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争论。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讨论中，张艺谋电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人说张艺谋电影是开放的能与世界文化对话、具有民族特色的、属于“第三世界文化”的好作品；有人说是受西方话语制约的，投合西方中心权威需要的，取媚于洋人的作品。究竟如何评价张艺谋电影？笔者不揣浅陋，略陈愚见。
一、先给个“说法”：张艺谋电影属“第三世界文化”
“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首先是在第一世界的西方提出来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写了两本轰动的著作——《东方主义》与《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他发挥了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理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了谴责，批判了西方的“东方学”，论述了西方近代文化与帝国霸权主义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现代西方文化的主线，就是为帝国霸权主义张目。美国白人左派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撰写了《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正式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文学”的字眼。杰姆逊以东方“他者”的眼睛来反视西方文化，对西方后殖民文化提出批评，希望西方能够通过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对话”来反思和重建自己的文学和文化。
当然，无论是萨伊德还是杰姆逊，他们作为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西方他者来看第三世界文化，都不免存在着许多偏狭和谜误。但他们的理论探索是有意义的，它为我们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是个什么模式，现在还无定说。国内最早探讨“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张颐武先生《在边缘处追索》中是这样阐释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与批评就是试图重新理解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它包含着原有二元对立的翻转、颠倒直到消解的复合过程，它是第三世界中的人们从自身的文化、语言和生存中引出的结论，是‘以我为主’，以新的立场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理论”。这就强调了“第三世界文化”的“本土”特点。但这种“本土立场”并不是狭窄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批评可以说是一种双向的运作。借西方理论阅读本土的本文，又借本土的本文向西方理论提出反思，并试图在这种运作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论。在这种双向的运作中，本土的本文和借用的理论都放入了一个新的语境之中，衍生出新的意义，获得新的生命。”
要建立“第三世界文化”理论，首先要有一种民族的立场、文化独立的意识，彻底摆脱后殖民主义语境，对过去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对立模式进行颠覆与重构，使我们的文化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就需要以当代意识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整理和创新，给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命，使之以显著的民族特点加入世界文化的潮流。
建立“第三世界文化”理论，还要以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胆识去容纳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化。“第三世界文化”是开放的，它是“众声喧哗”“语言杂多”的新型文化，它必须与第一、第二世界文化互相参照、互为补充，成为“多声部”“无主题”的文化。“西方中心主义”是我们要反对的，“东方中心”或“本土主义”也是不可取的，不与世界对话就成了一方独白，也就无所谓“第三世界文化”。
如果用这种文化理论来观照张艺谋电影，就可以看到它的亦民族亦世界、亦本土亦人类特点，这正是我们要在下边详加讨论的话题。
二、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文化语境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张艺谋，不管他在世界上多么走红，他的根是在中国，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不管“洋鬼子”多么喜欢他的电影，他的电影也首先植根于民族文化语境，带有民族、本土的强烈色彩。可贵的是他能以改革开放的当代意识对民族文化和历史作出哲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以暴露中国人的丑陋为代价去向洋人讨“说法”，他有否定也有肯定，有批判也有弘扬，一切都是为了加快我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革新、重建、完善我们的民族文化，使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张艺谋电影本文大部分是“写”历史的，又以女性为主，这正是他对传统文化进行哲理性思考的需要。反思不等于全盘否定，而对其中阻碍民族历史发展和压抑人性的封建文化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封建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是儒家文化如纲常名教、子嗣观念、男尊女卑、血缘观念等等。时至今日，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在桎梏着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人格的扭曲和灵魂的萎缩。
发生在“20年代中国某山村”的“菊豆”的故事，就展现了一种文化环境，封闭落后的山村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体，而杨金山便是封建文化的集中代表。他买来年青美貌的菊豆作传宗接代的工具。由于年老体衰，达不到目的，便感到了“无后为大”的耻辱，对菊豆进行疯狂的性虐待。而支持着杨金山的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不仅山村人们一边倒的舆论，就连菊豆与天青生命火花的果实天白，也作了封建文化的守护神。杨金山死后，那巨大的棺材，飞舞的纸钱，送葬的队伍，喧嚣的氛围，显示了封建文化的强大威势：伦理压迫人性，死人压倒活人。在它面前，菊豆、天青显得多么渺小无力！正是这种过分的封建压抑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萎缩，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菊豆天青尽管以乱伦的畸型方式与虚伪的道德抗争，但在整个封建文化的氛围之中，他们只能以悲剧告终。
同样，《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陈佐千老爷也是一个符号化了的形象，他就是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化身。影片中有一个意念特别突出，这就是陈佐千所吩咐的：一切都要按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办。按老规矩，老爷住哪院，哪院才能点灯捶脚。这老规矩是什么？就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的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在这老规矩的统治、侵蚀之下，这些太太、丫头等小人物人性变得恶，灵魂变得丑，性格被严重扭曲，人性被严重异化。她们使出浑身解数在讨老爷喜欢的同时而互相残害。二太太卓云告发了三太太通奸，三太太便被投入井底；四太太剪了三太太的耳朵，二太太便检举了四太太怀孕的假象，使四太太失了宠；丫头雁儿诅咒四太太早死，暗作点灯梦，四太太便先将她置于死地……。这群“窝里斗”的女人们的悲剧就在于她们把自己的命运自愿地拴在了封建恶魔的身上，失去了自己的人格独立。
写到这里，我不仅想起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鲁迅先生。他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杂文、散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基本上放在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构架之中。鲁迅不仅写出了吃人者的狰狞面目、被吃者的饥寒交迫，还写出了被吃者灵魂受到的戕害。《药》中的无聊看客，《狂人日记》中的围观者，《祝福》中的柳妈，《风波》中的七斤以及闰土、阿Q、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人的“丑陋”，而这正是伟大思想家的深刻之处：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毒害。他是在做“刨祖坟”的工作。这种民族自省的精神正是民族文化更新和民族灵魂再造所不可缺少的。
同样，今天张艺谋电影的这种批判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化的优良传统，只是更具有了当代意识。他是站在20世纪80年代来看待历史，是以当代意识来观照历史、反思历史。《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反映现代生活的电影本文，它通过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表现了现代人的尊严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然而秋菊们的人格尊严和民主意识之中又掺杂着血缘、家族、子嗣、伦理、人情、面子等等宗法观念，使得当代农村乡土社会呈现出法律伦理化、道德化的特点。村长踢了秋菊丈夫的“要命处”，是因为他骂村长断子绝孙；秋菊告村长，村长失了面子，把赔秋菊的二百元钱扔在地上；秋菊拾钱又失了面子，继续讨“说法”；而她难产时村长出了大力，再告官岂不就不尽人情了吗？影片结尾，秋菊面对飞驰而过的警车茫然无措，此刻，她对前番的举动不知要多么追悔莫及！由此可见，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它时时都在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反思历史是为了通向未来，不根除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很难走向现代化。
以上我们论述了张艺谋电影本文的民族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这只是张艺谋电影本文的一面，它同时还有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歌颂民族生命活力、生存伟力的另一面，《红高粱》就是最好的例证。人类生命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历史的演进总是水乳交融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了人民群众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也就没有了历史的前进，没有了现代社会。《红高粱》极力地挖掘、表现和弘扬了存在于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的那种粗犷、豪放、鲜活、强大的原在的生命力，歌颂了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英雄性格和壮烈精神，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
影片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表现的是庄稼汉的日常生活，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表现战争生活，无论表现哪种生活，都指向一个中心意象，这就是对生命的赞颂。这种生命的意义小而言之，就是人应该怎样活着。影片通过“颠轿”、“野合”、“造酒”、“敬酒神”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表现了劳动人民巨大的生命意识、对自由的追求和劳动、创造的欢乐。他们活得潇洒痛快，活得自由自在！这种生命的意义大而言之，就是在我们面临着外族入侵的灭种灭族、生死存亡之际，更应该象“我爷爷”“我奶奶”那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去换取整个民族的生存。这正是我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有过许多曲折和苦难，但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无望的民族，她有着深厚的生命活力和生存伟力。对于这一点，张艺谋电影是极力弘扬的。
三、张艺谋电影与世界文化对话
“五四”时代是变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五四”新文化是继承和吸收了中外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营养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民主、自由、科学、进步等西方价值观念和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它帮助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新文化、新文学的建立。
今天，张艺谋以改革开放的当代意识面对世界文化，并有选择地“拿来”应用。因而，他的电影才能显示出亦民族亦世界的特点，才能与世界文化对话。
首先，民族自省的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品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强盛，不仅要常常“前瞻”，而且要时时“后顾”，反思自己，检讨自己，批判自己，否定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发展，不然就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就拿第一世界的代表美国来说，它虽强盛发达，但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有思想有胆识的艺术家并没有一味地去歌颂“美国神话”，而是以艺术品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批判。
越南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帝国扩张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它不仅给越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不幸。从70年代末起，出现了一批反战影片：《猎鹿人》、《现代启示录》、《步兵排》、《野战排》、《全金属外壳》、《生逢七月四日》等等。这些影片从外部情节到写人的内心，写人性，人性被扭曲，写人对战争的反思和不满，对霸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种族歧视也是美国奉行的野蛮政策，特别在以往的一系列西部片中，印第安人被歪曲成无端杀人、抗拒文明的野兽，白人则被描写成惩恶扬善的英雄，而当年印第安人作为白人残害掠夺对象的事实却很少得到如实的反映。90年代初，凯文•柯斯特纳导演的西部片《与狼共舞》却重新考察和认识了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得出了与以往西部片完全不同的结论，并满怀深情地歌颂了苏族人英勇无畏、善良纯朴、酷爱自然、酷爱生活的精神品质，歌颂了印第安人美好的内心世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批判了白人掠夺者的丑恶灵魂和野蛮的白人文化。
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的价值的讨论，也是目前人类文化所共同关心的主题。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对压抑人性的传统文化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同样，在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今天，又感到了新的对人性的压抑。西方国家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然而高度的资本主义文明又给人造成新的困惑。文化每前进一步就给人套上一个新的枷锁，过度的科学理性和秩序压抑了人的感性生命，人因“失去自我”而悲哀。美国科幻恐怖片《苍蝇》中的男主人公塞思是一位电脑设计师，他在自己家里秘密安装了两个电子计算机操纵的“电舱”，由于传送中出了差错，一只苍蝇飞进了“电舱”，与人结合了，使他成了人和苍蝇的结合体。他十分恐怖，要变回人类而不可能。这部影片说明高科技的发展使人异化、变形，失去自我。探讨的是文化与人类的关系，表现了现代人的恐怖、彷徨和困惑。
张艺谋影片《秋菊打官司》实际上也触及了现代人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曾长期制约着人们，改革开放了，法制代替了人情，秋菊也开始觉醒了。然而，当村长真的被绳之以法时，她又是那样的茫然若失。人类每前进一步，社会每发展一程，都伴随着痛苦和困惑，人类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必须不断解决人自身的问题，才会少走弯路。
资本主义竞争的激烈和残酷，又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和扭曲。人们怀念那早已逝去的前工业文明的质朴与和谐，渴望着对自然的回归。法国影片《麦克司，我的爱》写了人与动物之间感情的沟通。写了人的偏执、猜忌，写人长期脱离自然的变态心理。澳大利亚影片《鳄鱼邓迪》中的邓迪生活在边远山区，他是自然之子。美国女记者最后抛弃都市文明追随邓迪而去，表现了对现代文明的厌弃，对纯朴自然生活的向往。美国影片《青春的珊瑚岛》是一个带有原始色彩的迷人的现代神话。两个孩子因轮船失事流落荒岛，从此过上了亚当夏娃式的原始生活，这种伊甸园式的生活，反映了人们返朴归真的愿望。
中国目前虽然仍属不发达国家，但8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冲击，已使都市显得过分喧嚣。张艺谋把他的眼光投向了山野乡村，到那里去寻找人，寻找人的根，民族的魂。前文谈到的《红高粱》就是表现了未经现代文明开发的孕育于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的带有某种愚顽、粗野的生命活力。庄稼汉们健壮的体魄，生动的面孔，晶莹的汗珠，口中的野曲，加之巨大的酒坊，造酒的欢乐，敬酒神的庄严，无不是力的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样，《秋菊打官司》中雄伟广袤的黄土高原，火爆热烈的秦腔，擀面杖、大海碗、红辣椒，这些符号化了的形象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豪爽、执着、刚毅的性格，这就是民族的魂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艺谋电影无论是自省批判还是弘扬歌颂，都指向了人，呼唤人性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与进步，呼唤人的生命力、创造力，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赖以立足的根基。
张艺谋电影不仅在内容上与世界文化相通，在艺术上也广泛吸纳人类文化的营养，他对西方文学艺术理论中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符号学等合理内核，大胆吸收，融注到自己的艺术之中。张艺谋的电影有别于中国以往某些传统电影讲故事的模式、线性结构以及简单的政治寓言倾向和道德训戒意图，成为80年代第五代导演所追求的意象美学的代表性作品。他的影片轻叙事，重表现，带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诗意风格，强烈地表现出当代意识。注重画面的隐喻象征，无论是人还是物，甚至是光线色彩声音，常常都是符号化了的形象。《红高粱》中由抬轿子、红高粱、红高粱酒、夕阳、鲜血、大火所构成的红色基调，是青春、生命、自由、活力的象征。《菊豆》中杨金山和他的染坊、染池，《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佐千及他封闭的地主宅院，都是压抑人性的封建文化的象征，而《菊豆》中五颜六色的染布却传达了菊豆对情欲和人性的渴望。即使象《秋菊打官司》这样纪实性的影片，导演也没有热衷于讲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而是从先前理性的深刻性过渡到生活的深刻性，让生活消化溶解后形成本体象征，使它的哲理内涵更为深刻。
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今天地球变“小”，世界各国交往密切的新形势下，人类文化越来越趋向同一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会越来越多地面临人类共同的课题。这是“第三世界”新型文化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张艺谋电影力图探索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