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一书，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的修订本，所收主要是我在二○○○年前所写几年文字中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相关的文化与学术评论。原书曾接受朋友建议，尝试打破伦类，将长达数万字的正论与不足二千字的短文汇集在一起，希望以短论间之于长篇论证之中，或能减轻读者的累赘之感。这一立意是想适应各方面的读者，但今日读者的“雅俗”之分似已定型，难邀共赏。此次修订，删去了全部正论式的长文，补入了《东风与西风》以及《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修订版中删落的几篇评论文字，体裁更一致。因几篇涉及“思想”的长文已删去，故书名也有所改易。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模糊了的近代史”试图揭示一些在我们近代史言说中被误解甚或被遮蔽的内容，以及一些历史现象怎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就被误读了。历史言说中类似的现象尚多，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与事，不过是以讹传讹;有时误读还出于希望维护历史人物的好意，结果不仅模糊了历史的真相，也修改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还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非常值得反思。
第二部分“史学发展的走向”以书评为主，所评书籍未必是精心挑选，却也希望从所评之书提示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故评论中适当偏重学术典范、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等方面的问题。另外几篇评论文字，也与这些关注相关，包括学术领域里一些看似枝节却体现着二十世纪学术与此前根本区别的现象。原文或出于约稿，或是上课过程中从学生的问难中得到启发，希望能借此就正于方家同好。
第三部分“社会视野下的学术”从广角撷取近年学术的片断。大致有些类似以广角镜头摄像，看得宽也拉得近，撷取的是二十世纪学术中与我们同在的一些具体片断，希望能以小见大。同时针对新时势影响下学界一些自觉或无意识的表现，提出个人的反思。
现在书中各文皆偏于今所谓“思辨”，而较少专门的论证。一半文章在万字上下，是当时各刊物的规矩，写作时大体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故技，不能不点到即止。重读旧文，颇感那时人心似不像现在这么不靖(用媒体的话说，即社会不如近日“浮躁”)。虽我所论基本不越“学术社会”的范围，然针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而能写这样长，还有刊物要，表明读者的耐心超过今日。
整个二十世纪，读者的耐心似呈缩略的倾向。观辛亥革命前《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辩论，文长动辄数万字。那还是改革高潮、革命前夜，正处于激情中的士人尚能如此从容争辩。两相对比，就可知我们刊物和读者的耐心耐力，其实已经剧减了。今日则连“博客”也须转向“微博”，文字的精炼更上层楼，读者的耐心也进一步精减了。
现在回看昔年文字，颇觉当日心态远比现在更积极，对学界不少现象，似很愿意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那时何以有这许多精神与人争辩(且所争者多为熟人朋友)，是否太偏于理想，对学界有更多的期盼?我自己也百思莫解。章学诚曾说，“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文史通义·言公中》)。本书这些言论，是“争于道”的公言，还是“争于文”的私言，深觉应当反省。
初版中个别“争于文”嫌疑较大的文字，此次已删略。原书中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一篇，是在特定环境之下因具体目的而撰写，因担心产生意外的联想，写成后搁置未刊。隔约五年后，经所评之书作者茅海建兄推荐而发表。又五六年后，海建兄因学生的提醒，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以一个千余字的长注，澄清他与我之间“有了猜隙”的误解。则该书评已成历史，无再刊之必要，这次也就删略了。
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的自序中曾说：如今后现代主义者已在质疑“学科”(academicdisciplines)的正当性，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这种“反学科”的观念与一般“跨学科”的主张有相当的区别)。不仅“学科”的划分已成“疑问”，就是“学术”与“非学术”的划分也开始受到带否定意味的关注。个人对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但我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生产是权势运作过程及知识生产者应主动介入此过程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不少非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思考学术研究与公众甚至与政治的关系，其一个开始萌芽的倾向便是学术应主动与社会发生关系。
今日学术论著是否应该只写给少数专家看已开始引起较多中外学人的关注和讨论，学术表述向“非小说”方向发展的尝试已经出现(这与我们现在号称“学术”的粗制滥造的情形共生，表现也时有相类处，却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且至少在西方已引起学界的反弹。这样，“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中国新文化运动时的口号似乎又有了新的蕴涵和意义。当年新文化人一面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一面仍努力影响和改造社会。顾颉刚那时最关心的问题即是：“为什么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他认为这还是因为学术方面的努力不足，所以他提出：“诸君!倘使看得这社会是应当改革的，还是快些去努力求学才是!”
八十年后的今天，我这一辈学人中的多数早已基本放弃以学术“改革社会”的奢望(只要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融化已是万幸)，还在试图改造社会的部分“人文者”又多不见得有几许“学问”。当年顾颉刚即观察到民初的社会党只欣赏“外国鼓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却对“社会学三字很厌闻”。这里与“社会”相关的“主义”和“学”之疏离正是学术不能改造社会而反被社会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不论是要改造社会还是仅仅着意于学术的创获，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如顾先生所说，学者首先要努力求学。
我确实不赞成将口吐真言式的“现实关怀”议论称为学术(学者要作“社会的良心”而关怀现实正不妨直言)，却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正如顾先生所说：“街头无赖子穿了博士式的制服到博士会里照相，照相片上不能不说他是个博士;所希望的只要这个无赖晓得穿这身衣服的惭愧，肯黾勉加功、脚踏实地的修养起来，真有了博士的学问，就可追认他是个‘真博士’了。”
在博士制服还有人看得起的社会，学术当然也还不能说全无影响，而且一定会有因向往博士服装而预学问之流者;但世间事往往是“互动”的，另一种可能是正式取得穿博士制服资格的“真博士”反为街头无赖子所“融化”，结果是真假博士难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便走上恶性循环之途。
学术的社会反响便常常为时代需要所影响。太平天国之役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是以湖湘为中心的经世之学的兴起，同时兴起的今文经学，其所关注者也更多涉及时政，意在经世。在当时“天下多事”的大环境下，不止是曾居正统的清代“汉学”在衰落，任何其他学说，也只有在其能“经世”的层面才兴盛，其纯粹学理的一面，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衰落之中。
同为今文经学家的廖平和康有为，一以学明道，一以学经世，其寂寞与显赫的鲜明对比，最能说明“适应时代”的学术更容易得到社会的接受。但若“适应时代”成为学者有意追求的目标，则正如顾颉刚所说，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
胡适即是一个最希望影响社会的学人，他也的确有意无意受社会的影响而说社会认知中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说详拙作《再造文明之梦》)。有意思的是胡适正是从此角度观察晚清社会对廖、康二人的不同接受，不过他以为这是因为“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了”。胡适因而提出：“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学术与时代这样高远的问题我通常是留给“思想家”们去关怀和讨论的，但在低得多的层次上偶一思及，则胡适的见解提示着孔子关于“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和“辞达而已矣”的古训迄今仍具指导意义。
苏轼曾就文字表述申论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这里关于“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两个境界的区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悟得的见道之解，一般随口论文者绝对见不及此。实际上达到第一层境界已非常难，有朋友以为“胸有成竹”后仍难避免“多闻阙疑”，诚是(考据家尤注意此);然若真有“成竹在胸”，此仅细小处也。倘胸无“成竹”，而只是无数“细部”，著述必显散乱枝蔓，不能一以贯之。
唯达到前一境界者未必就能达到后一境界，熊十力对此体会极深，晚年颇有心里想通了因气不足而写不出来的大憾。真能达到第二境界，则写出具有“非小说”那样的“可读性”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作品也非不可能，恐怕在今日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不过，把文字写得通畅些，让更多的非专家也愿意读，或至少让数量已不多的专家也看得舒服些，当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我自己在这方面几乎已是“著名”的失败者，仍愿书此以表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知读者诸君尚能谅否?
本书中多数文字，都不是只写给少数专家看的。如今我的上述想法依旧。
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