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报告》因福利国的发展，让贝弗里奇名震遐迩，但是他的好友陶尼（Tawney, Richard Henry 1880-1962）在中国却没有同样显赫。其实，陶尼不仅和贝弗里奇一起在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贝利尔学院读书（陶尼1899年进入，贝弗里奇1998），在那里他们成为终身的紧密朋友，而且还结了亲：贝弗里奇的妹妹嫁给了陶尼。对中国学人来说，陶尼在某些方面又不是陌生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都知道一本著名的经典著作：《中国土地的和劳工》，作者就是陶尼。此书于1995年还被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汉裕教授翻译成中文。陶尼在1930，1931年两次到了中国，访问了北京、天津和南京。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对陶尼的了解，大多局限在陶尼作为一个经济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和贝弗里奇一样的在社会政策上的贡献却了解不够。陶尼有多种身份：教育家，社会实践家，经济历史学家等。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福利的贡献。他是社会政策的思想家和身体力行者。他，奠定了当代社会政策学的原则基础。
陶尼著述很多，1912年出版了《十六世纪的农业问题》；同年出版《贪婪的社会》，1925年《不列颠劳工运动》，1926年《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崛起》（有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和荷兰诸多版本），以及《乡绅的兴起》；从中国回来写了《中国土地和劳工》（1932），还有《中国的条件》（1933）。他的美国之行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陶尼不仅著书学术，还为曼彻斯特的《卫报》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文章。陶尼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他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时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更重要性。他在所有研究中都指出这种平衡发展的重要。1931年，《平等》出版，此后在英国再版七次。此书凝聚了陶尼思想的精粹。
陶尼的平等思想始于学生时代。在牛津大学，陶尼开始扬起了他驶向社会的风帆，而把皇家的功课搁在一边。陶尼、贝弗里奇和其他的同学相信：他们的学习将要解决一定的英国问题，同时他们又找不到方向。他们对社会有盲目的自信心：他们以贵族似的眼光看英国的问题，没有感觉到这种挑战将会改变或者让他们远离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知识分子的情调：如他们在讨论时用机智的语言和选择聪明的语句互相攻击、评判；写作时他们绝不使用第一个名字，像Henry（亨利），他们认为这样会孩子气或不正规，而是用字首，如R. T.，来表达他们的严肃和可信。他的导师，后来贝利尔学院的院长史密斯这样评判过他们：将来有一天，当你们听到某人谈论荒谬的时候，你们就会联想到你们自己。史密斯问他们，你们如果读过《理想国》和《道德》，就绝不会计较这些纯荒谬的事。史密斯当时正在组织贝利尔的暑期学校，试图用这种方式把知识传授给矿工，陶尼也热心加入了这个活动。矿工们这样谈论大学：“这是什么地方呀，在这里，我们哥们儿要被搞懵了”。史密斯回答他们说：“嗨，我带你们参观校园去，这样你们就知道它的历史了。其实，当你们了解了它，你们能把它打懵（Terrill, Ross, 1973， R. H. Tawney and His Time, London: Ander Deutsch）。”从这时起，就在这里，陶尼也了解了一种任务，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一旦他明白了，他的要“打懵”的热情一直没有衰退。
1903年陶尼离开了牛津。和贝弗里奇一样，他搬到伦敦东部的汤恩比馆。从1903年到1906年11月陶尼都住在那里。汤恩比馆建于1884年。布兹在他的《伦敦的生活和劳工》中描述这个馆设计的目的：把大学的文化直接地和最贫穷的人结合。陶尼在那里给工人授课，还听取来自工人的意见。他和贝弗里奇一起在居住区做社会调查，有了发现贫穷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一起加入了工人俱乐部。今天陶尼的照片还挂在那里：整洁的帽子，强健的靴子，小胡子，有活力的外表。他的学生全都比他大，或者带着硬草帽，或者带着僵硬的领带。陶尼的故事成了工人中的带着尊敬色彩的传说。一个工人回忆第一次见到陶尼的情景：“我们这个班有四十个学生包括三个女士。在第一节课上，两个秘书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个穿着大学长袍礼服的男人。我们第一个惊异的反应是，他真年轻；第二是为他外表温柔和蔼的魅力吸引。他的举止一点儿也联想不到学究，没有一点死板的样子，他是我们之间的一员。我们原来以为学习的地方是呆板僵硬的，没想到我们被放在炙热的赤道上了。陶尼不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Terrill, 1973）。”陶尼是一个开拓者，他的授课方法已经成为理想的方式。工人们后来也变成了教师，把陶尼的课程扩散到了小村庄。现在，过去的一些咨询点已经真正变成了大学。在战争期间，他听到工人朋友没地方住，他给他们打电报，叫他们来他在格莱斯特郡的玫瑰别墅。工人来了，跟随了一大群孩子，把陶尼的别墅变成了一个鸡窝。陶尼没有看不起这些人，正是这些人教给他经济生活的现实，让陶尼成为一个经济历史学家。更重要的，他们影响了陶尼的思想情感，陶尼在工人的教育中发现了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教育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陶尼在许多公共组织任职，包括煤矿工人委员会，教育咨询委员会，伦敦教育委员会。他和同期的西尼•韦伯一起成为煤矿工人的六个代表成员。自1905年起陶尼是工人教育委员会的执行官，从此，他担任这个职务45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17年。陶尼在1906年加入了费边社，在1909年加入了劳工党。以后无论在那里工作，他都没有离开工人教育。1906年到1908年陶尼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做经济系主任的助手。然后从1908年到1014年他是牛津大学在曼彻斯特地区的老师。从1912年陶尼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工作，到1931年成为LSE的教授和经济历史系的主任。在那里，他的学术思想成熟。后来，他的LSE的课程也被邀请授予剑桥大学。陶尼1949年从LSE退休。
陶尼在1930年第一次来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国际研究委员会邀请陶尼对中国的工农业做一个研究。陶尼在1930年的下半年踏上了中国的土的。他去了北京、天津和南京。陶尼感兴趣并焦虑于中国土地问题。陶尼第二次来中国，花费了八个月，并写了报告：中国教育的再结构。在南京，他住在赛珍珠的家。他是一个著名的教授，此时却更像一个中国的乡绅。就像他在英国一样，他和农民一起去田野散步，跑过去检查奶牛或者试着用竹耙子。陶尼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只不过被错放了地方。尽管南京的夏天热得出奇，他总是穿着苏格兰的套装，反对一切让他买衣服的劝说，因为那意味着是“新”衣服。看到苦力在街上拉着沉重的大车，他忍不住去助一把力，引得路人观看。陶尼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尊敬。我看到他的一张在中国的照片：他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像中国农民一样双手揣在胸前袖筒里，含蓄地微笑着。陶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工》这一详尽的调查报告记录了中国农民苦难深重的生活。他说，“土地问题是严峻的。1911年的革命是中产阶级的事情。农民的革命还没有到来。如果他们的统治者继续剥夺他们，或者允许他们被剥夺，像目前一样的残忍，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应该的。”他希望中国能够从西方借助方法，并产生内部变革的动力。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农村深重的苦难会爆发为一场社会革命。
在LSE，陶尼的思想体系已经闪烁光芒。在那里，陶尼和社会改革家，LSE的创建者韦伯夫妇成为了紧密的朋友。陶尼喜欢LES，喜欢那里的活力，好像学科之间没有不可更改的界限；喜欢那里非正式的平等的气氛；喜欢那里的意义——这是从韦伯夫妇获得的：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学校的存在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公众。比较牛津和剑桥，陶尼更称赞LSE。韦伯夫妇注重研究社会机制，而陶尼更注重道德研究，想把事实转变为原则。所以，当陶尼想离开LSE的安全的天堂，期望更多地投身于工党的工作而更深地涉于政治时，韦伯夫人碧翠斯明确地说，陶尼的使命是发现和详细阐述一个新的信仰，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家、管理者或者事务处理者。陶尼也知道，对于他，最重要的最高的历史使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升华它们。陶尼和韦伯夫妇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比如对苏联的看法。陶尼赞成集体，但是极不喜欢它的官僚主义和缺少自由意志。他愿意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自由精神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的道路。他的《平等》一书在1931年第一次出版，是献给韦伯夫妇的。陶尼写《平等》的时候，比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报告》问世要早10多年。他的平等一书是贝弗里奇报告和国家福利的思想基础。
平等展示了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政策的原则。陶尼写平等，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陶尼阐述了英国在四个方面的不平等：财产与收入、机会、权利和社会地位。
三十年代的英国，人们被分为挣工资的和财产拥有者。英国在财产拥有上是不平等的。那时，社会上2/3的财产被1%的人口拥有。一直到了1952年，从1%的人拥有的2/3的社会财产下降到了他们拥有社会财产的一半。在分配上也是不平等的，在三十年代的英国，1.5%人口拥有全体个人收入的23%。
陶尼还呼吁机会平等。这是指公民接受福利的机会，如就业的机会，接受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和取得服务的机会等等。如果没有平等的机会，就增加了遭遇险境的可能。
陶尼这样讨论英国的能力的不平等：不平等分布在国家水平（政治的领导力量伴随出身和财富的结合在英国是很平凡的事情）；在工业生产水平上，权威的集中，优先权和控制权在特权的最高点上，在经过“指点的”和领导者之间熟悉的分配；在制定规则的人和那些因为规则而获益者之间分配；私有工业和官员决定目标和方法，决定人民大众所依靠的经济的命运。他不是自由的工人，雇主决定他的选择。如果他表达他的烦恼，会被作为煽动者被解雇。他的职业是工作，这时候要质疑管理机构，机构为他思考过吗？这个不对称还表现在消费者范围内的商业力量集中。陶尼说，如果一个人吃自己磨的面粉制作的面包，房子中25%的财富被外方控制。抽的从联合公司买的烟草，妻子缝纫线由第三方提供，而这第三方，是个八百万的富翁，他还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消费者吗？力量的不平等，因为工人对影响他们生活的至关紧要的决定无能为力。
陶尼指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的现象。不仅仅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更有势力，他们更加被人尊敬。陶尼说，统治阶层不应该有权利让自己的行为作为获得利益的自然的储藏所。这是富人剥夺穷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么多的穷人羡慕富人。陶尼说，英国，虽然政治上是民主的，在它的经济生活里，但是还是被阶级的优越和阶级的从属这样一个陈旧的传统的有害的幽灵影响折磨着。
陶尼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公正的社会。陶尼呼吁平等：更公平的社会体现了社会进步。陶尼的平等观念是，全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人性；社会应该被组织起来，全部社会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分配应该把个人和社会的目标联系起来，不应该脱离为社会服务、回报社会。个人存在的不同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并不意味着不去寻求确立更大的在条件、环境和机会的平等的尺度。那样，虽有财富、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但它们建立在满足共同需要的坚定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共同升华和快乐的源泉。
陶尼死后，陶尼的同事及继承者，LSE社会行政学系的第一个主任蒂特姆斯教授发展了陶尼的理论。他高度评价社会平等和社会融合的价值，努力寻求社会和福利的结合。根据陶尼平等的理论，蒂特姆斯写了《福利的义务》和《社会政策的原则》，开创发展了社会政策这门科学，成为现在社会政策学科的鼻祖。蒂特姆斯为1964年陶尼《平等》一书的第五版写了序言。蒂特姆斯说：在陶尼写平等的时代，不平等大量地存在。福利国家的出现，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到了60年年代，迪特姆斯写道，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富裕的、中产的和贫困的人界限更加模糊了的社会。
陶尼是一个学者，一个教师，战士，作家和公众人物。陶尼是二十世纪英国为数很少的几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1926年他在牛津大学创建了经济历史学会，在经济历史上的贡献是著名的。在工人教育事业里，他建立了杰出的导师课程，是工人教育委员会里最伟大的人物。作为社会哲学家，他赢得了一个位置：就像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公正评价：陶尼的名字在列在二十世纪社会思想的创建者之中并将被长久地记住。在政治上，他被陈列于英国工党社会主义的预言家的最高 “教皇”的位置。这个党的右、中、左翼全已对他恭敬行礼。陶尼在英国广泛地受尊敬。1960年，下议院为陶尼举行一个隆重的生日晚宴庆祝他的80岁寿辰。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在世的人没有人能超过陶尼带给人的如此精神的和智力的恩惠。他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更是一个圣人（Reisman, David, 1982, State and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62年1月16日陶尼平静地在睡梦中去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放在他床边的桌子上。在去世前两天他写道：“感谢仁慈的安排，一个人半死时好像并不可怕。就像大树的根松动了，我准备好了，没有一点悲哀。看来，托尔斯泰对安德烈公爵之死的描述是真实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教授谭若思（Ross Terrill）写道：“陶尼至死没有空虚绝望过，因为在他的生命里从不拼命地追求那些个人的，建筑一个他自己的王国的东西：像金钱、权力、被景仰或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网，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他的最大的职业是著书写文。他总是和时间竞赛，他没有留下遗憾。”他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墓地，马克思也长眠在那里。
陶尼的工作，像一个普遍的福音，今天已经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有了回音与结果。陶尼的平等理论一直没有过时。在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歇尔提出了公民权利论，迪特姆斯提出了普遍的社会福利模式。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72年出版。英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高登•怀特，同样的终身工党党员，沿着陶尼的道路多次来到中国，他去田间，到工厂。他写了诸多反映中国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的著作。他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的墓地在英国南部美丽的海滨城市布莱顿，墓碑上刻的是中国的龙凤。
在今天，我们怀念陶尼，有诸多因素。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发展是更重要的，更是发展目的和意义所在。在贫富分化以后，温习陶尼的平等，唤回人们对公正的和谐的社会的追求。这是社会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国家政策的方向。富有和权贵者面对陶尼，希望良知不会泯灭，为社会的平等做出努力。而受过教育的人们在迷恋小资产阶级情调，富足的人们在以最奢华的方式来渴望早日变成英式贵族时，希望仰望前面陶尼的榜样，在精神上也同样的富有：那是一个真正高贵、有教养、有灵魂的人。
参考书目：
Reisman, David (1982), State and Welfare, Tawney, Galbraith and Adam Smith, Mackillan: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21),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Bell: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32),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Unwin: London
Tawney, R. Henry (1964), Equality, Unwin: London
Tayor-Gooby, Peter and Dale, Jennif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Arnold: London Terrill, Ross (1973), R. H. Tawney and His Time, Ander Deutsch: London
George, Vic and Wilding, Paul (1994), Welfare and Ideology, Harvester Wheatsheaf: Lond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