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张爱玲研究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40年代上海一些作家、文人对其人其作的分析和评价；第二个阶段，建国后至80年代初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第三个阶段，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

此外，张爱玲去世后，各种报刊杂志对她的“热衷”现象以及张爱玲研究的前景问题也都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深入认识的。

　　一

40年代在上海，张爱玲是红极一时的才女，是当时文坛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传奇》一出版，即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最畅销书。张爱玲从此为文坛所瞩目，她的作品在读者和文化界中间都有广泛的影响，但当时的研究与对她作品的接受相比却显得滞后。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迅雨（即傅雷）于1944年5 月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1〕。

傅雷的文章以近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传奇》中的几篇重要的作品，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肯定了她的才华和技巧，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在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为当时甚至现在亦很有见解的批评文章。傅雷在文章中给予《金锁记》以极高的评价，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小说的美感特征。他认为七巧“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的一世和一家”。如此精确的主题研究影响了以后的几代研究者，使读者阅读小说时对“金锁”的理解更为深入透彻。他还指出张爱玲的风格是“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对意境的精心绘制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金锁记》是张爱玲早期也是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篇小说，这篇作品基本奠定了她的创作格调，而傅雷的观点无疑给后来者以十分有益的启示。傅雷称《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比是需要勇气的，可见傅雷对张爱玲的衷爱。这些论断的精辟和准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理论根据。对《倾城之恋》，傅雷作了准确的分析和批评，他认为这篇作品内容不够深刻，显得贫乏、空洞，“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对《连环套》给予严厉的批评，认为其最大的弊病是“内容的贫乏”。他细致地发现了《连环套》“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这些批评都十分中肯，但对于处在创作巅峰的张爱玲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她写了散文《自己的文章》〔2 〕对傅雷的观点逐条进行反驳，辩难和解释，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张爱玲的创作态度和文艺观，但也不免有偏颇之处。几十年后，她自己也承认《连环套》的失败，并给予更为严厉的批评。

迅雨文章发表的同时，《杂志》月刊刊出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3〕。张爱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4〕，也许正是因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懂得，所以才能在文章中写出张爱玲的神韵，虽然文字渐于华靡浓丽，情致纯美，无异于爱恋的公开表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准确性和真实性，但其中不乏惊人的见解，对于我们读懂张爱玲有很大帮助。

谈到张爱玲的创作源泉问题，胡兰成认为：“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在他的眼里，张爱玲是丰富的，她的“才华是常青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中最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创作的内在意识。他认为“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屈的。”他清晰地认识到了“恐怖、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同时胡兰成还提到了张爱玲的个人主义，并与鲁迅的个人主义相对比，可见张爱玲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此后现代女性文学史家谭正璧在《论苏青与张爱玲》〔5 〕中也指出：“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她认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题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欲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之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专为着情欲的。”谭正璧以她的女性眼光和手笔准确地指出了“情欲”在张爱玲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挖掘张爱玲小说的深层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0年代上海文化界是那样热切地关注着张爱玲、传颂着张爱玲，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文章竞相捧红了这位才女，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可见张爱玲作品的影响程度。

这一时期的研究和批评，得到普遍承认的是张爱玲的写作技巧和她过人的艺术才华，张爱玲奇迹般地出现令人们感到突兀，但是尽管评论界给予她以极高的评价，但是他们的批评仍未触及她作品的生命，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衬托人生素朴的底子。”

是什么原因使张爱玲有如此的感喟？她创作的更深层意蕴是怎样的？这只能留待后来的研究者回答了。

　　二

然而，建国以来30年间留下的却是张爱玲研究的空白，张爱玲被人们长久地漠视。这期间，没有一篇研究张爱玲的论文发表，几部重要的文学史中，也看不到张爱玲的名字，致使这位才气逼人的女作家在国内的读者中鲜为人知。

而就在这时，海外的华人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6 〕中有关张爱玲的论述。此外，台湾学者唐文标、水晶等人的系统研究，香港林以亮等人撰文对张爱玲所作的中肯评价使“张爱玲热”在港台地区悄然形成。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破例给张爱玲46页的篇幅对她进行介绍和论述。他高度地评价张爱玲，认为：“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在评论中，夏志清结合张爱玲的创作分析她的作品“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深刻的悲哀”，并同样指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意味。夏志清同胡兰成一样敏锐地发现了“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张爱玲有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由此，在解读作品的同时，他也解读了作家本人。在具体分析作品时，夏志清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的论述是许多研究者参照的蓝本，他的分析和评价使人们更迫切地需要走进张爱玲的作品，触摸张爱玲的世界。但夏志清的反共立场对《秧歌》、《赤地之恋》的推崇是不足取的，事实上当张爱玲的笔端投向农民心理和农村文化时，她已迷失了纯艺术的自我。

唐文标是台湾著名学者，他在研究中充分肯定张爱玲的艺术天才，但却在《张爱玲研究》〔7〕一书中对她作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张爱玲只是“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的“死的世界”，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唐文标用功利性和社会性来界定张爱玲的作品，遭到评论界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是欠公平的。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编辑了《张爱玲资料大全集》〔8〕。这部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张爱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水晶是台湾“张迷”中极为痴迷的一个。他曾去美国访问张爱玲两次，并与张爱玲长谈七小时，后来许多文艺界人士关于张爱玲的消息都是从水晶那儿得来的。水晶曾作专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9〕， 在书中他精确地指出：“张爱玲的小说外貌乍看起来似是传统章回小说的延续，其实她是貌和神离的，她在精神和技巧上，还是较近西洋的”。这样的论述已经接触到张爱玲小说的艺术实质。

台湾的“张迷”们留神地注视着张爱玲，解读着张爱玲，摹仿着张爱玲。许多台湾作家，尤其女作家都师承张爱玲，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相对于台湾的热烈反映，香港显得冷清了些，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也没有给张爱玲一席之地。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毕竟出现过“倾城之恋”的故事，她毕竟写过葛微龙、梁太太，这些“传奇”是人们所熟知的，因而香港的读者对张爱玲并不陌生。当时给予张爱玲以极大关注的是林以亮，他最初是张爱玲的读者，后来与张爱玲成为莫逆之交。他的文章《私语张爱玲》〔10〕、《张爱玲语录》〔11〕等，写张爱玲的创作生活情况，是我们研究张爱玲的第一手资料。

海外华人对张爱玲研究的关注重心是她作品中所显示的荒凉的人生意识和宽厚的同情心，尽管他们的论述仍不乏单薄和曲解，但是却已从零星的散评逐渐接近了整体的把握，为国内的张爱玲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给予有益的启示。

　　三

新时期以来，国内的张爱玲研究也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80年代后的十多年间，不仅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也有一些研究专著问世，另外在小说史、文学史、专题史中也有了关于张爱玲的论述。

这十多年的张爱玲研究，可以199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新一代的研究者所面临的基本现实是：重新评价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给予其一定的地位；深入作品，挖掘其深层的思想内涵，并努力建构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研究体系。

第一阶段的研究基本完成了这个过渡。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新时期以来，张爱玲研究被纳入文学史、小说史、专题史的研究视野，给予张爱玲以一定地位。1987年出版的由钱理群，吴福辉等人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12〕中，编者这样论述张爱玲的创作：“张爱玲描写了那个充满封建残余的百孔千疮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人们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还指出张爱玲“心理描写技巧是很突出的，既有传统的手法，也有意识的流动”，这就将张爱玲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1989年出版的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13〕设专章对张爱玲和“社会言情小说”进行分析和评价。作者从文学流派入手，将张爱玲的小说归于“社会言情小说”，并认为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生活一种独特‘生态’，它介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也介乎于才子佳人和现代文明生活之间，色调复杂，意蕴独特。”作者的准确分析使研究者们捕捉到了张爱玲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即张爱玲创作的文化渊源问题。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小说史都用一定篇幅介绍评价了张爱玲。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4〕中指出：“张爱玲揭示这两种文化浸染的‘洋场社会’生活的本质，选取的特殊角度是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在这里作者又重申了“情绪”在张爱玲小说中的重要作用。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5〕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是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个小小的高峰”。他概括了张爱玲小说的成就在于“两性心理刻画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意象的丰富与活泼传神”。严家炎着重从心理分析入手，挖掘张爱玲小说意蕴的深刻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张爱玲是一位有着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没有她的名字。

其次，这一时期出现了纪念性文章，介绍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品格。柯灵的《遥寄张爱玲》〔16〕最具代表性，对研究者了解张爱玲在40年代的创作情况有很大帮助。在文章中，作者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最初的创作和作品的出版情况，也提到了当时文学界前辈对张爱玲的爱护。他们之间许多交往的细节对研究者了解张爱玲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再次，几篇重要学术论文的出现使张爱玲研究更加贴近本体。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是青年学者颜纯钧，他的文章《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17〕虽基本属单篇作品的分析，但却不乏真知灼见，研读张爱玲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文章是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18〕。在文章中，她指出“构成张爱玲小说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性”，“由西方文化滋养‘现代文明’翼覆的最古旧最腐败的封建生活方式与封建文化，这才是40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真实”，文章还指出“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是张爱玲发掘人性发掘洋场生活特殊本质的主要角度。”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作者指出张爱玲以全部热情将焦点投向“洋场社会”男女的心理，从中挖掘出耐心寻味的心理内容，这种心理内容的容量是十分巨大的，在这以后的许多研究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着这些命题，使其得到发展和完善。宋家宏在他的论文《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19〕中以他的敏锐笔触指出了“‘失落者’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从而揭示出张爱玲的创作具有“荒凉意识”的深层原因。另外他在另一篇文章《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曹七巧探》〔20〕中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曹七巧的性格特征，尤为可贵的是他“将曹七巧作为中国家庭关系”被食、自食与食人“循环链中的一环来考察”，是十分有意义的一种探索。吕启祥的《〈金锁记〉与〈红楼梦〉》〔21〕以翔实的资料，有力的论证，为张爱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在文章中，作者指出在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中到处跳跃着《红楼梦》的语言，《红楼梦》人物个性、气质对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渗透也比比皆是，至于环境气氛的构制，情节的安排等方面无不受《红楼梦》的影响。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指出了张爱玲的小说同《红楼梦》一样“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此外，张淑贤的《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22〕、周筱华的《活跃心灵的创造物——泛论张爱玲〈传奇〉的意象艺术》〔23〕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进行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为张爱玲研究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研究成果就是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佚文的搜集和打捞工作。自1987年发现中篇小说《小艾》之后，作者又先后打捞了四批十一篇长期湮没的张爱玲的佚文，最近又发现了张爱玲193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从而使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又提前了整整四年，为张爱玲琦丽纯美的文学世界填补了若干空白〔24〕。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都从某一侧面入手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对张爱玲作品的思想意蕴、艺术手法，以及作家心理、心态的分析较有深度，对张爱玲艺术特性的把握也较为准确。但整体的研究水准还不算特别高，研究视野还相对狭窄，宏观把握的力度还尚待强化，思维和研究空间还有待全方位拓展。

90年代，张爱玲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首先是研究专著的问世，对张爱玲的生平和传记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25〕以优美的文笔叙述了张爱玲的生平历程和心灵历程，对她显赫的贵族家世和童年少年时代的不幸遭遇作了生动的描述，从而揭示出张爱玲作品中流露出的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黯淡的深刻原因，从书中我们可以“读清，读懂，一次生命之旅，一场历史活剧，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原始资料，这些都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便利，通过对张爱玲本人的了解，从而更深地理解她的作品。

余斌的《张爱玲传》〔26〕比于青晚两年，内容也更充实，占有的材料也更充分，并且对张爱玲的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作了详切的评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两部传记作品关注的焦点是张爱玲独特的人生感悟和由此导致的人生荒谬感和孤独感，不同的是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带有浓重的文学性，是以叙为主的传记作品，而余斌的《张爱玲传》严格说来是一部夹叙夹议的评传。这两部传记的成就在张爱玲研究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此外，胡辛的《最高的贵族——张爱玲》〔27〕作为一部传记作品虽然学术价值不很高，但文笔优美流畅，娓娓叙述了美丽高贵的张爱玲的一生，对张爱玲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其次，这一时期的小说史、专题史、女性文学史也没有忘记张爱玲，而且对张爱玲给予足够的重视。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8〕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更是加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张爱玲小说的价值之一，在于它启示人们如何出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以经过点化和自我超越的东方风彩，同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这或许是我们解读“张爱玲之谜”的永远的钥匙。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张爱玲的作品，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已初见端倪，王才路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29〕中又以专章论证这个观点，指出“意象艺术”、“通感手法”和“梦幻描写”于她的心理小说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推进了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女性文学史更是浓笔重墨地叙说着张爱玲、审视着张爱玲，并从女性角度解读着张爱玲。刘思谦的“走出女性神话”〔30〕的观点既新颖又有独到之处，她敏锐地洞察到觉醒的女性意识贯穿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反超人、反英雄、反神话”几乎作为一种人生观渗透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则超越了那种个别性的再评价工作，试图把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张爱玲作为沦陷区的作家，作者肯定了她“所建立的文学世界的真实性”〔31〕。

再次，是研究论文的大量涌现，在“量”与“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这一时期的文章更多地关注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心理，对张爱玲的人生观、婚恋观也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另外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技巧也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对张爱玲作品中浸透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心理的观照早在80年代的研究中就有所体现，但只限于表面，到了这一阶段则从更深的层面论证这一命题。姚玳玫的《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张爱玲小说悖反现象研究》〔32〕是从文化心理角度贴近张爱玲。她认为：“张爱玲一方面沉醉在古典的传奇性的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一方面又潜心于人性做非常‘现代’的感悟与破译”。在她的笔下显现的是令人心惊的“畸形人生”，“表现人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作者以敏锐的女性情感解读张爱玲的文学世界和内心世界，她体验到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和她惶惑无依的漂泊感。朱文娟在《浅论张爱玲的悲剧生命意识与悲剧文化心态》〔33〕一文中更透彻地指出张爱玲作品的荒凉“外化为一种生存意识不再局限于一种情感内涵”，她指出张爱玲潜意识中文化心理指向传统性，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是悲剧性的。这一阶段类似的文章很多，赵顺宏的《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34〕中就指出了张爱玲小说中强烈的历史意识，他指出张爱玲“揭示出人的历史惰性怎样像梦魔一样无形地控制着人的现在，从而给作品带来颇为丰厚的历史感”，同时他也肯定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范智红的《在“古老的记忆”与现代体验之间——沦陷时期的张爱玲及其小说艺术》〔35〕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作者把握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历史”与“现实”，他认为张爱玲正是“在生存体验上连接了‘历史’与‘现实’，在时空体验上使过去时代的‘人生’与现实感受‘打成一片’，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张爱玲小说的叙事结构。”他从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使我们看到张爱玲小说中交织着的两种人生，即“过去的”和“现代的”。一些文章还从《传奇》的封面捕捉到了深刻的美学意义，以此作为窥见张爱玲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张爱玲对人生有着悲剧性体认，因而在她的笔下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许多研究者正是抓住了张爱玲的悲剧人生观和婚恋观为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在钱振纲的《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36〕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张爱玲的婚恋观，他认为张爱玲所作的婚恋小说诉说的都是没有爱情的故事，但她的观点却是“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由此可以断定张爱玲的“婚恋小说除了具有反映各种婚恋现象的认识内容外，也具有了评判婚恋现象的道德内容”。张洪在《无奈与悲哀——张爱玲的小说基调》〔37〕一文中也指出“张爱玲的世界里遍布着不完美”，她写出了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作者理性的目光注意到：“张爱玲独自把玩的人生境界竟至如此凄凉，她的文学是她悲观精神的俘虏”。

从人物分析入手阐释张爱玲文学世界建构的独特性，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张景华的《沪港洋场“病王狂孽”——张爱玲〈传奇〉中人物的劣根性》〔38〕明确指出了张爱玲的小说是对人性恶的揭露，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渗透她对生命本体、人生价值的思考。于青在《论传奇》〔39〕中，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传奇》的特色，从形象出发，她认为张爱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着的女奴群像，她指出张爱玲笔下无论怎样的女性“骨子里，却都惊人地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魂灵。”这样的分析是独到的，有着巨大的开创意义。李继凯用“女性异化”〔40〕的观点，深刻透视了张爱玲小说所呈示的女性的悲剧命运，由于“男权”的跋扈，使得女性“深陷在性压迫的窘境中”，女人的谋爱是浅层面的，谋生才是“爱”的实质。正是由于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吸引研究者的重要命题。陈兴的《三仙姑与曹七巧》〔41〕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他认为三仙姑与曹七巧的共同之处是：她们都被剥夺了爱情的权利和人生的幸福，“走上人生第一步是以被损害和被污辱开始的”。“不同的是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差别。”这篇文章论述充分，令人信服，使研究者们从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信息。

对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考察从其作品发表后至今一直没有间断过，研究者们对她的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或许存在异议，但对她高超的写作技巧却是极为称道的。刘鸿音的《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张爱玲的〈传奇〉及其他》〔42〕认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结构没有拘于一定的模式，兼收“情节小说”和“性格心理小说”两者的长处，在叙事方式上，“采取传统章回小说的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口吻，又巧妙借鉴了间接引语的运用，”作者指出了张爱玲小说是以旧小说的词句，意象情境来完成其艺术世界的构制的，文学兼朴素和华靡于一身，并且充分借助光影声色来充实其艺术形象。而吴敏的《张爱玲小说情感表现的美学特质》〔43〕则从情感表现的方式入手，揭示其美学特点，作者的思路是从隐叙法入手引出双重叙述视角的新概念，以及小说中显现的悲观、虚无与达观执着相结合的人生观和苍凉哀婉的复调情绪，并指出了张爱玲是由此才突破了女性创作的屏障。王剑丛在《雅俗结合的宁馨儿——试论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44〕中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是“以通俗小说形式为基石，铸入新的表现技巧，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刻画和我国传统文学的意象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位研究者的成果却将焦点集中在张爱玲小说集现代与传统技巧为一身的特点，将我们的阅读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 期还开辟了张爱玲研究专题，乔向东的《反驳与背离——张爱玲对于新文学的反抗》从新的视角解析张爱玲的创作，认为她在新文学呼唤现代文明和重建文学表达方式的伟大变革中“选择了非继承者的偏离其外的边缘者位置，以一种感性形式的个人化姿态‘罗曼蒂克的逃遁’来进行创造性的反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的小说观念。”她所建构的是“一个富有色彩的个人化的，独语的传奇世界”。林亦修在论及张爱玲小说的结构艺术时则紧紧抓住了“圆形美”的特征，从意象结构、人物结构、章法结构三方面论证分析，颇有见地。宋家宏从单篇解读入手，从《茉莉香片》的主人公聂传庆身上看到作家张爱玲自己的经历、性格、心理历程。香港林幸谦的《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从女性的“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指出张爱玲正是一位能准确描述在宗法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压迫的情境的作家。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前辈研究者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创作本体，既有微观的作品分析，又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张爱玲在美国悄然谢世后，海内外许多学者作家发表文章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才作家。一年以来，学术文章、悼念文章散见于各大报刊杂志，形成新一轮的“张爱玲热”。

　　四

通过对张爱玲研究50年历史的巡礼，我们看到张爱玲研究逐渐从零散走向整合，从单一走向多侧面，这使我们逐渐把握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张爱玲，同时也欣喜地发现研究的理论框架的变迁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给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

50年的张爱玲研究终于给这位传奇天才的女作家以一定的地位，是值得欣慰的。张爱玲的创作成绩虽不是异常的显赫丰富，但却有着她的独到之处：她对人性揭露的深刻和对世事敏锐地洞察，她含蓄准确而又飘逸的文学和浓墨重彩的“红楼”笔法都令读者和研究者不得不细细地品味她、琢磨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毫不犹豫地记录下张爱玲的名字。但她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才恰如其分？是否能够跻身于“文学大师”的行列〔45〕，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辨析的问题。对任何一个作家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主观倾向，这是无疑的。但我们知道，要公正地评价一个作家，首先要对他（或她）进行历史的解读，只有将作家的创作置身于历史，我们才能够看到他的创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激起的浪花。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的作家，她的天才是无可否认的，但她的创作却不是史诗式的，她不像鲁迅、茅盾、老舍等作家那样关注的是民族、社会乃至人类的命运，对现实人生缺乏历史的文化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张爱玲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而不能称为文学大师。

张爱玲研究已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就，然而，某一时代的研究在当时无论占据在怎样的前沿位置，时过境迁，后来者始终能够发现它的不足之处，随着文学研究理论的更新、研究方法的突进，会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完善，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研究仅仅是开端，而非终结。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课题尚待开发。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总是时代的、历史的解读，而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因此对作家的研究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比如，研究者已经普遍注意到张爱玲作品所蕴含的无奈与悲哀、苍凉与孤独，那么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心理是怎样产生的？要想准确地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把笔触伸向时代，伸向民族历史和文化，也伸向作家的心灵世界，因此，从文化哲学、从心理分析视角解读张爱玲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再比如张爱玲是酷爱《红楼梦》，同时也是酷爱着毛姆的通俗小说的，那么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张爱玲的创作对毛姆的借鉴也十分必要。而这方面恰恰是研究的薄弱环节。我们可以从影响研究角度探讨张爱玲与中西文学的关系，还可以从平行研究角度观照张爱玲创作的精神特征以及整个20世纪的精神走向。我们也可以从比较研究视野梳理张爱玲与40年代小说的关系，揭示张爱玲小说文体的独特个性，这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张爱玲是一位传奇作家，她的不凡的人生经历，她孤独冷漠的生活始终是悬绕在读者心间的一个谜，那么对她心路历程的剖析和她在作品中怎样折射她的心境的解释也是尚待深化的问题。

张爱玲离我们而去了，但对她的研究还将继续，我们期待着更新更好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注释：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1944年5月《万象》。

〔2〕《张爱玲文集》第4卷。

〔3〕胡兰成：《评张爱玲》，载1944年5月《杂志》。

〔4〕胡兰成：《今生今世》，1990年9月台北三三书坊初版。

〔5〕载《风雨谈》，1994年11月。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香港友联出版社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

〔7〕唐文标：《张爱玲研究》，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12月。

〔8〕唐文标：《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6月。

〔9〕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

〔10〕《昨日今日》，台北皇冠出版社1981年5月版。

〔11〕《明报月刊》，1976年12月。

〔12〕《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

〔13〕《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3 月版。

〔14〕《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

〔15〕《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16〕载《读书》，1985年第4期。

〔17〕载《文学评论丛刊》，1982年11月，第15辑。

〔18〕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19〕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0〕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21〕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2〕载《徽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23〕载《抚顺师专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24〕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25〕《天才奇女——张爱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26〕《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7〕《最高的贵族——张爱玲》，21世纪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8〕《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9〕《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

〔30〕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1〕转引自秋山洋子书评《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现代文学史——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32〕载《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

〔33〕载《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34〕载《华文文学》，1990年第2期。

〔35〕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6〕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37〕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38〕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5期。

〔39〕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40〕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4期。

〔41〕载《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42〕载《名作欣赏》，1994年第5期。

〔43〕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44〕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1年第1期。

〔45〕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