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陪老伴去香港旅游，顺便买了几本参考书，其中有张玉法先生的《中华民国史稿》和陈永法先生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两位先生都是台湾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几年前我应中央研究院邀请，前往台湾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只因来去匆匆，没有机会向他们请教。这次淘到二人专著，也是为了弥补当年缺憾。没想到从澳门返回时，在安检时被海关发现。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没有出事，原因是这两种书不属于违禁品。尽管如此，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北京以后，打开两本书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吴大猷所写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总序》。吴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他怎么会给两位史学家作序呢?据张玉法说，他在1985年接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担任院长的吴大猷在交接典礼上致辞说，因为国人的历史知识相当浅薄，所以“希望近代史所同仁能写一本简明的、以一般社会大众为对象的中国近代史”。但是当时张玉法对这个问题没有回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认为中央研究院是最高学术机构，应该把精力放在高深问题的研究上。他还说：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仁一向只做专题研究，大家对那种普及性著作没有兴趣。何况，坊间普及性历史读物已经很多，“多出版一本、两本历史书又有何用?”(《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原序，台湾联经1998年6月初版，2010年10月二版四刷)

我注意到，吴大猷是1907年生人，属于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启蒙的自觉超过专业的兴趣。用胡适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胡适的许多学术专著没能完成，恐怕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张玉法是1935年生人，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也是难免的事。

对于这件事情，更为年轻的陈永发也说：“吴院长的期望是以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大纲》或是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笔法，写一本一般读者都可以读、也都喜欢读的书;除了文字畅达以外，最重要的要求是简短通俗。”他还说：“最初听到吴院长这个构想时，我就心虚，自认为不具备写这种历史的条件。但是脸皮子薄，不好意思说不，……只好勉力做过河卒子了。实际著手时，发现自己做的都是专家之学”，结果是用了十年时间，写了600多页(《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原序，台湾联经1998年12月初版，2010年10月二版七刷)。

陈氏说法虽然比较谦虚，却也有一定道理。我注意到，刘先生曾在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求学，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不屑于、也不具备写普及历史读物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把“吴院长的三年计划拖成了‘八年抗战’，吴院长也从八十初度的‘年轻’老人变成九十古稀的‘老童’了。”(同上)

好在吴大猷虽然贵为院长，却特别尊重专家的意见和劳动。当年轻的陈永发因为不能按时交卷而深感内疚甚至想要告罪的时候，他总是以特别温和的语气安慰他不要急，慢慢写。此外，吴先生还向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申请补助，并与出版方联系，最终促成这套丛书问世。

吴大猷先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样一个选题呢?这与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有关。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开始，到1990年为止的大约200年左右。由于至今没有一部比较可靠的信史，所以他希望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学者能写“一部国人皆可读的、客观信实、没有偏见的书，使国人读了以后，能对中国近代的剧烈变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为此，他聘请刘广京、张玉法和陈永发三人，分别承担晚清、民国和中共的拟定任务，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完成任务。

由于这三本书完成后都有部头太大的问题，所以吴大猷希望作者能“以十万余言为度”，再写个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的普及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三位专家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这，也许是吴大猷晚年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