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的外交、外患问题上，作者对于中国固有的落后观念进行了根源性的反思、总结。书中写到，鸦片战争以前，英国想与中国朝廷协商商务，屡次求见，而清庭只以“抚夷”、“剿夷”观念看待，不懂得平等的外交协商的意义，终不予见。作者说：“中英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还有，日本于明治维新后谋求扩张、觊觎朝鲜，当日本和高丽把否认中国的宗主权的条文递交中国后，中国既未向日本抗议，也没谴责朝鲜的不安分，对此作者又总结了中国固有外交观念的局限：“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 这种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开始时的状况。

清庭官员在外交中容易陷入情感和意气用事而丧失利益理智。甲午海战后，俄作出同情中国状，表示要协助中国对付日本，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出使欧洲时被诱与俄国签定《中俄密约》，结果引狼入室，导致英、法、德、意、日对中国的瓜分，后果惨重。按作者的总结，其实日本在甲午海战战胜后已想收敛，扶持中国以防西方进入，而俄国的外交最为阴险，以援助之名，行侵略之实。

从蒋廷黻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近代历史亦可谓一部学习西方日益加深的历史，由开始的妄自尊大、拒人于外，到后来的贸易纷争、被动挨打，再到逐渐醒悟，自强图存，由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到重视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再到发现西方精神文化，正可见中国西化、近代化加深的过程。

对于士大夫的清谈误国作者进行了批评，同样，他认为当时的民众也为不可靠因素。他举民众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可靠：剿夷派再次抬头时，“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地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当然对二者的指责又存在差别：“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袖的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的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此外，蒋廷黻对太平天国起义评价也不高，指出洪秀全的宗教革命、民族革命的决心远超过社会革命，他的诸多社会革命的设想根本没有付诸实际的诚意和热情。

谈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我以为蒋先生善于将历史人物比较对照，如林则徐与琦善、曾国藩与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与孙中山，这种比较研究法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蒋将此法用的恰到好处，以人物带出史事，不拘于事件过程和细节铺陈，把握了历史整体演变趋势，深入浅出，给人以启示。我们便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但是，在蒋廷黻先生的著述中，他认为林则徐虽是中国省悟最早的有识之士之一,但由于害怕朝廷的不满以及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国家大事更加重要, 他仅仅在广州一地置办外国船炮、组织人员翻译国外刊物、仿制国外的坚船利炮。但他始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肯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所以,蒋廷黻对林则徐,否定大于肯定。

同样，在蒋廷黻先生的眼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是“大奸臣”的奕忻却“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之贤者”。他认为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把握政权,改变了当时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 ,在战败后仍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做法。奕忻认为，清朝应该运用西方先进的“器物”来维护统治,于是“下了很大决心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北京甚至全国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所以，蒋廷黻先生对当时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的奕忻的评价是：“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各种自强运动的失败，奕忻与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认识到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成立北洋海军，以国防为目的开设学堂、造船厂、招商局等设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不彻底，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全面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为了近代化的军器，要培养技术人才去驾驶，为了近代化的交通，要有电报局与造船厂的设立，而新式国防需要更多的费用，所以创办招商局。而他们却忘了近代化的国防最需要的是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所以洋务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不仅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改革，时代与人民更是不允许他们彻底改革，民众的迷信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极大阻碍。

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说起中国的近代史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风起云涌，错综复杂”，对于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人们或褒或贬，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更多的是痛心，恨铁不成钢。蒋廷黻却用寥寥的五万字，在把握近百年的历史脉络下，对历史的变迁和历史问题给出了理性的诠释，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这与我们平时见到的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大有不同。

读此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蒋廷黻笔下的历史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就像林则徐这样公认的英雄也可批评，书中说到林则徐怕名声不保，让自己的国家继续睡在梦中日趋衰弱，始终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而饱受人们指责的李鸿章却被赞扬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只要我们不留恋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时代，勇敢地到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中华民族并非不能从此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