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 （当时算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 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 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
“少将” 碰上 “小将”
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 安徽的淮南、安庆和芜湖等战略要地的局势日趋严峻，本省的驻军变得不管用之际，毛泽东亲自下令原来驻扎在江苏北部的野战部队第十二军，于1967年下半年开进安徽，实行军事管制，以图阻止武斗大火越烧越烈。
这十二军刚一开进安徽，本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间就流传：十二军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平平，虽然也上过上岗岭, 却没有打过什么特别有名的硬仗，云云。这很可能是恶毒的反革命谣言，但没有人去核实，倒听信了它；所以对这支奉钦命入皖收拾乱局的部队，大家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敬意。当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他是1955年解放军第一批授军衔时被封为“少将”的——召集武斗两大派的头头谈判停火时，红卫兵小将们斜着眼睛瞪他：“你算老几， 让我们放下枪杆子？你不过是个少将，比我们小将只多把指挥刀”。——意思是“少”字下的那一撇。
可就是这位李德生，却立刻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天赋。时至1968年年中的他，也有五十岁出头了；为着劝说芜湖市鏖战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别再把武斗升级了，他竟然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的标准行头——、不戴钢盔、 不携警卫、不佩手枪，只身攀登云梯，爬上三、四层高的武斗据点大楼，从架着机关枪的窗口钻进去。
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他爬云梯的时候，两派还在隔着大街对打，步枪、机关枪点射连射没停过。他这么一招，还真管用！红卫兵们认他是条硬汉子，就服了他，把大街上的武斗据点给撤了。
李德生一身红军打扮只身入虎穴做红卫兵思想工作的作为被毛泽东知道了，大为赏识，称他是“政治将军”，有头脑。一年多后，就破格提拔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此乃上将或大将级别的要职）、中共中央副主席，一步登了天。所以我们红卫兵小将说他是“先登云梯后登天”；当着他的面，再也不敢幽他的默，说“你是小将多把刀，我们是少将没带刀，哥们彼此彼此”。
围城
我本人在红卫兵武斗中的表现，似乎还比不上安徽省在全国武斗中的表现，排列不到中上游。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又戴着副近视眼镜，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被编进“武卫队”，而是在“文攻队”里任一员干将。
但是我不甘心于远离硝烟的文攻生活，只要哪里有大的武力冲突，我都会插上一脚；从“文革”开始直到结束，都跟有惊有险的日子沾着点儿边。第一次的大危险，算是1967年的“一.一四事件”。
那年的一月中旬，位于安徽佛教圣地九华山脚下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告急：他们被几万农民包围了；数日之内，会断粮、断水、断医药、断通讯。
农民进城包围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文革”早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典型方式。按照中共“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从省到地市到县到人民公社，各级政权党委会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该层级地方武装力量的“第一政委”。“地方武装力量”在省和地市层级上是“军区”和“军分区”，统管地方驻军。到了县和人民公社层级上，就成了“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主要管民兵组织。
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党委书记们，级别高的，就往省军区和地市军分区里面躲——那儿是“军事要地”，门口有大兵荷枪站岗，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一开始还不敢朝里面横冲抓人（过了一阵子咱们就敢了，这是后话）。级别低一些的，就往县人武部里躲。县人武部通常只有一个小院子，躲在里面容易被外面的人看见，也憋得慌。胆子特别大的县委书记们不甘心被捉去游街示众，甚至会下令调遣四乡八镇的民兵，进城护驾。
青阳县城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县人武部通过遍布乡镇的民兵系统一声令下，说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学生策划绑架了县委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要挺身而出粉碎右派翻天！”并且许诺——这是最打动农民的——进城来护驾的农民，管吃管喝还补贴工分（“工分”是农民下地干活的计时报酬）。这样的美差谁不要参加？于是一昼夜之间，漫山遍野都涌出成群结队的农民，把个青阳县城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率领农民大军围城的一位人武部副部长发出豪言壮语：“这下子进城抓造反派学生，跟进裤裆抓鸡鸡没两样，手到擒拿！”
驰援
围城的民兵和农民们尚未携带正规的军械，那时候的武斗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他们绝大多数却配备着一样利器——上等树杆经烟熏矫正、笔直成线、两端镶着铁头尖刺的扁担。在我们安徽乡间，普通农民的扁担是毛竹做成的，力气过人的农民的扁担才是树杆制作的，能挑三、四百斤不开裂。青阳深山里的农民的扁担又高了一等，属于“奇门农具”：它的两端包镶铁尖，有六、七寸长，平时上山砍柴，不管是成捆的茅草还是成捆的木柴，只要扁担铁尖朝里一戳，一头一捆，担起来就走，干净利落，省了用昂贵的麻绳。山民们喜爱这铁尖扁担，还有两个原因：深山老林里碰上野猪豺狼豹子一类的猛兽，这杆扁担立时成了自卫的猎器；荒无人烟的小径上与强盗劫匪遭遇，这杆扁担又成了攻击的兵器。青阳的山民们多半会几手武艺，一杆铁尖扁担挥舞起来，四、五个壮汉近不得身。
我们宣城的援兵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加上普通职员和市民，约有两千人，征得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上了路。过了一个多小时，就与其它县市来的增援车队在途中汇师。快到青阳县境的时候，已经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数百辆大卡车连接成蜿蜒几十里的长龙，发出低沉的撼地的马达声和直冲云霄的飞扬的尘烟。
渐渐地，我们前头部队到达距青阳县城只有几里路的要道口。我们这几辆车属于指挥、协调、宣传众核心小组的，配备有当时能够合法非法弄到的最好的步话机、无线电发报机、小型发电机、播音系统和医疗急救设备。这时已经暮色浓重，四周的山地黑黝黝的，并不见围城的农民们在入城的要道口设障阻挡。我们估计，十有八九是这帮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们被汽车长阵给吓跑了——数百辆大卡车的灯光这时在曲折的山道上连成串串火龙，首尾呼应，气势摄人。
指挥车发出命令：全体车队马上进城，尽快与被围困的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会合，协调下一步的联合行动步骤。
这一天便是“一. 一四事件”的前奏——1967年1月13日。
若干年以后我才注意到，那一天是星期五。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十三号碰上星期五，预示着不是好事。
被围
一路颠簸赶来声援的外地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随便找个能睡觉的地方——学校教室、公共澡堂、旅店客栈、机关单位、国营商店、医院诊所——，倒头便睡。我们宣传组的一小群人，却必须守在卡车里，连夜赶编赶印赶发革命传单。忙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值夜班的人神色紧张地小跑过来，报告我们旁边那辆负责通讯协调的卡车上的人说：进城出城的交通要道路面统统被挖断，城周边树林里有多处篝火，人影幢幢，号角声依稀可辨。
天色越接近明亮，情况越接近明朗。等到冬日早晨的阳光把这个小山城唤醒以后，咱这一方就全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当我们从各县市赶来声援被围困的青阳县城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时候，青阳县委、县人武部也在加紧组织更多的民兵和农民赶来增援围城的人马。头一天傍晚我们在入城要道口那里嘲笑没见过大世面的山民被汽车长阵吓跑了的当儿，他们的指挥官和民兵营长、连长们在嘲笑我们这群外地飞来的傻鸟“光着头钻刺窝”——路口上原来封城的民兵岗哨撤走是为了“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 等到我们的车队开进城里，他们就趁着夜色的遮蔽，把四面八方能行驶车辆的道路全给挖开了。
我们连夜赶编赶印的传单上，把自己一方的“滚滚铁骑”（汽车大队）载来的援兵赞为“飞将军自重霄入”——那是借用毛泽东１９３１年夏《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的名句。在传单的结尾处套红印着这首词的下半阕三行：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我们的传单散发出去没两个时辰，对方的传单就撒进城里来了。那上面也套红印着毛泽东的一首词，也是作于１９３１年夏，也是用的《渔家傲》词牌，不过是《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他们把我们比作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底在江西龙岗大战中被红军活捉的“敌军师长”张辉瓒；张是蒋介石派去围剿共产党根据地的“前敌总指挥”。
觅食
青阳县城里的我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虎。小小的山城里，顿然增添数千名生猛人口，原本就缺粮的状况立时变成燃眉之急。我们来的时候也随身带了一点干粮，两三顿下来，也就基本上给报销了。那个年头的我们，除了粗菜糙粮以外，肠胃里进不了多少油水，肚子的容量也就特别可观。我们常表示，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一次军官授衔，咱们都别争高低，一律要求被封为“大尉”（大胃）得了。
到了一月十四日的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满青阳县城里能停车的地方都停满了我们的车，能走路的地方都拥挤着我们的人。所有这些窜来窜去的人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找吃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镇，公共厕所不多，饭馆餐厅更少。我们到处乱窜觅食，找的并不是寥寥无几、空空如也的饭馆餐厅，而是“副食品商店”——所有那些卖糕点、零食、豆制品、瓜果和南北干貨的杂货店。
我幸运地在一间后街窄巷的小店铺里买到两只麻饼，巴掌大小，约莫半寸厚，加起来七、八两重。这两只令很多人眼红的麻饼，没有亲密战友卢扁的通风报信，我靠自力更生是断然找不着的。在临近街面的所有店铺都已经被半饥饿的造反派战士几番寻觅以后，精明的卢扁决定不再白费力气在老地方周旋。他让本地的两个小男孩领着他找副食品商店，许诺——这是他从青阳县委、县人武部动员农民围城法中现买现卖学来的——，只要找到了有吃食出卖的店铺，就给他们每人买一根棒棒糖。那两个男孩没命地领着卢扁奔后街穿小巷挨店挨铺地搜索，终于找到了一家还有少许麻饼和董糖（通称“酥糖”）的小店。卢扁掏出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钞票和粮票——那年头买食品只有钞票是不成的，还得有粮票；我们城镇户口的中学生，每人每月二十一斤（市斤）粮票——，买了六只大麻饼。我跟踪而去，买了两只，那是我力所能及的大手笔。
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卢扁，用本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南天门掉下来的一只猪蹄子——不是凡脚（平凡角色）”。他爸是我们那儿的一个相当有实权的县政府科局长，但他认定“大造一切走资派的反”是件既必须做也乐得做的事，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参加了我们那一派在当地属于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卢扁的革命造反精神有目共睹，每次召开批斗大会或者全城大游行，他都是主动请缨领头呼口号。这个革命角色的风险程度，谅诸位在本书有关江胖的那一章里已有领教。我们的卢扁在他不计其数的大出革命风头的表现中，至少有一次老马失蹄。那是全城两大派大游行的对峙关头，卢扁是我们这一派的首席口号领呼人，手里的扩音器挥舞的力度和姿态均恰到好处。就在我们的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县人武部院子大门口的时候——造反派都知道本县最重要的走资派十有八九躲在里面避难——，卢扁的口号喊得特别激情：“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连喊了十数遍后，卢扁终于失口，喊出“打倒毛……”
“毛”字一出口，便构成滔天大罪，罪该万死，而且是“死有余辜”。别的人到这一步，都只有双膝下跪、主动请罪的份儿，我们当时也预期卢扁这下子算是完了，该给“专政大队”拖走关起来了。谁知他竟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把那句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一口气不停顿地喊了下去：
“打倒毛主席的最最阴险和最最凶恶的死敌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卢扁这一句结构奇特的超长口号喊到最后一个字（他喊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是汗珠滚滚），全体游行队伍的人才把前半分钟憋着的那一口气舒了出来，对他死里逃生的高超伎俩表示由衷的佩服。卢扁的急智——他的脑袋又大又扁又灵光——由此可见一斑。
绝食
当城里能找到的吃食急速减少的同时，城里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消息却急速増加。有人告诉我们，围城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民兵干部们暗地里带了手枪和手榴弹。又有人告诉我们，城里已经潜进对方的奸细数十名，分布于要害地段，以作里外策应。
围城大军迟迟没有攻进城来，主要原因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等几个党政要员被扣押在青阳县红卫兵的手里。红卫兵们十分清楚，这几个县党政头头，是策动民兵和农民围城的幕后黑手。围城农民大军的指挥部早就放话：“你们只要放了县委领导，我们就散伙回村，抓革命促生产”。青阳县红卫兵嗤之以鼻：“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孙大圣，火眼金睛早就看穿了你们的诡计！你们先撤兵，咱们再坐下来谈判”。“孙大圣”是红卫兵引用毛泽东诗词的自誉；毛诗云：“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于是就形成了眼下的僵局：围城大军不敢立刻攻进城来，生怕红卫兵急迫之下伤害他们手中的人质，尽管那时候大家还不习惯用“人质”的说法。红卫兵也不敢突围冲出城去，对方的力量太大，成千上万枝铁尖扁担结成的阵势，谅你冲出去几步也跑不远，就给生擒活捉。
围城指挥部的战术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们要把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围困到饿得打不了架、乏得跑不动路的地步，方才大举入城，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个活捉我方大小头目。用他们指挥官的话说，农民们已经准备好几百副捆山猪的藤条竹篓，要生擒活捉那些胆敢造反闹事的本地小坏蛋，和胆敢跑来支持他们造反闹事的外地大坏蛋！
面对这样的局势，青阳县城和外地增援的红卫兵造反派联席会议当即决定：从一月十四日下午六时起全体绝食。
这个决定十分及时，反正城里剩下来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与其被生生饿垮，不如把饥饿当作政治武器，与对方摊牌较量。
全体绝食的命令是下午四点多钟发布的。卢扁提醒我：六点钟以后谁再吃东西被发现了，可就等同于贪生怕死、背叛革命。找到一个背开人的角落，我掏出还剩下来的麻饼，高效率地塞进了嘴里，连包麻饼的那张纸都来回舔了两遍。
虚脱和解脱
绝食指挥大本营便设在青阳县委大院里，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那几个走资派便扣押在院内的办公楼里。我们的汽车停在院子门外两排，院子门内两排，为的是保护指挥大本营。指挥组、通讯组、宣传组的专用车和小组工作人员当然也在这个核心圈子里。
我们的绝食宣言书言简意赅：
——勒令青阳县委和县人武部立即下令撤围，遣散民兵和农民返回原村，不得以任何理由再逼近县城！
——勒令青阳县委和县政府火速调送食品、药品给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勒令青阳县委和县人武部立即交出挑动农民斗学生、组织民兵围城的幕后黑手！
——勒令青阳县委和县人武部通告境内沿途的民兵组织和农民，不得以任何方式为返回原地的外县市造反派车队设置路障！
印完了这份绝食宣言，我们宣传组的文攻战士便横躺在卡车车厢里，以保留尚存的那一点点体力，以利再战。
绝食斗争的中心是县委大院里的那一块场地，别处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可以在他们寄宿的室内绝食，而大院里的那块场地是露天的。时值一月中旬，夕阳西下之后绝食发起之时，室外气温降到只有摄氏三、四度。
报名参加室外绝食的红卫兵造反派战士约有三百多人，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圈，每个圈圈的外围是男战士，内圈是女战士。天黑以后，我们升起了篝火，柴薪便是县委办公楼里的桌椅板凳衣柜书架。我们将家具拖出来，砸碎点燃，边砸边大呼“不破不立！”这青阳山区盛产上好木材，家具耐烧，并且散发出郁烈香气。
这一夜的绝食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的光景，先倒下去两位体弱者，均是女性。她俩头晕不支，渐而眼前出现幻觉，抬去医院，也没有葡萄糖生理盐水。找来一点红糖泡开水给她们喝，她俩坚辞不受，宁愿绝食牺牲也不肯中途易弦滋补糖水。
大清早趁着少数当地人出城，我方混杂在其中几名探子，去刺探围城大军的动静，不幸半数被抓获。围城的民兵指挥部捎过话来：如果我们在城里伤害了他们一派的战友，他们就把我们的探子点天灯。“点天灯”是山民们惩罚土匪毛贼的传统方式：把人剥光以后吊在树梢上，下面堆放松油树枝，点燃以后，将人活活烧死。人被烧烤时油脂滴下来，勾引松油树枝的火焰上窜；远远望去，像是一盏特大的豆油灯。
一月十五日的中午，又倒下去几个绝食者。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天上忽飘下雪片，支撑不住、虚脱晕倒的已达三十多人。原本绝食战士还间或吟唱《毛主席语录歌》，到了这当儿，就哼不出声来了。我们宣传组的几个人靠在卡车的轮胎上，坐守着文攻的器材纸张。放眼四周，县委大院里一片白茫茫；飞舞的雪花下，暗红的篝火衬托出黑黝黝的团团人影，互相紧紧倚靠着，偶而会发出衰弱的咳嗽声。
医院和诊所那边非常担忧，照这样下去，虚脱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又没有必需的药品，体质差的怕难保性命。那个年头的中国人民少有营养健全的，一顿不吃，就顶不住；一天两夜不进食，哪能抵挡得了冬季的寒冷，急性肺炎之类是难免的（幸亏那时还没有“非典”/ 煞司/ 萨斯/ 沙士问世）。
绝食指挥大本营一面命令把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们从生着碳火的里屋拖出来，搁在露天的阳台上晾着，让他们亲眼目睹绝食场面；一面加紧把青阳县城里的局势向安庆、芜湖、合肥、南京等大中城市告急。拍出去的电报一份比一份悲壮，一份比一份更撞击人心：
“青阳城里风雪交加，革命造反派战士已绝食一昼夜！”
“露天雪地里，数十名战友绝食晕倒！”
“十万火急，夜间气温零下五度，百多名绝食战友奄奄一息！”
“青阳走资派的反革命阴谋即将实现，上千名红卫兵造反派就要被饥寒夺去生命！”
这些骇人的电报从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些与我们同属一大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中像雪球一样滚动着，越滚越大，越滚越猛，最终向着同一个目的地——首都北京滚去。
与此同时，对青阳县头几号走资派的再教育正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从温暖的屋里霎时被拖到露天阳台上，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们即便是裹在厚重的棉军大衣里，也禁不住鼻涕直淌。不多时，挂在短须上的鼻涕就变成了小型冰激淩一样介乎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东西。在是不是应该给这几个走资派饭吃的问题上，红卫兵小将中间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一些人认为不给他们饭吃便违反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明确规定的“不虐待俘虏”一项。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投降，怎么可以算作“俘虏”？这几个家伙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早就教导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在一开始的时候，前一种主张占着上风，红卫兵小将甚至给走资派的阳春面里放进青葱和酱油，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绝食战友衰竭倒地之后，第二种主张便大得人心。几个走资派被迫参加了我方的绝食，这些在1959—1961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期间也没少吃一口的人民公仆，终于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首次尝到饿饭的滋味。断了他们一顿晚饭，便涕泪横流地哀号，说在阳台上熬不住了，恳求小将们让他们进里屋去继续陪着挨饿。押送他们的几个小将——其中就有卢扁——恶狠狠地指着阳台下面的青石板正告他们：“我们绝食饿死前的最后一口气是专留给你们的——把你们头朝下推下去”！
像雪片一般飞向北京的加急电报，经由安徽省革命造反派驻京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的传递，终于呈报到文革期间的“战时内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那里。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口述了《四点处理意见》：指示青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立即调送食品和药品给城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全力抢救生命垂危的绝食人员；指示它们立即解散围城的民兵和农民；指示青阳红卫兵造反派马上释放被扣押的县党政领导干部；指示外地来声援的红卫兵造反派马上返回原地闹革命。
中央文革的《四点处理意见》堪称老到，打了我们三十大板，却打了青阳县党政头头们七十大板。可是这份及时雨般的急电却欲送无门：县邮电局的职工已不知去向，铁将军守大门；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里的机要秘书室也没有人在值班，门上贴着封条。我们随车携带的收发报机是私自设置的，严格说起来属于“非法电台”，北京当然不会朝它发送电报。中央文革最后把电报发至临近青阳的一座军用战备电台，指令部队向涉事的各方转交。文革中有“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过夜”的雷厉风行规矩，就是说全国大地上任何区域的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接到来自伟大领袖的只言片语，都须想方设法——无论是驱车还是骑马，步行还是荡船——将其传送到周边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
青阳城附近的军用电台用吉普车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给我们送来中央文革的指示；当我方的男女广播员用激动颤抖的语调念出来自首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全场绝食人员——包括那几位被迫陪同绝食的走资派——都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和咱们心连心！中央文革和咱们亲又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只不过被打了七十大板的他们，喊得不如我们激情充沛。
为着让城内城外各帮各派都能尽快落实中央文革的英明指示，所有的广播车和喇叭站都开足马力，不休止地宣读《四点处理意见》；一切可以找到的油印器材，也都连夜运转起来，印刷传单，星夜散发。到了天明之际，拥护《四点处理意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贴满了小小县城的大街小巷。时至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城外的民兵和农民大军失去了踪影，我们同时也领到了急救的食物。我从一处免费食品发放站——全城有十几处——，凭着自己的“八一八暴动团”的红卫兵袖章，领到一小口袋苏打饼干，那是我长到那么大第一次吃到咸味饼干，南京制造的。
一月十六日下午，我们的车队得胜归朝，返回宣城。可怜的母亲看到我满脸青灰色，猜到我们这几天吃了不少苦头，泡了一碗珍贵的红糖开水——那年头城里人每户每月只配备四两（二百克）红糖——让我喝下。吞下一海碗阳春面，我心满意足地便去城北门的澡堂子泡澡，清洗满身的征尘。
半小时以后，我晕倒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被好心的同浴者架着出来；他们挺纳闷，这么小小的年纪，怎么像老年人一样“晕澡”？我像一只断了筋骨的大爬虫，在躺椅上光着屁股盖着毛巾养息了两个时辰，才爬得起来颤巍巍地走了出去；再过一会儿，澡堂子就要关门了。
原载 《液体的回忆》（台湾联经出版社）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