会在这每一个难题上再增加了另一个难题。正如佐利克所问的“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
◆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只要这个政治基础不破，中美合作就有空间。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现实主义还是占上风的。美国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行遏制和围堵是很难有效的，不接触不交往只能使问题朝更失控的方向发展。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都说过，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总之，美国与中国继续接触和合作既有现实利益基础，也是情势使然，美国政府中的主要决策人士对此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但是，当观察美国的一些做法和从中体现出来的对华政策时，却让人不那么乐观和肯定。如果把有关现象联系在一起，甚至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美国对中国有进行“遏制和围堵”的意图吗？
例如，国际社会都很清楚，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似乎认为其中还有“运作空间”，这让期望中美友好的人士非常忧心。轻而言之，这是对该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重而言之，处理不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对台军售，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承诺对台军售在数量和质量上逐年减少和降低，但在实际做法上却是南辕北辙；美国认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却把《日美安保条约》的安保范围涵盖台湾；近年来台独势力在台湾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但每当中国政府采用坚决措施展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维护台海现状”的决心时，美国的航母舰队就开近台湾海峡。中国为此做两手准备，国际社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核心利益做赌注。
但对中国的国防建设，美国似乎又感到不安，对中国向其他国家购买军事装备尤其敏感。只要能够阻止，就会不遗余力。例如反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阻止以色列与中国军事技术合作。
最近美印关系引人瞩目地迅速提升。在美国大力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时候，不但接受了印度拥有核武器的现实，而且主动提议加强与印度的核技术合作。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是在扶植印度制衡中国。如果真是如此，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19世纪欧洲均势政治的影子。
上述在人们看来带有对中国“围堵”和“制衡”色彩的做法，可能是美国对崛起的中国没有把握的另一手准备。毕竟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但中美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
共同维护和完善国际体系
当今的世界是“美国的”世界，这个框架下的稳定和繁荣，美国受益最大。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和完善这个体系也符合中国的和平繁荣目标。然而，如果在这个体系中要有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发展空间，还必须是个包容性的多文明和平共处的国际体系。正如胡锦涛主席最近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应该说这个目标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与历史上大国关系转换期完全不同的新现象。在历史上，无论是美国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还是德日挑战英美国法主导的一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是新兴大国咄咄逼人，处处寻机改变既有国际规则和均衡。一战后，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无奈但和平地接受了美国有权拥有一支可与其匹敌的海军的现实，允许美国与其一道成为海上共同霸主。面对走上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的德日的挑战，英美法先处处退让绥靖，并企图“祸水”东引。只是后来在自身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时才同盟反击。
在21世纪的大国关系上，情形则完全不同。被视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印度等，表现出和平的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例如，在反恐问题上，面对恐怖主义对当今国际体系提出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与美国紧密配合，在反恐情报交流、在金融系统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合作；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不但中国表现了高度合作的态度，而且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以积极参与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六方会谈”中起了关键作用；在纺织品配额问题上，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今年本应全部取消配额。但面对美欧对部分纺织品单方面继续设限的做法，中国还是以合作的态度已经或正在努力与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尽管与中美产业结构和美国为对华出口人为限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但胡主席在这次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还是承诺积极与美方合作加以解决；在汇率制度方面，中国已经采取了具体步骤逐步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在军事建设方面，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并邀请外国观摩军事演习，增加透明度；在有争议的海域，采取“搁置争议，合作开发”的合作与和平政策；虽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不高，但胡锦涛主席在这次联大首脑会议上宣布了5项重大举措，为最贫穷国家免除债务，提供援助和优惠贷款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
由此可见，现今的中美关系不再是历史上新兴大国挑战霸权国的传统范式的简单重复，但对决策者来说，中美是敌是友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敌对有敌对的逻辑，友好有友好的基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是“冷战”时美国外交战略的设计师。面对新的形势，他说，美中现在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但有了共同的机遇。我们面临着建立一个基于和平和进步的国际体系的机遇。中国已经存在了4000年，我们无法摧毁中国，所以中美共存对世界和平来说绝对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②]
确实，如果在19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像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可能会与既有大国发生战争。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他们在经历战争之后会过得比战前好。而今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遥远国家内部的动乱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来说是场灾难，而且对其他人来说都是灾难。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把参与全球化的各国人民的命运编织在一起了。这个系统中任何环节的破坏都会使每个人感受到其影响。例如，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使中国纺织品在欧盟海关受阻，立刻使欧盟成员国服装零售店的衣架空空，民众购衣置装发生困难；一场“卡特里娜”飓风不仅给美国南部3州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把世界原油价格“吹”上了每桶70美元，给世界上所有石油产品的消费者都带来损失。使大家都“分享”这场飓风带来的“痛”。
“密切而复杂”的中美关系
不久前布什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这可能反映了现时中美关系的真实。笔者以为，这个“复杂”根源来自于，面对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布什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目前对华战略似乎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美国因此对未来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
进入21世纪，正像中国认为前20年是中国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期一样，美国也视之为美国的历史性机遇期。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和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清楚地指出，美国在当今世界掌握了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这是美国的历史性机会。“我们要把这一时刻的影响力转化为未来几十年的和平、繁荣和自由”，“在走向进步的道路上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政治和经济自由，与他国的和平关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然而，这些年的发展令美国担忧的是，中国规模庞大经济体的快速自由化和市场化并没有带来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后，美中将如何长期和平共处，美国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在他获奖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概括说，“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是：民主制度比君主制、专制政治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③] 这已成了美国战略家奉行的“金科玉律”，对新兴大国来说尤其重要。美国的战略家们不禁产生疑问，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国是不是在错失历史时机？美国超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是否没有有效地使用？应该如何调整对华战略？是要继续鼓励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还是要利用自己一时的优势加以围堵？即使围堵，是否有效？是否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真是个复杂的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第一，中国处处表现出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维护者，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精神，表现出可以与其他大国一道为世界和平、繁荣和进步合作贡献的现实性。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骤然衰退时，中国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市场坚持向世界开放，不但维护了亚洲和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成了牵引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火车头”。2000—200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17%，高于美国的13%。第二，中国是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参与程度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去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贸易/GDP）达70%，美国则为23.6%。[④] 第三，中美两国经济已形成结构性良性互补，形成深度相互依存。两国贸易额从1970年代的5亿美元增长到现在地1700多亿美元，中国66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70%以上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回流的大量资金使美国经济在2000年急剧衰退时得以“软着陆”。第四，在反恐、自然灾害救助、控制流行性疾病跨国传播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中国也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比美国认为的一些“民主自由”国家更有建设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式民主”本身不能保证世界和平，希特勒就是由民主选举上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逐渐建立起西方式君主立宪制度，最终德国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都是有其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历史上“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民主国家”侵略“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不乏其例。在“民主国家”出现以前，中国就存在了几千年，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中有“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开放包容、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这是比“西方式民主”更深厚的文明底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不是去攻城掠地，而是公平贸易，文明对话。这样的民族，加上其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相互依存，在核武时代，和平与稳定是最符合其利益的。沃尔特·米德也看到，“21世纪正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新问题。不是所有国家都将变成民主国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同意美国管理世界的方式”。[⑤]
进而言之，即使中国今天变成了美国期望的“民主化自由化”国家，如果美国依然抱着传统的历史经验和“冷战思维”不变，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政治制度只是令美国担心的第一层原因。美国不少学者真诚地强调“民主自由”价值本身就是美国追寻的外交目标之一[⑥]，但这个目标也可以把更深一层的担忧包装起来。上个世纪80、90年代当“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时，当日本收购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大厦时，美国也在考虑如何在东亚制衡日本，当时美日摩擦也不断。前苏联分裂后，再生的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应该说是符合西方式民主自由标准的，但美国对俄罗斯的防范、围堵并没有放松。北约的前线已经推进到东欧和中亚。
当然，国家安全是件大事。依据新形势调整新战略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思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进一个无经验可循的崭新时代，有危机感是可以理解的。这既是对政治家的考验，也是对国际关系学界的挑战。因为这时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有历史责任感的国际政治学者将视之为自己的使命和历史机遇。当科学的和符合时代特证的新国际政治思维被战略家接受，被奉为“金科玉律”时，霸权“危机”的迷思也就容易理清了，中美在共同度过历史机遇期时就会有更多的交集与和谐。
布什总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也指出，民主机制必须反映多样性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这与胡锦涛主席在联大的倡议颇有交集。佐利克在他最近的演讲中，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一名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⑦]，而不仅仅是一名成员。在共同为明天各文明和平共处而努力之际，中美两国也应该可以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平等合作，共创繁荣。
[①]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演讲，中文稿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②] 袁明整理：《与基辛格博士面对面》，《环球时报》，2005年6月21日，第11版。
[③] 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极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1页。
[④] 陈凤英：《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4月13日，第1版。
[⑤] 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极其如何影响了世界》，《导言》，第XXII页。
[⑥] 在听哈佛教授演讲或与他们交谈中（包括约瑟夫·奈和傅高义），他们都强调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美国外交目标之一，而不是追求美国利益的手段。
[⑦] 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