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期间我国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但是，他们中对自己国家传统专制政治痼疾有清醒认识，并能对之提出正确改造方案和力争实施者，则不多。本人若干年来通过对有关人物的研究发现，在此方面出类拔萃者，除了笔者已有专文介绍过的胡适先生之外，其次就是蒋廷黻。

历史学家、政论家兼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蒋廷黻与胡适一样，也是早年即去美国留学。蒋廷黻也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回国之后，曾在北中国京津地区的高校里做文科教授。也是与胡适一样，出任过中华民国政府的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并且，二人在政治理念上也相同，在具体履历上也多有重合与雷同。比如，二人的政治理念都是自由主义，都曾在美国东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上世纪三十年代，二人作为同仁又一起在北京编辑过知名政治刊物《独立评论》周刊。

但是，蒋廷黻政治主张上与胡适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宪政体制确立的途径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张和平立国、联邦立国、自由立国，蒋廷黻则主张学习德意志与意大利，实施武力统一与一段时间内的开明专制。下面，我们就在扼要介绍蒋廷黻生平的基础上，对蒋廷黻的政治体制思想及其成因，作一考察。同时，也分析一下蒋廷黻与胡适建国主张不同的主客观原因，及其蒋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蒋廷黻生平概述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今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廉桥镇褚塘村的一个农商兼营家庭。1965年10月9日，因病逝于美国纽约。

从祖父起，蒋廷黻家里就除了有一定的地亩之外，还在离家200公里以外省城长沙以北的望城县靖港古镇，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祖父去世之后，其的父辈三人各分得土地三亩，靖港铁器店则三兄弟各占一份。

蒋廷黻的父亲有经营头脑，晚年做过靖港商会的会长，但对蒋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是其二伯父。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4岁即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905年清政府停止了科举取士，二伯父便决定让他进新式学堂。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便到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益智学堂学习，开始接触新学与学习英文。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益智学堂停办，辍学。在益智学堂学习的后期，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蒋在教会学校学习时正好是清政府腐败、飘摇，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得以在全国传播与开展的时期。其间，湖南的立宪请愿运动、收回利权、派遣留学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在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之下，蒋也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1912年，在益智学堂校长太太、其英文与历史老师林格尔夫人帮助下，他得以自费赴美留学。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蒋廷黻便进了密苏里州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 ,Missouri）、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后，他把哥哥也弄去了，兄弟俩一起继续在派克学堂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学习不仅使青年时期的蒋廷黻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关怀终生不忘。其女儿蒋寿仁后来回忆说：“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1]

1914年，蒋廷黻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 (Oberlin College, Oberlin,Ohio)攻读学士学位。他在这里主修历史，同时也选读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国内的军阀纷争与混战，是蒋廷黻学习历史的主要外在诱因。他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蒋廷黻当时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为国家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德、意政治家们，由衷地景仰。[2]

蒋廷黻1918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即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征召到了法国，去为那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服务。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初，他一开始进的是新闻学院，想法是将来能做个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但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因为觉得政治学只是理论而非实际，他还是回归了大学本科时期的本行历史，理由是“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3] 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名联曰：“没有政治学的历史不结果实，没有历史的政治学站不稳脚根。”英国著名思想家柏克对此联很是看重。[4] 看来，年轻时期的蒋廷黻也已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蒋廷黻师从的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美国新史学的策源地。鲁滨逊在哥大执教时间长达25年，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在二十上半叶遍布美国各大学，其中许多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该学派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义，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认为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历史著作要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研究所产生的最大效应。

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的研究。海斯在教授《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时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赞同国家干预，认为当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干预社会的国家主义做法，以及后来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的福利社会主张，均顺应时代潮流。所谓族国主义，是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论。美国“新史学”史学家当时重点探讨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独立后又用什么方法来治理，以及民族独立对世界原有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等。对于老师的上述思想与研究，蒋廷黻后来在与胡适辩论中国统一问题和撰写《中国近代史》一书时，有吸收。

蒋廷黻1923年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国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在南开前后六年，他本着重视史学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的理念，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1929年，蒋廷黻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大多是断代史或者某一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识见。蒋廷黻认为这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5] 为此，他在尊重老学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的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理人员。

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有通识的新派教授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当时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与《中国古代史》课程。雷海宗在史观上是文化历史主义、斯宾格勒循环论的信奉者，注重对历史事件规律的探讨。雷不但讲授中国通史，同时也精通西洋史，曾著或编著有《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等书。1935年12月蒋廷黻离开清华出任国民政府官员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其接任。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蒋廷黻还曾与胡适等人发起，于1932年5月开始编辑出版《独立评论》周刊。刊物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讨论时政及其相关问题。

作为早年留学美国时所形成“治史襄治”理念的具体实践，蒋廷黻于1935年年底起应南京国民政府之召，出任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直至退休。期间的大致履职经历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国民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至1965年5月，任台湾驻美国大使。

1965年5月退休之后，蒋廷黻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湾中央研究院，重拾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约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病逝于此。

二、蒋廷黻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

虽然在建国途径上与胡适有分歧，主张武力统一与开明专制，但蒋廷黻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主旨，却与以前我们论及的胡适的政治体制思想相同，是自由主义的。蒋廷黻的该方面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批判；他一贯的多党制前提下的建党主张；他仿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的主张，以及他对国民党要人的批评上。

翻看1938年春夏之交其在汉口赋闲时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给人的明显感受是，蒋廷黻作为一名基督徒，有着宗教般的坚定信仰与炽烈热情，渴望中华民族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实现近代化。他在《总论》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个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6]

需要指出的是，蒋廷黻这里讲的近代化，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必须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的要义。

蒋廷黻该书中的如下一段话，最能反映其该思想。他说，1876年郭嵩焘被清政府作为公使派驻英国，“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7] 很明显，蒋廷黻这段关于郭嵩焘、曾纪泽主张中国要全面近代化的论述，是他在夫子自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直接批评中国传统政治的地方不少，表明了他的中国必须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的思想。其在书的一处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8] 其在书的另一处写道：“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9] 其在另一处还指出，“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逃脱。”[10] 其在书的另一处进一步指出：“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事业心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11]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指出，没有政治的近代化，其他的近代化就前进不远，改革就难以真正奏效。

关于此点，该书的一处指出：“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就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12] 他在该书另一处还指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13]

蒋廷黻在这里讲近代日本接受了西洋的政治制度，正确，记得知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也说过类似的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14]

蒋廷黻另外在《中国近代史》中还以讲历史的方式，描绘了未来中国摆脱了专制权力控制的大概社会蓝图：“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15]

三、蒋廷黻的政党政治思想

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积极社会作用，欧美思想家们早在十八世纪时，就有过论述。比如，柏克曾指出：“政党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我为我的政治联合及其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我的原则，实际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原则，指引我们以团体（引者注：指政党）的方式去行动。当初，偶然的机缘把我卷入了这个党派。当我重获自由之后，知识和反省再次把我引进这个政党，原则和经验已经使我的立场稳固起来。……一个希望他在公共事务中的行动具有一致性的人，很难找到比这更为名正言顺的处世之道。我参与了政治联合。我相信，在这样做时，我已为我的良好表现向公众作了某种承诺。人们在独自行动或以轻便的小分队形式行动时，很容易出现反复无常和随意更变这类情形。这类情形已经损害了一切公开宣言的可靠性。但是，当人们以大的团体形式行动时，就不那么容易出现此类情形。羞恶之心是德性的最佳保障，在有德者的组织中相互竞争是提升德性的最佳途径”。[16] 美国开国者、著名民主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在致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每一个自由和深思熟虑的社会里，基于人性，必须有反对党，也必须有激烈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大抵其中的一个政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上台。大抵这个党派划分是必要的，因为它会推动一个党去监督另一个党，并且把另一个党的所作所为控诉给人民。”[17] 之后，这样的观念又在欧美社会的现实政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践和实行。对于如上的政党政治思想与实践，用时下中国一首流行歌曲中的话讲来，长期受欧美文化浸染的蒋廷黻，他当然“你懂得”。下面将详细论及，蒋廷黻的此种政党政治观念与建党思想确立与产生甚早。

虽然公开自己建党纲领和在组织上着手建党的时间是在1949年下半年，但据有关记述，蒋廷黻的组建反对党思想与主张是一贯的，开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并且以后时隐时现、未曾泯灭。

与蒋廷黻一样，也是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位、也是后来曾在美国长期做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记述到：蒋廷黻组织反对党的想法“早在他参加政府以及参加和《独立评论》有联系的小组初期就有了”； 顾并且回忆，1947年底或1948年初刚到美国，蒋廷黻就向他提起了组党，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建党纲领，“一度我们甚至讨论了这个党的纲领和章程，我想他在讨论了之后写了草案”。[18] 顾维钧讲蒋廷黻参加政府初期就有了组织反对党的想法，则具体时间是1936年前后。

顾维钧讲蒋廷黻1947年前后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建党纲领，他的回忆正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中，存有他1947年3月写给傅斯年讨论组建反对党的信和当时拟的一份《中国社会党党纲》。信中写道：“孟真我兄，兹送上近日草拟的党纲，名称及党纲各均应切实检讨修正，弟不过提案以作讨论的资本，并借以试探究竟吾人政见异同到什么程度，至于策略方面，弟主张不参加联合政府，现在参加者均将丧失其反对党资格，吾人即可以政府反对党露面，反对党有其作用，在目前阶段中，我们可以尽这点教育责任。请您费点时间仔细想想，于便中把您的感想写给我。”

傅斯年档案中所存的党纲共六款20条，其中的一、二两款是所组建党的性质和目标，主要内容为：“一、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循民主的路线。牺牲民主政治或假借民主政治的名义以达其他目的都是我们所反对的。1、法律应由人民代表制定，大政方针应有人民代表的赞同。2、政府应切实尊重人权与民权。二、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循社会主义的路线。国家的富源及其开发的收益不容少数资本家或地主垄断。1、农民及劳工生活的改善及其地位的提高应视为一切经济设施的主要目的。2、工商业所有独占性及支配性者应定为公管。3、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税及过分利得税应切实征收，财产所有权的契据应载所有者的真实姓名或政府注册的法人名称，否则不得享受法律的承认与保障。”[19]

同时期的蒋廷黻日记，也记述了他起草党纲时的情况，以及与人讨论党纲的情况。1947年3月24日，蒋廷黻尝试着为自己的新社会党起草一份党纲，却发现很难精确地将自己所有的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3月25日，继续写作党纲，取得一些进展；3月29日，邀请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一群同仁晚餐，谈论新政治党派，人们热情高涨。有人提出，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能使新党“更吸引人”；3月31日，完成了党纲草案，送给胡适征询意见。他的兄弟批评党纲草案，说“非常像国民党”；4月4日，蒋廷黻与朋友晚餐时讨论党纲。4月5日，傅斯年给他回信，反对在党纲中使用社会主义（socialism），建议改用新自由主义（now-liberalism）；4月17日，Elson Wang来谈党纲，对“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充满着激情。他对蒋说，除中共之外，“其他的小党都在背叛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就大打折扣”；4月27日，罗敦伟打电话问蒋能否考虑领导一个新党，江庸和章士钊准备加入，作为实业家，他愿意提供资金。蒋告诉他，自己愿意去见他的朋友。[20]

又是起草党纲，又是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同仁晚餐时讨论党纲内容，又是将起草好的党纲在朋友圈里广泛分发征求意见，其的建党活动因风声走漏曾引来媒体的关注。但是，当中央通讯社去电话向蒋求证时，他却否认了该事。蒋廷黻在同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否认这个报道。”很可能，蒋廷黻这样做，是他认为当时公开组建强有力反对党的条件还不成熟。也有研究称，蒋当时未将组建新党的工作继续下去，与其个人的处境有了变化有关。4月20日，有朋友访蒋，当朋友在闲聊中问起其组党的事情时，他答之以“我倾向于将事情搁置一段时间”，并谈及自己有“可能成为（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Supreme Economic Council）的秘书长”。[21]

此后组党的思想与主张虽然在蒋廷黻身上表现为“地下暗河”了，但他还是对之是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

1949年至1951年期间，其又重提了组党。他的这次组党活动与前述的一次相比较有如下四点不同：1、明确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主张；2、确定了党的发起人名单；3、不再保密，而是将此事在国内外公之于众；4、明确讲要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

由于军事上的严重失利，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4月下旬，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之时，胡适也于4月21日到达美国。蒋廷黻此时正在美国任国民政府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黻与胡适二人不久在美国见面后，便详谈政局与应对之策。蒋廷黻在1949年4月27日的日记中记到，胡适对长江防线的溃败很是惊讶，也不认可司徒雷登、孙科等人与日本联接（to hook up with Japan）的企图。蒋廷黻随即旧事重提，力劝胡适能在美国积极作为，“并领导个新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胡适则希望蒋自己来组党。

此后，蒋廷黻关于党的宗旨的思想与主张有变化。8月24日，蒋给友人写信，倡议组建自由党（Liberal Party），并具体谈了党的奋斗目标及人员组成。提出，党的目标是国家独立，个人自由，和国家的快速现代化，是改善国民的生活标准。设想，未来的党的成员一是无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二是现有党派中的自由主义分子。

1949年8月31日，蒋廷黻首次口授起草了中国自由党的章程。之后，他又与胡适等人就党章内容进行详细讨论，广泛接受各种批评建议。他在9月1日的日记中记道：“修改中国自由党的章程，Shushi和Kang有几处非常重要的建议，一是将民政事务与军事事务区别开来，一是强调教育。与胡适讨论（章程）草案，他最重要的建议是要将自由企业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在这一点上他比我高明。胡适另一个建议是强调教育，特别是自由主义教育，我非常乐意地接受。在组织机构方面，胡建议既可以有个大的执行委员会，也可以是一个大的全国性委员会，再设10至12个人的小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点我接受了。胡适反对雇农给地主缴租式的‘封建进贡’，且认为（党章）的词语是言之无物的宣传式。在这点上，我也觉得他是对的。”

关于党的发起人名单，蒋廷黻8月29日在日记中记道：与胡适具体讨论了组党问题，“我们开始列出那些可能成为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核心人的名单。我列了胡适、顾孟馀、董冠贤、翁文灏、周诒春、傅斯年、俞大维、陈光甫、郭泰祺、顾少川。胡适加上蒋廷黻、梅贻琦，我们又一起增加了于斌、萧公权、张佛泉。”

1949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以《中国亟需自由党》为题，刊出了蒋廷黻前一天的谈话，谈话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组党计划。蒋在谈话中声称，组建新党是要在国内国外为中国的独立而奋斗，具体目标是1、中国的国家独立；2、个人自由；3、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另据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国策顾问和联合国中文部主任、当时在美国纽约的赖景瑚回忆：蒋廷黻“他要组织中国自由党，想推胡适为领袖，并以自由中国主义为号召。……他当时的构想是要仿照英国国会制度，把立法院变成两党对立的国会。他说政府迁播台湾以后，国家大政不应由一党‘包办’；青年、民社二党既不能表现反对党的力量，他那个自由党便可应运而生，成为一个和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党。他又说他已透过他的友人，征求美国国务卿艾契逊和英国外相贝温的意见，还得到他们二人的鼓励。”[22]

蒋廷黻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王世杰之子王纪五当时也正在美国，便将此草案寄给王世杰与台北《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等人。1950年1月1日和1月16日，雷震曾将该草案全文刊登于在《自由中国》的第二卷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纲要》中明确规定了：1、保存中国的国家独立；2、发展民主政府，保障个人自由；3、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法治。

另据当时雷震给蒋廷黻信可知，中国自由党的党纲《香港时报》也曾刊出。[23]

蒋廷黻日记中对蒋介石、CC系进行批评的有关内容，也体现了他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思想。比如，其曾在194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是蒋介石还是CC系都很落伍，他们努力使国家回到孔夫子时代，事实上他们又根本不理解孔子的天才过人之处。CC系取得权力的方法是用共产党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们没有自己的实践与手法。换言之，他们试图建立并垄断性地控制国家的文化生活，结果与知识分子的理想相去甚远。政学系由一群半吊子、老于世故、浅薄和迷恋日本政治生活的人构成，其早期的领导人杨永泰是其中唯一的现实主义者，可惜早逝。唯一能深刻影响蒋而又受过西方教育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前者的确没有什么能力，而后者是一个在错误时间出生在错误地点的美国大亨。”

四、蒋廷黻第二次组党活动的结束

总之，蒋廷黻政治体制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治，是政府限权，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限权。对之，他是重用自己的朋友蒋介石下野时坚持，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也一度坚持的。

蒋廷黻在1950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道，有来访者谈及未来规划，其中多涉及自由党，他要来者转达蒋介石，要点如下： 1、新的自由党将要在新内阁中占主导；2、诸如王世杰、朱家骅及CC系、张群等老党的领导人仍将留存国民党内；3、自由党必须真正独立，而非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傀儡；4、它的领导人应该是胡适、顾孟馀、童冠贤、吴国桢、俞大维、杭立武及我本人；5、集中所有力量，促进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只向在大陆的游击队提供少量援助，但要在大陆建立有效的情报网。”当时，蒋介石还处于下野状态。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中华民国总统”。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在台湾的地位更逐渐得以巩固。但此种情况之下，蒋廷黻并未立时放弃自己的组建新党主张。比如，他在1950年7月19日的日记中记道：给外交部长叶公超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内含“要求新政党的诞生”的请求。

此前，在蒋介石复任了总统后不久的1950年3月6日，蒋廷黻还曾在美国告诉蒋梦麟其组建自由党的计划，并讲组党是基于两个意图：“1、蒋介石的光荣引退；2、较便利地引导（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改变”；他并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将能保留总统职位，但必须遵循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国民党能够作为第二大党参与（执政）联盟。”蒋梦麟答应回台湾后向蒋介石报告。[24]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有一段关于胡适、蒋廷黻二人这次在美进行组党的回忆，原话如下：“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台湾的问题，在胡氏看来，便是缺少个‘反对党’。最好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国民党效法华盛顿当年的大陆党，‘一分为二’。要不然那就得另外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他这一主张深得蒋廷黻先生的同意。这两个秀才在纽约因而也有联合‘造反’的意图了。要组党，则论学历、论资望胡先生应该是当党魁。但是论精力，论组织才干，则胡氏只能做配角。在1952年访台返美之后，蒋氏兴趣方浓而胡氏已兴趣大减，可以说是只说不做了。有一次我向胡先生说：‘你就顶个名字作党魁，组党大事让蒋廷黻去干不就得了？’‘那如何使得？’胡先生两眼向我一瞪。……我记得我们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亦说当年他一九五二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这回来二字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25] 在这里，唐德刚称1952年时蒋廷黻在美国还有组党活动，有误。另外，其与胡适先生都怀疑蒋廷黻是国民党员，当也不是。

资料反映，蒋廷黻第二次组党努力的正式结束时间是在1951年4月前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中的两份剪报，大体反映了有关情况。分别是4月5日《公论报》的报道《蒋廷黻斥第三势力，强调中间路线不通，对之尚存幻想是错误观念》，和同日《中华日报》的报道《蒋廷黻斥第三势力，昨在广播电台联谊会演讲》。两份剪报没有年份，都是刊登的台湾中央社的消息。其中讲到，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四日下午在台北广播电台联谊会招待会上发表演讲，痛斥第三势力。所谓第三势力，是指二战之后一些想开辟一条以社会主义方式来既反资本主义又反共产主义的中间路线的主张者。蒋氏在演讲中认为：时至今日，已证明与共产主义者来往无中间道路可走，共产主义对于一切不是共产主义的方法都认为是敌人，都在推翻之列，都要被打倒，根本不允许有中间路线；所谓第三势力者，他们并不认共产主义苏俄为敌，但苏俄却视之为敌人；自己这次返国后，亲见一般人喜谈第三势力的中间路线，感到惊讶，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据考订，蒋廷黻该演讲的时间是1951年。[26]

结合有关史实，本人认为以上的时间考订正确。并且认为，以上演讲是蒋廷黻为自己组党活动所画的休止符。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廷黻第一次回台是在1951年春天。1951年3月13日其日记中记道，与胡适午餐，胡适劝他放弃所有开始一个新党的努力。胡适说，一个以蒋廷黻为后台的新党“意味着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决裂”；蒋介石已是在阴影中的人物，很容易被打倒，而一旦拉倒蒋就意味着“将中国交给赤党（Reds）”。胡适劝蒋廷黻回台后多待些时间，可以多了解情况，在台时要与蒋经国详谈一次，出言批评时要谨慎。胡还声明，他与新党的关系已经终结。

很显然，蒋廷黻1951年4月5日的演讲是对台北当局的政治表态，也是他自己最后彻底放弃社会主义中间路线的宣言。不久，4月9日，其就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蒋廷黻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王（世杰）和我出发去蒋宅。蒋首先问对日和约问题，称如果没有台湾回归中国的内容，他不会签约。接着他问我对台湾的印象，我高度赞扬了电力行业的工程师们和高雄的工厂，我对军队的称赞很少，要求进一步的改革。最后，我强烈批评了（国民）党和它所称的改造。蒋为改造辩解，并要求我能加入其中。我出门时很气馁，在车上告诉王，我肯定不会就任外交部长。他陪我到宾馆，再三劝我，并说明其难处。我告诉他需要耐心，我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

蒋廷黻这里对王世杰讲自己“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正确。他在以上演讲中批评第三势力的主张是错误观念，实际上，此前他本人即曾长期是这种主张。

早在美国读书时，蒋即崇尚英国工党，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与此有甚大关系，蒋廷黻曾于1934年10月作为蒋介石的密使在莫斯科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即副外长）斯托莫亚科夫会谈，促成中苏关系改善。回国之后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访苏、访欧观感数篇，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几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纳粹与自由主义的冲突，虽然认为最后的胜利要归于自由主义，但其中也不乏对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的肯定。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注意，斯大林羡慕德国的科技进步，而希特勒则羡慕斯大林的控制方法。他并曾在文章中正确预测了希特勒的未来惨败：“希特勒是想要用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27]

在开展第二次组党活动的初期，蒋廷黻的中间道路主张也不曾放弃。如前所述，其曾一度将党的名字定为社会党。蒋在1949年9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在党章中增加了“工人的福利与安全应是所有公私工厂、矿山、运输业首要考虑”的问题；陈之迈在翻译自由党党纲（英文译成中文）时建议自由企业应该成为目标之一，其的解释是“我们绝不想把中国自由党变成美国共和党的分支”； 陈之迈反对党员证，认为这是在模仿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则告诉说，党员证是参照了英国工党的实践。其在1949年9月14日日记中又记道：“见Francis Willims，他与Bevin是密友。Francis Willims对新党抱有兴趣。我思考知识分子与劳工结盟的问题，故对工党的具体组织结构有极大兴趣”。

以上提到的陈之迈是广东番禺人，在经历上与蒋廷黻相似，也是前期为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高级外交官。陈早年也是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在北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教书，曾和蒋廷黻一起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后来又出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参事、驻美公使和台湾驻日本大使。陈在美国时曾参与了蒋廷黻的组新党之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陈之迈档案资料反映，在第二次组党活动开展前期，蒋廷黻也还是一名第三势力主张者。陈在当时给蒋的一封英文长信上，后来用中文写了如下的话：“蒋廷黻在一九四九年秋，鉴于国事之不可救药，有意组织一中国自由党，以期渡过此危机的关头。他以一份英文的组织大纲，嘱余译成中文，并询余意见。此一信函即为我的意见，反对社会主义实行于中国。余并以此稿之一份送胡适之先生”。[28]

五、蒋廷黻政治思想的局限、其自由民主思想的成因及其当代价值

除以上所述的一度有过社会主义中间道路思想外，蒋廷黻主张中的另一局限，是我们一开始提及的他《独立评论》时期的专制建国与开明独裁论。其曾在1933年12月1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过《革命与专制》一文。蒋廷黻在文章中以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立论，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未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是因为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顿头（即都铎王朝）专制，没有像法国那样经历布彭（即波旁王朝）专制，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历罗马罗夫（即罗曼诺夫王朝）专制。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观点，胡适先生在随后的《建国与专制》一文中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与诘问。

对于蒋廷黻的专制建国与开明独裁论，除有胡适在学理上的尖锐批评外，当时还有人认为他是在有意迎合蒋介石的“独裁”。当不是。对之，本人同意沈渭滨先生对此事的如下评述：“说他和《独立评论》社成员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是可以的，但若说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成了蒋介石的辩护士和帮闲文人，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团结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原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学复议政’的努力，使中国‘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以便使国家和社会有点滴的改良与进步。这种理念势必使他们主张精英政治和寄希望于政治精英人物。蒋廷黻之主张开明独裁，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下，直接诉之于集权统一的政治制度来解决危机而已。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29]

另外，该学者关于此事还讲到，当时的“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对南京政府寄于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俾斯麦、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极为敬佩，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表示向往，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自济南惨案后对日本的态度已由亲日渐趋恶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实，蒋廷黻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并无特殊好感”。[30] 此也当是。

以上的引文中，一认为蒋廷黻政治思想的本质为自由民主与法治，二讲蒋廷黻的专制建国论有权宜的考量，正确。关于后一点，记得，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战胜法西斯德国而准备与苏联结盟时，就在一次谈话中引用了大意如下的意大利谚语：当灾难来临时，不惜与魔鬼同行。

分析蒋廷黻自由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思想的成因，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方面，有清末民初我国社会风气已经开放的原因；有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其英文与历史老师林格尔夫人等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他与胡适相同，长期在美国读书与生活的经历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蒋廷黻从青年时代就具有的担当精神，与一直读的是历史学。

其思想受到教会教育与美国长期留学影响的问题。前已提及的沈先生有如下的分析：“11年的美国生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几乎不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是浓重的湖南官话，以致后来他做常住联合国代表时因发音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本色。对于像蒋廷黻那样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学人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熏染。他们看惯了西方总统竞选、议员选举等政治机制的运作，视议政参政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并把自己作为政治精英去关怀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这种特定文化背景生成的精英意识，使那些留学西方、憧憬政治民主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或是感情理念上，磨平了为学与从政的职业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隐隐然自承其社会良知的责任。”[31] 该分析大致正确。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蒋廷黻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表现，也是源自于他长期留学的美国。美国与整个西方社会在学术思想上有追新猎奇的特点，蒋廷黻一度的社会主义中间道路政治主张，就是来自于他的博士导师卡尔顿·海斯。前已提及，海斯是俾斯麦国家主义与劳合·乔治福利社会主张的提倡者。

主观方面，关于蒋廷黻为振兴民族而坚持学习史学的问题。此事也是本文前面有过涉及。曾讲到，他初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时，抱着学成之后回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的愿望，一开始读的是新闻学。学后感觉不行，太肤浅，又改了政治学。学了政治学也不行，感觉太虚太空，最后还是继续研究历史。

蒋廷黻继续学习与研究历史的决定正确。既然有志于将来参与国家的建设与管理了，就必须具备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与深刻的历史思想，就像英国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所言：“任何一个人，除非他是历史家或旅行家，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因为，只有当他知道什么必然会发生，什么可能会发生，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32]

在此另外还须指出的是，只读中国历史也还不行。蒋廷黻的过人之处就是中外历史兼通。关于此点，侯外庐的如下的有关话语可以给予间接说明。当有人说冯友兰学术观点变来变去人格有问题时，侯先生曾说：“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决定的，是他做的学问决定的。儒学是所有当政者都要用的。”[33] 侯先生这里就讲到了人的知识结构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蒋廷黻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由于现实的形格势禁，该题目不便多讲，但笔者在此还是要扼要提及。本人认为，蒋廷黻政治体制思想中的自由民主与法治精神，限制最高统治者手中权力的主张，尤其是其社会中应允许反对党存在、应实行对抗性多党制的主张，以及实行英国式真正议会制的主张，在当今中国，都有实践的意义与价值。

[1] 蒋寿仁：《欣慰与回忆》，《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第198页。

[2] 蒋廷黻口述：《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3页。

[3] 蒋廷黻口述：《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4页。

[4]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5页。

[5] 蒋廷黻口述：《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1页。

[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10]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0页。

[1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2页。

[1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14]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4页。

[1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6] 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8页，第146-147页。

[17] 转引自刘祚昌：《杰弗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18] 《顾维钧回忆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1页。

[19]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未刊），档案号1：479。

[20] 以上均见于蒋廷黻日记，陈红民等主编：《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所引蒋廷黻日记均见此资料，出处不再特别标示。

[21] 陈红民：《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2] 赖景瑚：《烟云思往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1页。

[23] 雷震致蒋廷黻函，1950年1月28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

[24] 陈红民：《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5] 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2页。

[26] 陈红民：《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1947-1951）》，《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7] 蒋廷黻口述：《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28] 《驻美大事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陈之迈档案》，档案号：062-02-01-013。

[29]沈渭滨：《蒋廷黻其人》，《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30] 沈渭滨：《蒋廷黻其人》，《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31] 沈渭滨：《蒋廷黻其人》，《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第213页。

[32] 转引自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33] 朱学文：《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