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登载了一篇记者对笔者的访谈录《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谈到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些观点。访谈录只是分析某些观点，没有点具体的人。不料，杨天石研究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在6月23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以下简称“杨文”）的反驳文章。初看这形似自我批评的标题，笔者还为之高兴，但及至读了全文，才知道作者毫无自我批评之意，一味进行自我辩护，对号而不入座，让笔者深感失望。

历史研究要忠于史实

笔者还是首先要感谢杨天石研究员指出我引用材料的失误。因为这是一篇访谈录，不是学术论文，同记者交谈时涉及对蒋介石的评价问题，脑子里闪过王柏龄引用蒋介石的那段话，于是把“死后”误记为“二十年后”，这是可以和应该改正的。我会采取一个学者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态度。杨文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做足了文章，嘲讽揶揄有加，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得胜回朝”了。他恰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无论是“死后”还是笔者误为“二十年后”也好，都说明蒋介石的日记还是要给人看的，就是说，不要轻易为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打保票，对蒋介石日记这样的史料要下考证的功夫。

这些年来，杨天石研究员在美国读到了蒋介石的日记，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扩大了研究的史料范围；但他不是采取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态度，而是对蒋介石“抱持正面的评价”，且要以超过中国台湾方面的评价为志趣。在中国革命胜利60多年后，一个新中国培养的学者作出这种志趣的选择，真是匪夷所思！他曾说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这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真马’。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曲解历史，那是‘假马’。”

但遗憾的是，杨天石自己并没有做到，在评价蒋介石的问题上，采取了事先设定“抱持正面的评价”的态度，这就势必会让他的蒋介石研究如他所说，“让历史服从原则，根据主观意念、主观需要演绎历史”。这难道会是“真马”吗？

杨文一再指责我是在“编造事实，虚构一个批判对象”，要求我拿出事实来证明他在蒋介石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讨论问题当然要有事实根据。作为当事者，他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无权向读者掩盖或回避自己说过的话。限于篇幅，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之。

仅凭“日记”岂可“改写中国近代史”？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朱强采访杨天石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摆脱“土匪史观”  跳出“内战思维”》的访谈录，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些观点：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评价是“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等等。

这个访谈录当时在媒体扩散很快，影响甚广，大概就是杨文所说的“还是只能引证我的旧文了”。这就成问题了！究竟是我编造事实，还是他回避事实呢？因为如果说旧文不算数了，那么读者就应该见到这位研究员对此有过收回自己观点的声明，有过通过自我批评来消除社会影响的任何表示。但事实是，这位研究员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来作些分析，来明辨是非，消除今天其也不敢面对的恶劣影响。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十分有益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臧否人物、判断其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显然违背了人物评价的这条基本准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证。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不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不去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以为他杨天石轻轻一笔就可以抹煞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就可以为蒋介石“脱帽加冕”，那这样的研究就未免有点太儿戏了！杨天石研究的主旨正在于推翻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结论，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写过一篇题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有专门一段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那篇长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强迫资本家认购国库券，甚至采取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领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

刘大年指出：“《中国季刊》该文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最后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这个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该文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也就在一条：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这是多么正确、深刻的分析！

在这里，深刻与肤浅，严肃与浅薄，不是一目了然吗？我看也特别适合杨天石研究员。多么希望这位研究员能把受到世人尊敬的老所长刘大年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也能“红红脸，出出汗”，那将是莫大的进步。

人物评价要遵循历史主义原则

杨文要求笔者在他已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研究的四本书中，举出能说明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事例。很好！那我就举其《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书中论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活动时，根本回避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却引证蒋介石日记中骂日本人的一些话，然后大加赞美：“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仅仅根据日记中的一些空话，不问实际情况，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赞美，真是活见鬼。

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东北三省沦丧、寇深日亟的民族危亡的严重局面。不仅如此，他还不顾民族大义，继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公开表示：“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还说：“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恐怕这才是当时真实的蒋介石！但杨天石不但把蒋介石错误政策造成的大片国土沦丧，称之为“蒋介石表现出少见的忍耐力”，更有甚者，这位作者还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把反革命的“剿共”战争描述成了为抗日做准备的爱国举动。按他的说法就是：“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否定了人民革命的正义性。

杨天石研究员在解读蒋介石时常提出一个问题：蒋介石“是中国救星还是人民公敌”？据他说：“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但恕笔者孤陋寡闻，以笔者在旧中国的经历和半个多世纪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而言，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说法；也请教过一些比我年长的专家，得到的也都是否定的回答。那这究竟是谁人杜撰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杜撰？为什么会如此下作？就只好存疑了。问题在于，这位研究员认为，如果按照“人民公敌”这样的说法写中国近代史就是错误的，要不得的。事实上，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我们都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在他的全部历史活动中又要分清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准确把握这一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对于判断其历史作用有决定性意义。

认为蒋介石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是根据他的对内和对外的全部政策及其实际行动，表明他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同时又对他在某个历史时期做了有益的事情，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这难道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唯物史观原则吗？如果按照杨天石研究员对历史的颠倒，蒋介石成了民族大义的维护者，革命根据地成了蒋介石实现抗日的障碍物，那么红军战士不就成为蒋介石所说的“匪”了吗？这一褒一贬，可以看出其态度是何等鲜明。可见他致力于正面评价蒋介石，也就是为了他心目中的“中国的救星”。

写至此，心潮难平。新中国是由两千多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绝大多数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杨天石研究员也是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跻身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并享受了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享有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荣光，却偏要这样来描述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可算是“吃肉骂娘”一例了。人孰无情，君心何忍；苍穹茫茫，先烈何堪！

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杨文把蒋介石的一生概括为“三功三过”，特别强调他“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但我们同杨天石研究员的分歧，不是对蒋介石能不能、要不要研究和评价，而是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杨天石研究员评价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肯对蒋介石一生作出总体的、基本的评价，相反，他是在否定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前提下，罗列历史现象，不对蒋介石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表现、变化作具体分析，而是以一个“大功”论定，这样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吗？

如果笼统地说蒋介石有领导抗战并直至胜利这样显赫的历史功绩，那怎么解释三年后就被人民革命战争打得落花流水，众叛亲离？怎么解释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正义性和蒋介石政权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杨天石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片面引用材料，凡是有利于他的观点的材料，特别是蒋介石的日记就加以利用；凡是不利于他设定的原则的材料，便会弃之不用。他把蒋介石描述成领导北伐、抗战的“神勇统帅”，但据历史亲历者李宗仁的回忆：“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有多少历史事实可以为李宗仁的这段话佐证，却全然不能进入杨天石的视野。这确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如果只是“抱持正面的评价”，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以此来编造事实，演绎历史，就必然离真理越来越远。衷心希望杨天石研究员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反思，能够回到忠于史实、忠于真理的道路上来，则近代史研究幸甚，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幸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