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在“研究型大学”中究竟应具何种地位，仍然充满歧见和误会。

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一篇“自白”，网上说是“惊动全中国”，或引申稍过。但周老师确有大功绩，就是提请大家关注一个已经存在较长时期的重要问题——大学，特别是所谓“研究型大学”之中，教学究竟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大学里研究重于教书，是一个从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入的现象，由来已久(二十多年前，我便亲见美国某常春藤大学一位获得全校学生评价最优的老师没能拿到长俸，引起学生轰动。好在美国大学“人才流动”有常规可循，后来又有别的常春藤大学聘这位老师作了讲座教授)，且已全球化。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汇，说是大学“新常态”，亦不为过。

此事由四川大学的老师来提出，也渊源有自。因为在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之中，四川大学对教学的看重和鼓励，其实是走在前列的。学校专门开设了为教学型优秀教师晋升职称的“绿色通道”。熟悉今日大学运作程序的人知道，在今日看重研究的语境下，这类非常态的做法，必须得到主管和分管校领导的支持。但现在各大学职能部门设计“条条框框”的能力超强，已潜移默化为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行为，仿佛不如此便不够兢兢业业;结果从条款到操作，都有无数“门槛”，往往使“绿色通道”转变成很难通过的“灰色通道”，甚或“不通之道”。

一个思路无论具有怎样的善意，若实施过难，便基本上无法起到导向的作用，可能还适得其反。我们现在的校园规则设计，常常从防弊出发，精密到“秋毫之末”的程度，几乎没有“法外施恩”的可能。同时又缺乏针对实际情形的事先调研，未必适应实际存在的校情。这样当然不容易出错，但若有人符合所有升等条件且还有超出条件的优异表现，却因名额限制一类规则不能升等时，想不通是很自然。若这类人也“酒后吐真言”，说不定还会有“惊动”效应。那时学校的公关机构，岂不又得面对极难处置的大麻烦?

实际上，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学究竟应当具有何种地位，仍然是充满歧见和误会的。

如果多为学生而不是老师考虑，教学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且每个人的指纹既然不同，能力自然也千差万别。大学能聘请到研究和教学皆长的老师，当然最理想。但有些研究一流的人，真不见得就会教书。且一个人研究做得再好，也只能限于特定领域而已。在教书时，对自己不擅长的方方面面，仍不能不整合他人见解。而有些老师则特别善于整合既存研究成绩，以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只要这些老师整合的都是所谓“前沿”的研究进展，而又更能使学生接纳，他们的教学，不可能比一般长于研究者差。所以，不论什么层级的大学，最好都有特定的渠道和可行的方式，以容纳和鼓励这样的老师。

反过来，不少人又往往把教学和研究对立起来，甚或存在不以君子之心看大学老师的倾向。最近的言说中，便常常暗示甚至明言，那些侧重研究的老师，是因对自己升等有好处。大学老师也是平常人，也要养家糊口，当然有物质层面的现实考虑。我不敢说大学里没有整日思考、衡量、算计有无“好处”的老师，但若我们大学中充斥着这样的老师，大学教育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且因追求“好处”而做研究，是否就能把研究做好，我尚存疑，恐怕好也有限。关键在于，老师不一定研究和教学都好，两者却也并不对立;研究真做得好的老师，首先是心系学问，其次也未必不关心学生，有些人还确实教书不错。

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大学教育，已有不少众皆认可的陈词滥调，遇事便可使用，说完也就过了。从媒体到个人，都很爱重复一些看似正确的套话，却较少考虑今日大学的实际状况。例如，攻击老师教书不负责任，便总说什么讲稿发黄、知识老化。某次一位大二学生接受电视采访，便在记者引导下如此陈说。其实现在电视台的人多数也都上过大学，应知道大二生学力有限，本不足以判断老师所教知识是否老化。但这恰好符合习见的陈说，乃欣然播出。

又如，我们从上到下的“舆论”，往往不自觉地跟着外国的指挥棒转。外国很多学校确更看重本科。以佛寺为比喻，本科生像是本寺的和尚，而研究生便类似“挂单”的和尚。我们现在也深受此风影响，从上到下，一说到教学，立刻就落实到本科教学，好像研究生就不是本校学生，给研究生上课就不是上课。

实际的情形是，今日在我们相当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数量已经很接近，有些系科甚至研究生多于本科生。把这样大量的学生视作另类，把针对他们的教学视为二等或等外，请问说话的人，您考虑过广大研究生的感受吗?号称“研究型大学”，却对冠名为“研究”的学生等外视之，是不是有些讽刺意味?现在不少人喜欢学舌重复什么“钱学森之问”，却不想想，钱学森之所以能成后来的钱学森，焉能仅靠本科教育?进而问问：一个轻视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怎么培养研究能力强的学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大学“新常态”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大学本身的因素，也有众多大学之外的因素。要改变这样的“新常态”，需要大学内外的共同努力。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