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隆，火车驶出了雨雾的重庆，我才静下奔波的心，从手提袋里拿出1938年，蒋廷黻闲赋汉口之时，两个月写的这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前言繁复，我看了一部分，就直入了主题。

中国的近代史要从西方的对外殖民战争讲起，因为不被人敲打的封闭国家，就没有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蒋廷黻所讲的俄、意、日都是在这种外界环境压迫下，走向了现代化。所以，由此推之，敲开国门的洋鬼子未尝不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

那么西方为何会在印度种鸦片，然后向中国倾销呢？这真如温铁军所言，历史上中国只出口茶丝陶器，换取西方的白银，所以西方要搞鸦片贸易，使得中国产生贸易逆差吗？还只是那时的世界，只讲究“弱肉强食”的霸道主义？谁不够狠心，就会把嘴里的肥肉送人，然后做了别人嘴边的肥肉。（那时还是全球化初期，何谈国际法？）

而那时的中国，上依俄国，自身也不是太弱，所以英国对于这块“肥肉”，也只有眼馋的份，那么既然不考虑去殖民我们，就放鸦片进去吧，资本的利益最大化甚嚣尘上。而一旦遇见贸易的滞碍，就发动通商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应该是近代各国效仿的不平等条约之来历。

但是近在咫尺的沙俄和日本，就与远在西方的诸列强不同了，俄国乘着中国发生回民之乱，侵占新疆的伊利，后为左宗棠收回。接着日本开始窥视中国的属国高丽，当然期间还爆发了中法战争，中国支持越南。

然而，我想当初那种世界局面，就是一片“丛林法则”，而非蒋廷黻讲的那么温和。所以在袁世凯占领了高丽皇宫后，日本人就发慌了，因为日本也怕中国以后强大起来，侵占日本，这种担心在于中国士大夫的那种“吞了你又如何”的狂放不羁，更加之李鸿章让定远和镇远二舰到日本海溜达了一圈，把日本人吓惨了（此论见《珍重与惜别》）。

所以，朝鲜半岛是中日战略的必争之地，至于战争当然是一触即发，只是早晚的问题了。蒋廷黻提醒研究甲午海战的重要性，其实海战之败，除了很多战争的偶然性之外，时局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日本是举全国之力，破釜沉舟，而中国只是淮军，前者攻而后者守，一鼓作气之下，士气高的自然胜利。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军制。

清朝的国家军队腐败和如今的政法腐败一样的道理，因为即使到了新中国建国，中国部分区县还是县长既管行政又事执法之能。清朝的绿勇除了作为军队之外，还节制地方的治安和税收。所以，法律的现代化需要的先是执法者的现代化。

既然国家军队靠不住，那就只能搞私兵，私兵起家者当然不想被国有，于是就形成了一层层的私有兵制。曾国藩无法节制曾国荃的部下，皇帝也无法用袁世凯的兵。这给近代中国添了不少乱子，也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奠定了基础，而且毛清楚一点，枪只能一个人开！

蒋廷黻大约深谙了一个枪杆子道理，所以他力挺新军阀蒋介石，而当时能节制日本的东方国家，也只有中国背后的苏联，所以蒋廷黻使苏了。只可惜，后来的苏联又用了当年甲午战争那套，坐山观虎斗，挑起了中国的三年内战。内战之后，毛和苏联交恶也成为必然，因为一个人或者国家，用心的起点就是恶的，那么怎么伪装都会露出尾巴！

而这只是“丛林法则”的体现（只是近代人们把这种自然法则扩大化，故而进化论大张旗鼓的深入人心，蒋廷黻本人就持进化论史观），这到了民主美国甚至都欲罢不能，于是又重学起当年的日本和法国，挑起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只是，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军队，而且众志成城，才使得中国用“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战争没能蔓延到中国大陆。

然而这个新生的国家，夹带着几千年的过去，如何让它现代化？文化大革命于是随之而来，但是试图在文化上有所作为（程序的修正），而忽视经济制度建设（结果的效益），给中国带来了实验性的失败。于是邓不管过程，只讲结果，所谓的“两猫论”。中国的经济在新一轮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阵痛和无法挽回的牺牲。

先盖房子，再装修。或者，先挖窝窝，再种树。接下来的中国如何拟合历史和今天、程序和结果、效益和公平之间的断层，将是对新执政者的考验，但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我们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做这些事情。只是对于纤弱的生命而言，我们要有怎样的耐心去等？

后记：我于6月23-24日参加重庆大学高研院的《“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 学术研讨会》），得以聆听姚洋、李晓宁、王湘穗、张旭东、丁耘、王绍光、崔之元、海裔等老师的教诲，获益匪浅。此文中多处对这次研讨会有所回应。也以此文纪念端午的这重庆三天。

2012-6-27，筑思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