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彻底背离民主化潮流的大学走向

——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1 次 更新时间:2008-08-05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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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在现代社会,接受教育是每个人踏上社会,承担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必要准备,正因为如此,教育的民主功能越来越受重视。要使教育实现民主功能,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尊重教育自身解蔽、益智的功能。对民主有无诚意,不在口头声明,而在行动,就教育而言,便至少要从这两方面考察:一看有没有尊重人的平等受教育权;二看通过教育过程是使真相逐步敞开还是扭曲、遮蔽真相,是开启思路还是给思想设限,是拓宽精神视野还是给自由精神打上封条,是培育良好的判断力还是用谎言和谬误去迷乱人的心智。

根据这两方面来判断,我国教育表现出与民主走向相悖的性质,大学的背离尤令人瞩目。无疑,民众最感切肤之痛的,是在所谓教育产业化名义下把受教育机会当高价商品,青年学子想上大学,除了并未一视同仁的考场成绩——起码,由于招生名额向大城市特别是向京沪等特大城市倾斜导致的不同地区录取线的巨大差别,就使考场成绩作为衡量标准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最受考验的就数家长的钱包了。连年急速暴涨的学费,把越来越多城乡底层家庭的青年排斥在校门之外。排斥情况之严重,已经使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了。然而,根本性的背离是由对大学独立性的否定和对学术自由的防范、扼制造成的。因为,这种否定、防范和扼制使教育具有了制造蒙昧的性质和愚民的性质。这种不正常状况由于长期持续和不断强化不仅呈常态,还被赋予“政治正确性”变得理直气壮;大学自始便存在的与民主的天然联系却因长期回避而淡出,现代大学担负的传播民主价值、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使命则被防范和压制。

事实上,支配我国教育的理念在基本精神上就与民主格格不入。诸如权威崇拜、整体至上、忽视和贬低个人、对自由思考、独立精神、批判怀疑精神的敌视等,共同构成我国教育的总体特征,对我国的教育思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特别在参与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人身上成了一种思想和情感惯性,以至于即使谈及教育民主也往往流露与民主南辕北辙的观念。在这方面,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题目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附录中中国委员的发言,是绝妙的印证。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一完成于90年代中期的报告,作为对21世纪教育将“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是关于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而对教育民主性的强调可以说是贯通于整个文献的灵魂。无论对全球教育前景的展望,还是表达的指导性原则和方针,都回荡着民主基调;无论对教育平等的多角度多层次关注,还是倡导的教育目标,都体现着强烈的民主精神。例如,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排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教育中提高处境不利人群的入学率;通过教育,培养民主运作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使人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体系,为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作准备,等等。这里所列举的,都是得到委员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报告的实质内容和要点,所以也是作为报告的主体部分提交的。

为了反映看法的多样性,报告还附上了来自11个国家的委员写的文章。中国委员的文章在基本精神上与整个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报告和其他委员的发言尽管内容各异,但都传输了以民主、人权为代表的人类普世价值,把这些对不同文化、信仰、个人生活方式和目标具最大包容性的共同价值观作为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的归属感的基础。但中国委员的发言在题目上就以一个似是而非的“亚洲的观点”与普世价值拉开了距离。而作为“亚洲观点”(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国粹)宣扬的,除了具强烈人治色彩,把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寄托在历来都靠不住的统治者德性上的“以德治国”,除了把集体绝对化、神圣化、目的化因而与专制主义特别是极权主义在精神上同构,一实施起来往往蔑视个人的“集体高于个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承认权威”的名目下对一种地道的奴性哲学津津乐道,当成现今仍该发扬的正面价值兜售:“通过教育,统治者应‘学会体察民情’,而被统治者要‘学会顺从’。强者的这种体察和弱者的这种顺从被看作社会秩序稳定的保证”。然而,所谓“体察”和“顺从”说隐含的对治者和被治者作绝对划分也好,教育充当统治者驯化百姓的工具也罢,无论曾经可能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因本质上的反民主而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截然对立。但此番说法不仅把对教育的这种统治工具的定位作为中国文化精粹和所谓亚洲价值观推销,末了,还据此在东南亚地区的现代威权政府与这一地区出现所谓经济奇迹之间虚构因果关系,称:“尊重权威对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有利”。

普遍价值不是没有谈到,却以特殊解释和限制使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异。例如,在“教育为促进全球伦理学而应培养的普遍价值”标题下谈人权,这人权就已经不是国家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循着“集体高于个人”的思路,以“使个人权利与集体的权利协调一致”这种实质上把人权的解释权留给国家的表述,把人权变成受国家权力限制因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空洞之物。至于集体对置身其中的普通个人是否压迫性的,却只字不提。(注)

正如同北大党委书记对大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解并不仅仅属于书记个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中国委员的上述与民主、人权拉开距离的发言也肯定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实际上,这是持续支配着我国教育的观念。

注:周南照:《教育与文化之互动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亚洲的观点》,见《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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