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中国政治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以他特有的缜密思辨和科学预见，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发布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一振聋发聩的伟大宣言。3年后，蒋介石在重庆命人捉刀出版了《中国之命运》，断言只有国民党主张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才适合中国的需要。毛文问世9年、蒋书出版6年之后，历史就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历史判决印证了1944年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的预言：“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光明代替了黑暗，进步代替了落后，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还占踞着一群海岛，水天相隔，加上美国插手，使得毛和蒋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画上句号，而是围绕着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演绎着。

一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跃过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是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将台湾与大陆之间100多公里的海面间隔视为“海上屏藩”，负隅顽抗。从这时起，如何消灭踞守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成为毛泽东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说，解放台湾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战略决战的推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蒋介石在无法挽回大陆颓势的情况下，将企图把台湾作为其统治重心和卷土重来的基地。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强调中国人民将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非法侵犯，亦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至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并首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这当然反映了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思考。

作为解放战争的延续，以武力解放台湾，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这时的思考和实际部署的一个重点解决办法。事实上，在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就把解放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在军事上作了相应部署。而此时的败军之帅蒋介石在退守台湾后，则以“反攻复国”作为其既定方针，这也成为蒋介石集团自欺欺人、赖以维系孤岛人心士气的精神支柱。此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并非毛泽东的唯一选择，他还积极探索政治解决，即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会谈涉及台湾问题时就曾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他还说：“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较多的时间了。”显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不仅表现在由于是跨海作战而增加的军事难度上，而且已预见到美国将插手台湾，存在一个国际干预的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并不只局限于武力解放，而是开始探讨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虽然随后开始的新的国共谈判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未能达成协议，使和平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毕竟已作为一种新的思路提了出来。

如前所述，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后，国共两党处于以军事对抗为主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使用武力。“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的作战任务提出来的。1950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华东前线台湾战役指挥部，准备8月发起攻台。由于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占台湾，我攻台战役没有实施。美国在我解放战争后期原准备放弃台湾，即采取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对台政策改为重新以武力援助台湾并派出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在美国继续推行的反华反共政策的庇护下，蒋介石对大陆仍坚持“巩固台湾，伺机反攻”的方针，并进行频繁的军事袭扰。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台湾并入了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安全”体系。海峡两岸仍处于严峻的军事对峙之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从长计议解放台湾的问题，并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期间，一方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万隆会议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氛围；另一方面，海峡局势也出现了缓和的契机，经过调整，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同时，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毛泽东看到“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2]1955年4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方针，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这时恰逢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为此，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国际影响。5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在美国撤退在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3]在这前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多次阐述了和平解放台湾、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4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关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第一次公诸于世。

中共方面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动议的诚意，为海外人士所关注。1956年7月间，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蒋经国主政的赣南公署高级参议和《新赣南日报》总编辑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香港到北京访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特别关注。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三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统一祖国的真诚愿望。会见时，曹聚仁提出：总理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明确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他还表示：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4].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来京的曹聚仁时，也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大前提是坚持一个中国”。毛泽东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台湾可派代表到中央参加政务领导等等。曹聚仁回去后，将中共方面的千金之诺向台湾方面作了如实的通报。此后曹聚仁曾多次来京商谈，为沟通两岸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章士钊到香港，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章士钊赴港带了一封中共中央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着重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其要点是：（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特别写道：“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注：早在1949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进兵浙江之时，毛泽东就曾致电三野粟裕、张震，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这一指示被严格执行，奉化蒋氏“丰镐房”祖宅、墓地、祠堂等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后来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措施，也得以幸免。）澄清了有关蒋家墓宅遭破坏的谣传。随后又诚挚地写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希请珍重。”表达了对和平统一的殷切期望。

蒋介石得到中共中央的信件后，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反复考虑，始于1957年初在台北召见了许孝炎。蒋对许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这个选人原则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许根据蒋的要求提出三个都在香港的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最后选定宋宜山。这是因为：宋宜山是蒋介石的学生，忠诚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重要将领，被俘后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看守所，必要时可以探亲的名义作掩护；同时宋是湖南人，认为比较容易同湘籍的中共领导人打交道。从人选的选择上，也可以折射出蒋介石对此行的重视。

1957年4月间宋宜山由香港经广州抵达北京。周恩来安排了见面谈话，具体事宜则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商谈。李维汉代表中共方面请宋转达如下几点意见：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这反映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主张，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充分照顾了台方利益。宋宜山返港后写了一份1.5万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现在看来，宋宜山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复杂心态。他在报告中除叙述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外，还描述了沿途及在北京参观的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和工业蓬勃发展、市场供应良好的景象。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这次试探是重视的，但并没有从苦撑待变、反攻复国的迷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因此当他看到宋对大陆景象的如实描述时，立即触动了他那根老而又老的仇共神经，忿然认为宋被“洗了脑筋”。他对许孝炎讲：希转告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他立法委员的薪金可以按月汇给（注：1972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台湾方面竟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销宋的立法委员职务。）。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态度，使得这次国共两党的沟通未能继续下去。

二

毛泽东倡导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构想，贯穿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美国无权干涉。在毛看来，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及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庇护和支持。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美国只要走人，台湾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解决。1958年发动的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就是毛泽东为“联蒋抵美”而进行的一场神奇的炮战。

自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完全把台湾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并阴谋使之朝着“两个中国”的方向发展。为此，美国竭力加强台湾的防务，从各方面强化台湾的反共实力。经济上，仅1956～1957年美国对台经援就达1.08亿美元；军事上，派遣大批军事人员进驻台湾，其中军事顾问最多时达到2600多人，在台设立了永久性海军基地，部署以大陆腹地为目标的地对地导弹，并对蒋军进行优良武器装备和训练；政治上，包括尼克松在内的政要人物频频赴台活动，加紧美蒋勾结。为了将台湾完全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胁迫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离，使台湾、澎湖远离大陆，从而在政治上、地理上割断台湾同大陆的联系，以达到其“划峡而治”和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这是十分阴险的一着。

还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之后，毛泽东就抓住时机，及时地把台湾问题提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要求美国从台撤军。在中国的努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55年8月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由于美国缺乏诚意，1957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为了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外部环境，并促使台湾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时机，逼使美国重新谈判。1958年夏爆发了美国武装干涉中东的事件，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一方面造成声势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也为了打击美国“划峡而治”和“两个中国”的阴谋，惩治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注：中东危机发生后，蒋介石集团积极支持美国侵略黎巴嫩，并企图利用这一时机作反攻大陆的准备，大量增兵金门、马祖。这时金门蒋军由3万人增至10万人，马祖军队由6000人增至4万人。两地兵力占台湾兵力1/3.国民党空军也频繁向福建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轰炸、空投特务等。台湾当局并于8月6日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经过周密的调查和部署，1958年8月2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对国民党金门防卫部队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实施炮击，封锁金门岛，中断台湾方面的补给。在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毛泽东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运用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联蒋反美”的策略，既进行炮战又不急于拿下金、马，有意识地将金、马留给蒋介石当局，以保留一条连结大陆同台湾的纽带。这使我在炮战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达到了预期目的。

首先，以凌厉攻势重创了蒋军。“823炮战”第一天，就一举击毙金门守军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等3名副司令官。至1959年1月7日，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10次空战，3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飞机36架，击沉击伤军舰17艘，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并有效地掌握了制空权。

其次，摸清了美国的底盘，逼其回到谈判桌上来。炮战开始，美国十分恐慌，立即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飞机、军舰直接为国民党运输护航，公然入侵我国领海。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为了打击美国的侵略，毛泽东指示前线：如有美舰护航，照打不误，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次炮战前线指挥员叶飞后来回忆说：“当我军向有美舰护航的蒋舰开火时，没料到却目睹了一个戏剧性场面：美国海军特混舰队在旗舰指挥下一齐转向180度，一炮不发，便向外海驶去。而中弹累累的国民党军舰上的蒋军，则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开炮便逃之夭夭。事后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部摸清楚了。”（《叶飞回忆录》P662）

这期间，毛泽东又向美国打出了一张新牌，即1958年9月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谈话中说：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和平解决，并提出“准备恢复谈判”。当时《人民日报》对这一谈话作了公开报道。艾森豪威尔得悉后立即召集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立即恢复谈判”。正如周恩来所说：“美方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应很快，非常重视关于和谈问题的几句话。”参加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的傅作义在致毛泽东信中说：“我们党在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这个战略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境地，在这个战略面前，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不得不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两国大使级会谈于1958年9月15日在华沙复会。

再者，联蒋抵美，继续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在金门炮战中，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坚持侵略台湾的立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希望台湾当局以和为贵，以爱国为重，提出“我们都是小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5]，结束两岸对峙，举行谈判的建议。并告诫台湾当局：“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5]事实上，美蒋之间既存在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又存在互相矛盾、同床异梦的一面，蒋介石把美国拉入中国内战，是想依靠美国力量实现其“反攻复国”的梦想。而就美国来说，它虽然继续奉行“扶蒋反共”的错误方针，而当时的基本立足点是要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开来，达到台湾问题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目的。很显然，双方存在着难以克服和消除的矛盾。

通过美舰护航遭我炮击时立即逃逸的实际表现，毛泽东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程度已了如指掌。其实蒋介石也已意识到向美国乞求护航有随时被抛弃的可能，但他仍设法对金门输送补给，打算长期固守。这时，美国在通过增兵、护航等办法对中共进行军事威胁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考虑采取脱身政策。1958年9月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说：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个谈话标志着美国当局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其目的是逼迫蒋介石放弃金、马，退守台湾，企图在地理上造成海峡两岸的实际分离，形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他认为，这时对付蒋介石，要利用美蒋矛盾；对付美国，要“联蒋抵美”，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坚决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金、马问题上要拖住美国，造成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之势。为此，毛泽东断然决定对金门采取打零炮的策略，即坚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打零炮，每日打二三百发，使蒋军终日恐慌，不得安宁。这样就使蒋介石找到不从金、马撤军的理由，同时也为我从长考虑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这里有一个插曲，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可耳罗伊抵台，逼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争执激烈。为扩大美蒋矛盾，配合蒋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抵台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13日曾宣布停止炮击两星期），及时帮助蒋介石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军的理由。当时台方舆论笑称“毛主席是台湾最好的代理人”，称赞这炮打得好。

毛泽东从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局出发，提出要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这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中央领导集体同意后，决定采取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让蒋军留在金、马，使美国背上这个包袱。此后，福建前线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形成逢单打，逢双停的炮击规律。打是为了蒋军拒绝美国迫其撤离提供凭借，停则为蒋军补充给养提供便利，利其固守金、马。但我方公开声明：“台湾海峡，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从这时起，我与蒋军双方炮击只打沙滩，不打工事和民房。这样，打炮就演变成我、蒋、美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形成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就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对大陆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以两岸的“默契配合”，共同抵御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1959年3月，台湾当局“外交部”规定，今后凡对外提及大陆时，改称“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为“中共政权”；提到自己时，将“自由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提法的改变，反映蒋介石已逐渐理解我方意图，表示坚守“一个中国”的理念。

金门炮战扩大了美蒋矛盾，毛泽东采取的“联蒋抵美”的正确策略，使海峡两岸关系突破了军事对抗的局面，为实现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重大的收获。根据上述变化，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台工作的方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新思路。他曾多次表示愿意同蒋介石公开谈判，“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6].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五次来京的曹聚仁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指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松潘县西的一个地区）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并表示：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6]从上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明确提出台湾可以搞他的一套，即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不变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注：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8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四）双方互约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就明确而具体地指明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现实途径。“一纲四目”的内容通过有关渠道传递给了台湾的蒋介石、陈诚。

中共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和毛泽东一再表明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真诚愿望，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感召的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如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卫立煌、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等，都毅然同国民党当局决裂，先后返回大陆。与此同时，从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经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建议，分7批特赦全部在押战犯。中共对他们的政策是：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这一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这年2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方声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这就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排除国外势力的干扰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

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国际友人向台湾方面传递信息，希望蒋介石、陈诚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早进行和平谈判。如在20世纪60年代，章士钊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曾几度赴港沟通。此项工作在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1973年，已93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要求赴港沟通，促进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毛泽东经慎重考虑后明确表示，我们和台湾中断的联系应当恢复，章老是这个线再接上的最合适的人。章士钊带着这个特殊使命于5月间抵港，正在进行沟通之际，不幸于7月1日病逝。

中共关于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和为此采取的积极措施，由于蒋介石的僵硬态度，没有得到台湾当局应有的，向应，成为历史的一大憾事。对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预想：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的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把种播好，把路开对了就行”[4].

三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将以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由国共两党分裂对峙的状态转变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个决策上的重大转变，是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从而为实现统一大业开辟了更为现实的道路。

首先，充分估计了美蒋之间的矛盾，为把台湾这个枝同大陆连接起来提供了可能。早在蒋介石在大陆崩溃之势已成定局之时，美国对台的基本政策就是要把台湾同大陆分离，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为此，先是企图阻止蒋介石入台，未能得逞；继而又在台扶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1950年麦克阿瑟曾奉命派人赴台，建议蒋交权出国居住，这都遭到蒋的拒绝和抵制。与此同时，美国还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公然鼓吹由美国“军事占领”或“联合国托管”。这些荒谬主张引起中国人民同声谴责，台湾当局也明确表示中国对台湾拥有绝对的主权。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为其自身利益悍然推行“扶蒋保台”政策，造成了海峡两岸长期隔离的状态，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1954年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美台之间的关系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杜勒斯曾得意地表示：“条约规定美国承担了防卫台湾和澎湖的义务，这些岛屿构成了西太平洋防务体系的主要部分。”蒋介石也为此窃喜，他说：我们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其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方基础，更可使我今后反攻复国，作战前进，立于不败之地，自将获得事半功倍之效。但是，这个条约不能改变美蒋之间既互相勾结、利用又相互矛盾、争斗的两重性。事实上这个条约在大力扶蒋的同时，又限制了台湾当局未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且条约规定的防御范围，并不包括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跳板金门和马祖。这反映了美国并不打算卷入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之中，而是逼蒋放弃金、马，阴谋制造“两个中国”，达到完全控制台湾的目的。这就不能不同蒋介石拉美下水、反攻复国的企图发生冲突。蒋介石曾公开宣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7]他还忿然声称“要他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侮辱他的祖坟”[8].美国的所作所为，使蒋介石意识到有被美国抛弃的危险，这使蒋陷入对美国既依赖又怨恨的尴尬境地（注：据载，在国民党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一发言者正在破口大骂苏联“俄帝”如何侵略中国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霍然猛击桌面，骂出“娘希匹，美国也是帝国主义！”全场愕然。蒋的失态，实际上是他郁积于胸的不满情绪的有意发泄。1993年笔者首次访问台湾，与蒋纬国先生见面交谈时，他曾直言：“我不恨共产党，我最恨美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家父子对美的心态。）。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对我们不怕。”[9]基于美将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3月指出：“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6]这时毛泽东还曾提出，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这显然也是根据上述理由而作出的考虑。由于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我们同蒋介石有某种共同点，因而扩大和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就为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正如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进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5]其次，正确估计了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早在1954年9月初，人民解放军奉命炮击金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1955年1月，新西兰在美英策动下却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个提案，把我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内政问题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就把原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了，并企图从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此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蒋介石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认为这个提案将导致台湾中立化，形成两个中国，这将有利于中共进入联合国并最终接管台湾。他致电指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他对美国方面散布的、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的言论，也给予了反驳，称此奇论“尤其荒谬绝伦”。他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国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后来他又明确地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守护“一个中国”的立场。当1958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乘机逼迫蒋介石放弃金、马，阴谋制造“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时候，蒋介石也予以回击，直接反驳了杜勒斯、肯尼迪等的有关言论。他明确表示：台湾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放弃沿海岛屿，哪怕美国不予支持也决不改变这一立场。海峡两岸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终使美国的企图难以得逞。

美国在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的同时，还支持“台独”分子，搞所谓台湾“独立自治运动”。在美国支持下，台湾汉奸廖文毅于1948年在香港成立台独组织“台湾再解放联盟”，从事台独活动。1950年廖文毅等在日本组织“台湾民主独立党”，后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58年陈以德等人又在美国以费城为中心成立“台湾独立联盟”。此后，在台湾岛内也出现了以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地下活动。对于这些挟洋自重、分裂祖国的“台独”分子，蒋介石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手段。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岛内破获了数以千计的“台独”案件，均以“匪谋”等各种罪名加以严惩，故使“台独”分子在岛内难以立足，而在美日等国得到庇护而滋生。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5]周恩来也认为，美国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这个情况是很微妙的。据载，1956年蒋介石收到许孝炎转交的中共中央密函后不久，又一次到金门视察，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向守岛将士再弹反攻复国一套老调，而是登上最高点，用高倍望远镜遥望大陆，长时间不肯离去。这多少反映了这时蒋介石心态的微妙变化。

再者，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度合作，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国共两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有影响力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即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共同的斗争目标，是反对最黑暗的反动势力——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是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在即将功成之日，蒋介石背弃诺言，发动政变，把中国引入十年内战的血海之中，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华北告急，造成了寇深日亟的严重局面。后来，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全民族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这时，中共倡导战后组织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这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使国家又一次陷入内战之中，造成了国共两党都不愿意看到的民族分离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共两党有着合作的共同基础、共同目标，合则有利于民族的利益，分则有损民族的利益。现在，在“一个中国”的共同目标下，存在着国共三度合作的历史机缘，这是民族之幸。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国共两次合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毛泽东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曾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即寄希望于蒋氏父子、陈诚等人。但是，蒋介石囿于狭隘的利益，在民族大义上没有勇气迈出关键的一步，造成了历史的极大的憾事、恨事。后来李登辉、陈水扁这些民族败类的所作所为，证明蒋介石缺乏明智之举造成的直接的、最大的损害是国民党自身。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愿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垂暮之年写下的一首悲怆的诗，作为过去这页历史的表白：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望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参考文献」

[1]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7]张克山。台湾问题大事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0.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12）[M].北京：中华书局，1993.

梁柱，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