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致语在南宋士人社会中承载着重要意义。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是致语最主要的应用场合。这一场合以士人交往为内里实质，以休闲娱乐为外在呈现，促成了致语以颂扬宾客、渲染气氛为核心的写作模式。在颂扬宾客的部分，作者倾向于采用为人、为政与为文相结合的颂扬结构，并引入现在、过去与将来的历时脉络，以实现对宾客的全方位赞美。在渲染气氛的部分，则凭借优美的场景描绘与巧妙的诗词融裁，营造清新文雅、诗酒风流的整体氛围。从文学的层面说，思致绵密、文采斐然的致语，使恭维得以成为一门艺术；从文化层面说，致语是士人知识修养与文学能力的鲜明体现，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并折射着南宋士人的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
关 键 词：致语 士人宴饮 书写方式
致语在宋代是一种应用颇广的文体。上可用于朝廷燕飨，下可用于吏民宴会；作者既有身居高位的翰林学士，也有沉沦下僚的州县幕职。致语以四六行文，辞藻华美，通常于宴席上交付乐工念诵，以精致的面容装点着宋代士人的风雅生活。
尽管如此，致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略显尴尬。应用性极强、难免溢美的致语，似乎注定招致批评。南宋程珌《书〈皇朝文鉴〉后》说，致语之流不在“明道”“致治”“模楷后学”之列：“教坊乐语之俳谐，风云露月之绮组，悉当削去，乃成全书。”①元明以降，致语写作渐少，艺术性不断消减，人们的评价日渐走低。《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将“教坊致语”与“青词、功德疏”并提，认为将它们收入文集乃“宋人陋例”“殊乖文体”②。
这些批评着眼于致语的俳谐娱乐属性，诚然有理；但疏离写作语境、缺少同情之理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回归宋人的历史世界，会清晰看到这种文体的活跃。尤其在南宋，伴随士阶层的演化与文化权利的下行，致语日渐走进士人生活，与宴饮文化、仕宦交际等问题相互关联，参与着士人的日常写作。精密的事典、流丽的风格，更促使致语成为宋四六的代表文体之一，展现着宋代骈文的独特成就。
为此，本文将聚焦南宋致语，考察其应用场域之基本性质，梳理其典型书写方式，探求其映射的思想意识与价值体系，以深化对南宋文学世界的真切认知③。
士人宴饮与官场交际：致语应用场域的基本属性
致语，有时也称乐语。严格来说，两个概念有细微的不同。乐语涵盖的范围更广，宴会上交由伶人念诵的文辞皆为乐语。在朝廷大型宴饮中，表演节目众多，诵辞繁复，多称“乐语”。如王珪《集英殿乾元节大燕教坊乐语》包含《教坊致语》《口号》《勾合曲》等十五部分。而在一般的士人宴会中，表演简洁，乐语通常只包括开场致语及口号，因而多称“致语”，如欧阳修《会老堂致语》等④。朝廷大宴所用教坊乐语自有体系，学者已有专门讨论⑤。本文重点关注士人宴会所用致语⑥。
从本质上说，致语是与宴会表演紧密相关的，乃“优伶献伎之词”⑦。与宴会表演相关的文学创作自古就有，在传统礼仪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朱熹解读《诗经》，就说《小雅》诸篇“皆君臣燕饮之诗，道主人之意以誉宾”，正如“今人宴饮有‘致语’之类”⑧。这一解说敏锐地揭示了致语的本质。从应用场合说，致语需在宴会上交由表演者念诵；从主旨说，需“道主人之意以誉宾”，为宴饮助兴，深化主宾之谊。⑨故致语的文体形态与风格特征，皆源自宴会的需求。
不过士人宴会使用致语并非一开始就广为流行，而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宋哲宗以前，为士人宴会而作的致语，今可见者不多。仅有欧阳修《会老堂致语》《西湖念语》和苏轼《赵倅成伯母生日致语口号》《黄楼致语口号》《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等寥寥数篇。大约作者尚不留意于此。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阳修《会老堂致语》和苏轼《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
《会老堂致语》⑩作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已致仕归颍州。赵概亦以太子少师致仕，过颍州。知州吕公著设宴延请欧、赵。《会老堂致语》所云“伏惟致政少师一德元臣，三朝宿望，挺立始终之节，从容进退之宜”乃称颂主宾赵概之语；“青衫早并于俊游，白首各谐于归老。已释轩裳之累，却寻鸡黍之期”，说赵概与自己都已致仕；而“幸会北堂之学士，方为东道之主人”的表达则说明，吕公著是真正的宴请者。文末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三学士”包举欧、赵、吕三人，“两闲人”则对应着已致仕的欧与赵。口号又云“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这种鲜明的宾主意识，为后来的致语奠定了展开叙述的立足基点。苏轼《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为好友李常而作，与欧阳修《会老堂致语》性质相似，而主宾角色益加鲜明，写作层次愈发清晰。
此后致语日渐增多，稍晚于苏轼的黄庭坚、陈师道、李之仪等人皆有制作，南宋更是风行一时。宴会主题及书写方式大都与《会老堂致语》《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相近，用于官场宴会的致语成为最主流的存在。
致语的篇名提供了明晰的宴会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有新官员上任的欢迎会，如史浩的《余姚待新宰致语》、许开《宴新守致语》；有旧官员离任的饯别会，如黄庭坚《送曹黔守致语》、史浩《饯明守谢殿赴召致语》；也有官员间的日常宴请，如傅察《傅倅请杜守乐语》、唐士耻《赵守宴李倅致语》；还有州郡科举考试结束后的鹿鸣宴，如李曾伯《桂林鹿鸣宴致语》、程珌《建康鹿鸣宴致语》；有州郡春秋教阅军队后的庆贺宴，如洪适的《广东春教致语》《广西春教致语》等。这些致语标题几乎都有着共同的指向：以官场为底色的士人宴饮场合。
许多标题明确提示了官员的身份，如“守”“帅”“倅”等字样。“解印”“交代”“交割郡事”等词语也都是官员才能拥有的行为；鹿鸣宴、春秋二教，这类宴会的举办者当然还是官府。由此可见，这些宴会本质上诞生于官场之中。宋代职官制度及运作方式，是孕育这类宴会及致语的真正土壤。
还有一些宴会，乍看似与官家公事无关，但究其实质，仍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造的《石湖生日致语》，看题目只是庆贺生日罢了。但若将之简单归入“民宴”，则不妥当(11)。要判断宴会性质，还得看致语的内容。文中有云：“某官才挺王佐，德优帝师，圣神倚注于谋谟，夷夏想闻于风采。”“某官”即宴会的主角“石湖”，也就是范成大(号石湖)，“才挺王佐，德优帝师”的恭维也绝非一般人担当得起。其时，范成大虽退居石湖，却是奉祠居乡，仍为官员身份，这类宴会也依然处在官场宴会的延长线上。
综观南宋致语，带有官场交际色彩的作品堪称中流砥柱(12)。参加宴会及从事写作的士人都是官场社交中的一员，职官制度与公家事务促成了他们的交际往来，而宴会是依循礼仪并深化情谊的一种具体方式。此即南宋致语的应用场域，场域中的诸种因素塑造着致语文本的样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致语的书写逻辑，进入致语的文学世界。
苏轼《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具有楷范意义，可以此为例，解读官场交际之致语的基本写作模式，揭示这一写作模式形成的内在逻辑：
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后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于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莫逆之契，义等于天伦；不腆之辞，意勤于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诗。欲使异时，传为盛事。(13)
开头几句具有统领意味，引出宴会主旨：“良辰易失，四者难并”引出宴会的难得，“故人相逢，五斗径醉”为此次宴会定调，“正寒食清明之间”应合着宴会的时节。“恭惟提刑学士”以下数句，是对客人的颂扬；“知府学士”以下数句，表达主人的殷勤。最后四句再次呼应宴会主题，有渲染气氛、增进情谊的作用，并引出口号部分。引出主旨、恭维颂扬、主人殷勤、渲染氛围，几大部分层次分明。南宋致语大多遵循这一基本写作框架，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
宴会中致语的念诵是由表演者完成的。作者通常需代入表演者立场，模拟表演者口吻。这一点在致语的最末几句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譬如：
某等叨居乐部，幸奉台颜，不揆才荒，敢呈口号。(史浩《代余姚高宰燕侍郎以下致语》)(14)
某等猥缀伶工，僭陈韵语。(李曾伯《桂林宴提刑致语》)(15)
虽为套话，却正是伶人献艺的惯例。致语交由伶人念诵，看似越出了士人的掌控领域，但其实第三者口吻有独特的便利，尤其有助于明确揭橥设宴的目的，美化宾主关系，为宴会的愉悦气氛推波助澜。如此一来，对宾客的恭维，自然成为致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以伶人为中介，又使恭维能够自然顺畅地展开。士人深谙此节。主人借此表达对客人的尊重，而客人亦对主人的称颂满怀谢意。一些获得致语恭维的客人，会在宴会结束后致以谢启，作为回礼。真德秀《谢黄南剑乐语启》云：“罗羞水馆，极既醉既饱之欢；谕意伶工，陈善颂善祷之语。”(16)刘克庄《赵守乐语》乃回谢之启，说主人是“托伶人之善颂”，称自己是“口诵心惟”，以示对主人感激。(17)
宴会通常包括饮酒、用餐、表演等多个部分，致语吟诵占据的时间不会太长，然而对于一场正式的宴会来说，致语带来的仪式感是不可或缺的。致语好比点题之笔，设宴的目的、主宾的情谊，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具体且郑重的形式来展现。恰如宋人所言，值此良辰美景，“小助赏心，可无俳语”(唐士耻《赵守宴李倅致语》)(18)、“敢荐俳谐之语，用倍莫逆之情”(唐士耻《许守宴李倅致语》)(19)。出色的致语将为宴会增添悦乐的气氛，主宾情谊也将得到深化。
总之，北宋末年以降，以官场交际为底色的士人宴饮，成为致语这一文体最主要的应用场域。这一应用场域既承载着推进士人交往的目的，又兼有休闲娱乐的意味，促成了致语以恭维宾客、渲染气氛为内核的写作模式，亦令致语成为我们窥视南宋士人社交生活的一扇明窗。
为人为政与先贤故事：仕宦生涯的理想描绘
对宾客的恭维是致语的主要内容，但并不等于说致语是虚伪而无意义的写作。恭维宾客是致语应用场域决定的内核，然而具体书写仍取决于作者。如何恭维得恰到好处，如何做到得体大方？其书写方式与风格倾向，凝聚着作者们共同的探索，甚至折射一个时代文人共有的思考方式。为此，本节将考察致语恭维宾客的内容选择与表现手法，探寻其典型书写方式的生成基础。
华彩的辞藻与丰富的典故，是四六骈文的写作惯例。但在不同的文体中，辞藻与典故的安排需遵循不同的写作逻辑。在富于官场交际色彩的南宋致语中，仕宦是核心准绳。以下是有代表性的“恭惟”段落：
恭惟知府殿撰侍郎道醇而心正，才大而气刚。胸次容万顷之波，毫端扛百斛之鼎。第从臣之嘉颂，既掞国华；分刺史之真符，更蠲民瘼。(熊克《宴新守黄侍郎致语》)(20)
恭惟某官珪璋粹美，冰鉴澄清。宣布德音，积有神明之望；雍容朝著，养成经济之才。眷此瓯闽，两迂符节。威令飙驰于流马，光风日转于甘棠。谢守诗名，自觉长城之重；曹公相业，不妨醇酎之倾。(赵彦端《饯沈卿乐语》)(21)
某官学传原道，望重封侯。铸轹古之伟辞，韬达今之逸识。屯田减漕，续重华振武之功；作郡移风，肖延寿颍川之治。(洪适《韩提舶解印致语》)(22)
这些段落辞采事典各有不同，但都以仕宦为中心来展开。一位理想的官员，首先在德行方面要经得住考验，“道醇而心正，才大而气刚”“珪璋粹美，冰鉴澄清”“学传原道，望重封侯”等语，侧重对道德品质方面的褒扬。德行以外，政绩是另一个褒扬重点。为朝廷、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获得了怎样的评价，是一位官员人生价值的体现：“第从臣之嘉颂，既掞国华；分刺史之真符，更蠲民瘼”“威令飙驰于流马，光风日转于甘棠”“屯田减漕，续重华振武之功；作郡移风，肖延寿颍川之治”等，皆从政绩着笔。此外，优秀的文才、风雅的态度，也是一位官员理应具备的特质。第一、三例分别以“胸次容万顷之波，毫端扛百斛之鼎”“铸轹古之伟辞，韬达今之逸识”称赞宾客的文才气度；第二例“谢守诗名，自觉长城之重；曹公相业，不妨醇酎之倾”，则举谢灵运、曹操事典，赞誉该官员在政事之外所具备的诗酒风流。
依据不同对象、不同宴会目的，致语褒扬的重点会有细微的调整。如宴请状元，可能会着重称扬文才；宴请帅职，则强调其镇守地方的功绩。如洪适《会肇庆黄通判乐语》：“通判状元……第策于四千举子之上，价擅无双；雠书于十八学士之间，识明元二。”(23)一方面强调其于科举考试中技压群雄的状元身份，另一方面指出其出任朝廷文学侍从的殊荣。周必大《请卢帅乐语》侧重于领军能力：“某官……早提义旅，全生聚于泗滨；中领偏师，荡妖氛于赣水。”(24)尽管恭维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不出为人、为政、为文这几大方面。
作为褒扬重点的为人、为政与为文，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传统儒家对德行、政事、文学等方面的重视。但致语对三者的安排方式，有着时代的特色。对德行的叙述，以尊崇儒道、忠君爱民为核心，体现了宋代儒学复兴、重建道统的总体趋势；对文学的看重，则与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相关，学识储备与写作能力成为宋代新型士大夫的立身基本。而致语对德行与文学的称美最终以政事为归依，处理政事的能力及取得的业绩，才是致语恭维部分的重中之重。这是官场交际带来的取向，同时也是宋代士人仕宦理想的真切折射。
如果说为人、为政与为文横向构筑了理想官员的基本特征，那么对仕官经历的追述及对前途的期待，则从纵向的维度体现了士人关于仕途进阶的理想。许多致语在称扬宾客时会采取一种历时性的呈现方式——过去、现在、将来：
恭惟某官……由灯火卷舒之力，科第阅三十年；积簿书期会之勤，仕宦至二千石。此邦幸甚，其治谓何？恤下邑以捐金，化宵民之珥笔。五兵自屏，百堵孰贤。……洎兹解组，共瞻东粤而去思；伫见出纶，正及南薰而登拜。(许开《饯旧守致语》)(25)
此文先以“科第阅三十年”“仕宦至二千石”等句简笔勾勒该官员早年读书仕宦的经历；继以“此邦幸甚，其治谓何”引出当前职任上的政绩；最后“洎兹解组”“伫见出纶”写离任之后，将入朝接受新的任命。这种绾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叙述方式，描画了一条由科举立身到地方职任、再晋升为朝廷近侍的发展路径，与宋代士人真实的仕宦过程高度吻合。不过，南宋科举之士日渐增多，官位却供应不足。众多士人在中举之后依然需要等待授官机会，还有许多官员终身辗转州县、难以晋升京官。(26)面对这样的现实，也就不难理解致语为何要对仕宦道路做这样的历时描绘。因为这是最理想的仕宦道路，承载着士人群体共有的期待：
既平瀚海之狂澜，行作玉皇之近侍。(史浩《待明守赵殿撰致语》)(27)
敛此大惠，姑润泽于侯方；迄共外庸，伫经纶于帝所。(熊克《宴新守黄侍郎致语》)(28)
以上两例都包含着对未来的设想。尤其第二例，宴请官员是刚刚到任的“新守”，致语却已遥想“伫经纶于帝所”的画面，把出任地方获得政绩视作仕宦途中的台阶，它将引领官员通向朝廷近臣的未来。
比朝廷近臣更进一步的是经纶帝业之后的退隐。史浩《寄居庆汪中嘉尚书年登七秩会致语》展现的便是此类画面：
恭惟观使阁学尚书……自蜚英于雁塔，即擅誉于鹓行。持紫橐以处从班，久罄论思之职；拥碧幢而临帅阃，荐扬恺悌之风。勇退急流，燕居仙里。访老人于南极，鹤返辽东；起学士于西清，珠还合浦。(29)
题下注云“大猷，适斋”，可知宴会嘉宾乃南宋名臣汪大猷(字仲嘉，号适斋)。汪大猷于高宗绍兴十五年登第，曾担任金华、昆山等地的地方官，后在朝为官，累官权刑部侍郎，后又知泉州、知隆兴府，光宗绍熙二年致仕。“蜚英于雁塔”“擅誉于鹓行”简笔勾勒汪的早年仕宦；“持紫橐以处从班”“拥碧幢而临帅阃”对应着汪在朝与外任的经历；“勇退急流，燕居仙里”，致仕回乡，过着惬意的生活。这样一幅景象，大约就是南宋士人群体仕宦理想的极致了。
为人、为政与为文的有机结构，现在、过去与将来的历时脉络，共同构成致语恭维部分的典型书写方式，呼应着南宋士人仕宦生涯的理想蓝图。而这一蓝图的构筑，还有赖于具体的表现技法。
想要实现华彩且自然的恭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援引先贤故事，将眼前之人与前代贤人达宦相提并论。注重用典本是骈文写作传统，而在致语的应用场域中，对人物典故的使用，得到了极为突出地强化。刘克庄《宴吉倅王实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恭惟某官志节日烈而霜严，文章水涌而山出。声名早著，不数黄香之无双(1)；科目小低，犹压杜牧之第五(2)。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间气，同辈立于九万里之下风。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尝曲学以阿世。朱游折槛，诸公惭请剑之言(3)；阳子哭廷，千载壮裂麻之举(4)。一叶身轻，何去之勇？六丁力尽，而挽不回。有谪仙人骏马名姬豪放之风(5)，无杜陵老残杯冷炙悲声之态(6)。仲卿妻安牛衣之俭(7)，超宗子真凤毛之奇(8)。下而一障，上而公卿，会应入手；征以谏官，许以宰相，尚且掉头。拥通德而著书，命便了而沽酒。丽人歌陶秀实邮亭之曲(9)，好事绘韩熙载夜宴之图(10)。贺客盈门，劝展骥而为别驾；长官分席，叹无蟹而有监州。想象醉翁、澹庵之劲节高风(11)，收拾平园、诚斋之残篇断稿(12)。觉此行之不恶，然小住而亦佳。方今图面一新，号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将行申公之言(13)；前席而访逐臣，必奉贾生之对(14)……(30)
此段对宾客的颂扬，使用了大量人物典故。明确提及前代人名的句子，至少有十二处之多。这里略加说明。第(1)处用东汉黄香典故，黄香早年成名，有“天下无双，江夏黄童”的美誉(31)。第(2)处用杜牧以第五人登第典故，说明对方乃科举高第。第(3)处用朱云折槛的典故，西汉朱云(字游)向成帝请斩佞臣，言辞激烈，以至于攀折殿上栏槛(32)。第(4)处，唐代名臣阳城直言极谏，称皇帝若以裴延龄为相，“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33)。(5)(6)两处分别用李白、杜甫典故，此不赘述。第(7)处，西汉王章(字仲卿)早年贫苦，卧牛衣中，得到妻子激励，后官至京兆尹(34)。第(8)处，南朝谢超宗乃谢灵运孙，长于文章，宋文帝称其有祖辈风范：“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35)第(9)处，陶谷(字秀实)曾为歌女作《春光好》词，有“只得邮亭一夜眠”之句(36)；第(10)处，南唐韩熙载好为夜饮，后主命人潜入宅内，画成《韩熙载夜宴图》(37)。以上二处用典，撇去了陶、韩二人纵情声色的一面，而专强调诗酒风流的一面。第(13)处，汉武帝令使者“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询问治乱之事(38)；第(14)处，汉文帝召见贾谊直至夜半，不觉前席(39)。在使用前代人物典故的同时，作者还加入了本朝人物，第(11)(12)处分别举出欧阳修(号醉翁)、胡铨(号澹庵)、周必大(号平园)、杨万里(号诚斋)四位宋代名人。以上句子均属明用，此外还有暗用。如“贺客盈门，劝展骥而为别驾”，暗用《三国志》庞统典故：鲁肃遗书刘备，说让庞统当县令是大材小用，“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40)。《归田录》载，钱昆欲得有蟹无监州处为官，“长官分席，叹无蟹而有监州”则反用其事典。
作者将众多著名人物串联到了一起。这些人物各有所长，各有扬名后世的理由。有的是因为文才出众，如黄香、杜牧、李白、杜甫；有的是因为品行超逸，如朱云、阳城；有的是因为突出的政绩，有的是因为风雅的轶事……不同人物的不同典故，分别凸显着被恭维宾客的各个侧面，全方位地塑造着宾客的形象。这种塑造方式固然有其过于美化的一面，但却是交际场中不可或缺的滤镜。适度的修容与粉饰，往往能获得更好的社交效果，这一点古今相通。
氛围经营与诗词化用：文人风采的有效展示
应用于士人宴饮的致语，在颂扬宾客之外，还承载着调动宴会气氛的重要功能。对相关景物、场景展开描绘与想象，渲染清新文雅、诗酒风流的整体氛围，成为致语又一典型书写方式。
开篇部分通常具有提示宴会主旨的功能，在这一部分引入相关景物以映衬宴会的主题、凸显宴会的难得，是不少致语的常见做法。如崔敦礼《平江府饯丘知府致语》：
分符出守，褰帷行茂苑之春；鼓棹言旋，泻练沂澄江之月。屈兰舟而少驻，张绮席以倾欢。(41)
“茂苑之春”“澄江之月”暗示了宴会的时间(春夜)，同时也简笔勾勒出风景的怡人；“兰舟”“绮席”则以优美的字眼点明饯别的主题。
开篇部分篇幅较短，重在提纲挈领，书写多点到即止。对景物展开精细描摹、努力渲染宴会的喜乐气氛，更多是在致语的后半部分。如洪适《台州会太守致语》：
南薰共挹于清风，东谷正延于化日。荷敷翠盖，榴蹙红巾。锦裀旋学柳之腰，雁柱促剥葱之指。琼枝继佩，相娱银海之前；缥瓷酌醽，莫惜玉山之倒。(42)
“南薰”“东谷”二句铺垫出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碧绿的荷叶、鲜红的榴花，点染出夏日景物的优美。“锦裀”句写舞蹈，“雁柱”句写音乐，并以杨柳纤腰、剥葱玉指展现歌儿舞女的曼妙。“琼枝”句化用《离骚》“折琼枝以继佩”，以彰显与宴者的高洁，“缥瓷”句描写开怀畅饮、不醉无归的欢乐情景。身为四六大家，洪适驾驭文辞的功力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在短短数语中成功描摹出一场宴会的理想画面，天气与风物、歌舞与美人、高洁的品质与惬意的心情，无不俱备。
王子俊也是长于四六的名家。《代赵漕使进秩酢帅燕会乐语》对宴会氛围的营造同样可圈可点：
赞善矧蒙于高会，视仪爰秩于初筵。萃千指以调弦，谐五音而度曲。霓裳叠月，清音上薄于行云；罗袜凌波，丽舞低回于急雪。琼艘运绿，宝炬摇红。细聆玉应金舂，有怀毕吐；直至参横斗转，不醉无归。(43)
“赞善”二句总说宴席的盛大；“萃千指”二句写音乐；“霓裳”四句写舞蹈，化用霓裳羽衣、凌波微步等典故，尽写舞姿之美；“琼艘”二句聚焦酒盏与蜡炬两种事物，绿酒红烛既形成色彩鲜明的对照，又衬托出宴饮之乐；“细聆”二句形容宴席上高谈阔论；“直至”二句预想宾主尽欢、不醉无归。
这些致语的氛围经营，侧重于对宴席整体情境的呈现。优美绚烂的文辞，精雕细琢的刻画，是对眼前景、眼前事的升华，激发着与宴者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是对宴会凝聚力的有效辅助。
另一些致语在经营氛围时，更热衷于凸显风流倜傥的人物态度。陈造《燕乡守致语》：
挹光风之转蕙，俯流水以秉兰。擘会稽之吟笺，未妨卜夜；欹庾敱之醉帻，正用酬春。(44)
“光风”“转蕙”化自《离骚》；“流水”“秉兰”及下一句“会稽”“吟笺”源出东晋兰亭雅集；“欹庾敱”句用庾敱醉酒典，庾头巾掉落在几案上，以头穿取，豪放不羁。“挹”“俯”“擘”“欹”等表示动作的字眼，一一彰显着与宴者的雅兴。又如牟巘《宴公孙倅乐语》：
南楼山、北楼水，正当无公事之时；左手螯、右手杯，却喜有监州之处。不妨起舞，相与定交。(45)
亦着重表现与宴者的从容惬意，在营设风雅意境的同时，也升华着主宾关系。
致语的应用场域既以职官体制为依托，又以士人为主要参与者和撰写者。如果说对宾客的颂扬尤为突出地体现了官场社交的底色，那么对清雅氛围的经营则投射着士人的典型审美趣味。为营设符合士人审美理想的宴饮氛围，作者将目光集中投向了前代诗词。对诗词成句及相关典故的化用，有着相当高的频率。略举数例：
(1)一椿独老，霜皮溜雨，黛色参天；双萼齐芳，红杏倚云，碧桃和露。(文天祥《宴湖南董提举致语》)(46)
(2)何幸斯文，日五色而不迷过眼；劝容此老，酒一樽而细与论心。(方岳《南康燕考试官乐语》)(47)
(3)接贤助于宣城，曾赓净练澄江之句；洽将迎于北海，亟诵凝香燕寝之诗。(唐士耻《赵守宴李倅致语》)(48)
例(1)先化用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形容主宾品德高洁，后化用高蟾“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据文意推测，应形容主宾兄弟齐贵。例(2)用反苏轼“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余与李廌方叔相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表示考官能准确辨识英才；后用杜甫“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言主宾谈诗论文。例(3)先用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后用韦应物“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描绘主宾相欢。
以上主要是对诗句的化用，还有化用词句的例子：
高柳咽新蝉，奏薰风入弦之韵；华屋飞乳燕，正桐阴转午之初。羽扇纶巾，雍容谈笑；霓裳翠袖，讴咽笙簧。敢以巴人之词，上侑醉翁之操。(吴儆《宴邕守乐语》)(49)
此段多处化用苏轼词句。首二句出自苏轼《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次二句出自《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羽扇纶巾”出自《念奴娇·赤壁怀古》；末句用苏轼为欧阳修作《醉翁操》之事典。化用词句之密集，可见一斑。
《挥麈后录》提到过一个典型的例子：
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朱)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酲。”又皆柳词中语。(50)
柳永《留客住(偶登眺)》有“是谁家绿树，数声啼鸟”之句，《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有“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之句。王汉之(字彦昭)好柳词，朱新仲化用柳永此作，正投幕主所好。
致语对词的化用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在其他许多骈文文体中，化用词句并不常见。毕竟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宋人视为小道，即便到南宋时已日渐得到重视，但词与宴饮娱乐依然存在密切的关系。士人在撰写相对正式的文章时，会有所回避。不过，词与宴饮的这种关系，在致语的应用场域中却若合符契。词与致语都可以用于宴会表演，有的表演甚至将致语与词组合在一起，如欧阳修《西湖念语》与《采桑子》组词。因此，致语援用词句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有助于渲染宴会气氛，提升宴会格调。
从前代文学资源中吸取养分，是骈文写作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致语对诗词的频繁化用，还有一些更深层的理由。以诗词为主的文学经典，是文采的象征，是士人们奋力追求的艺术境界。透过诗词，文人特有的风采得以贯穿于致语中。凭借对诗词等经典文学资源的吸取与转化，作者成功营造出优雅清丽、诗情画意的宴会氛围。这是属于士人的宴会。既精致又文雅，既从容又惬意，有着士人特有的印记，以学识文采彰显着士人的身份。如牟子才《同张倅宴吴吉州乐语》的后半部分：
……人欲和别乘清风之曲，我惟诵栖枝明月之诗。至后日长，且喜剥阳之尽荡；夜来云冻，不妨需燕之式张。笑其索于梅花，舞偏低于杨柳。琵琶好听，未须湿司马之衫；肴菽杂陈，政好尽醉翁之酒。姑烦乐指，申介寿眉。挥万字，饮千钟，不忝文章之太守；荐三花，裁五色，会征岳牧之词臣。(51)
苏轼曾作《点绛唇》，有“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之句，此即首句原本。“栖枝明月”则用曹操赋《短歌行》诵“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事典。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二》有“巡檐索共梅花笑”，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即“笑其”二句出处。“琵琶”二句，化用白居易《琵琶行》；“肴菽”二句，用欧阳修《醉翁亭记》。“挥万字”三句，出自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最末三句来自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其六》中的“何处春深好，春深学士家。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对诗词经典的化用，一方面高度集中地描绘出靓丽的风景，清风、明月、梅花、杨柳，给人以扑面而来的画面感。另一方面，诗词作者的气质风度也在无形中叠加到致语中，曹操的慷慨、苏轼的清旷、欧阳修的洒脱、白居易的风雅……仿佛都充溢于宴席之间。通过对诗词及前代经典文学的精彩组织，将宴席气氛渲染到一种极致。
对风雅氛围的着意经营，构筑着致语的整体风格倾向。文采斐然、秀丽清雅是突出表征。上文所引文段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色。这种风格与制诏、表状等四六文体形成鲜明对比。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52)内外制乃代君主立言，自然有着独特的标准。至于“寻常四六”，当指笺启等士人日常写作，致语也在“寻常四六”之列。笺启等文章用于士人社交，重视个人才学的得体施展；与宴会相关的致语在社交之外还兼具娱乐的功能，自然更是往花团锦簇的方向发展。南宋致语的整体风格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士人身份与群体认同：话语方式内部的价值体系
以士人宴饮和官场社交为底色的应用场域，在生成致语书写方式和典型风格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致语的境界。认为致语乃俳谐之语、加以贬抑的观点，正是由此而来。致语的应用场域决定了致语需以颂扬之语为主流，而颂扬终究难以避免溢美之处。然若因此将致语一概否定，却又是对宋人写作真实状态的遮蔽，也是对致语独特价值的忽视。从文学层面说，致语使恭维真正成为一门艺术：既以对仕宦理想的描画完成对宾客的颂扬，又以绚丽的辞采营设宴会的风雅气氛，其文学表现可圈可点。从文化层面说，致语参与着士人交际的过程，不但是知识修养与文学能力的体现，而且充当着群体认同的纽带，折射着南宋士人特有的价值体系。
为认清这一点，不妨对士人写作致语的具体情境再作一些考察：致语作者是以怎样的身份进行写作？致语写作在其仕途生涯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史浩、李曾伯、洪适，南宋致语创作量名列前茅的三位作者，为我们分别展示了致语写作的三类典型情境。
洪适(1117-1184)字景伯，号盘洲，与弟洪遵、洪迈知名于时，并称“三洪”。今存致语46篇(53)，绝大多数是为长官而作。其《秋阅致语》题下有注云：“已下为广帅作。”(54)所谓“广帅”，当指广南东路经略使方滋。绍兴十七年(1147)，父亲洪皓被贬英州，洪适恰逢免官，于是往来岭南侍亲，前后9年。在此期间，方滋延请洪适为僚属，大致相当于通判的地位(55)。长于文采、高中博学鸿词科的洪适，自然被委以文字之任。如《会肇庆新守乐语》《广东秋教致语》《鹿鸣燕致语》等，作者虽是洪适，但宴会主人均为经略使，行文中“我经略”的表述即为明证。洪适后来仕途顺遂，官位逐级递增，但却极少写作致语了。由此推知，洪适作致语，是践行幕府僚属的职责。这是南宋士人写作致语的主要情境之一。
初入仕途的士人或位阶较低的官僚，代长官写作公文，这是宋代颇为常见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州县教授代撰致语的情况。《容斋随笔》曾记载北宋名臣邹浩的一则故事：
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56)
邹浩任颍昌教授，范纯仁令其撰致语，邹浩却坚持不肯。他的坚持得到了洪迈的肯定：“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此事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出于对州县教授之职任的充分尊重。翰林学士是文学侍从，乐语撰写是其分内之事。国子祭酒、国子司业等教官职责在教育，文字工作并非其职责所在。高宗绍兴二十六年曾出台一份诏令，规定诸州教授不许兼任他职，《古今源流至论》总结为：“不撰乐语，不兼他职，其任专也。”(57)然而北宋至南宋初年的这项惯例却随时间流逝而渐渐销蚀。洪迈《容斋随笔》指出当时现状：“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58)担任州县教授者通常都具备较好的文才，长官们自然乐意让教授代笔。洪迈自己也承认，在担任福州教授期间，曾作过“圣节乐语”之类。尽管洪迈自觉有愧，却说明教授代作是当时的总体趋势。现存不少致语也印证了这一点，如陈造(1133-1203)《平江府天申节致语》，就作于平江府教授任上。程珌(1164-1242)于宁宗嘉泰元年(1201)除建康府教授，其《建康鹿鸣宴致语》作于此时。甚至有人因致语撰写获得声名。周密《齐东野语》卷八载：
熊克字子复，博学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开宴，命子复撰乐语。季海读之称善，询司谒者曰：“谁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见前席。(59)
王季海即王淮(1126-1189)。教授熊克因致语撰写获得了长官垂青。这一故事还有后续：多年后，王淮任职枢府，宋孝宗询问王淮，有无长于四六却“在下僚未知名者”。王淮对以熊克。克遂得以召试学士院(60)。类似记载，透露着南宋官场的鲜活生态。对于生存于其中的南宋士人而言，为长官撰写的致语不但带有任务性，而且很可能成为通往上层的敲门砖。如此一来，致语对主宾关系必须有恰如其分的把握。华美的辞采、出色的用典正是展现自我能力的方式。
第二种典型情境是官员为自己举办的宴会撰写致语。李曾伯可视为该类型的代表。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长于边事，以文臣主军，曾任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转运使，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等职。其致语大多是作为宴会主人、为自己举办的宴会而作。如《荆阃宴交代贾尚书致语》有“远从桂岭，来次榆边”(61)的表述，正是李曾伯从静江府离任后任京湖制置使的时期。其他《宴湖南章漕致语》《桂林宴交代董侍郎致语》等，都能清晰看出作者即宴请者。李曾伯既有文才，也有亲自参与致语撰写的热情。他的致语显示了身为主人的从容自得。如《宴湖南洪漕致语》云：“春雨堂高，犹记姑苏台之倾盖；晴岚市接，不图离骚国之联镳。细哦渊明九日之诗，聊酌孺文二天之酒。共奖王室，永缔交盟。”(62)追想当年交情，书写今日欢会，很能引发听者内心的共鸣。
类似的还有文天祥，他的致语多作于自己主办的宴会上。任湖南提刑时，作《宴交代湖南提刑李运使致语》：“我提刑同看长安花，新听衡阳雁。茅舍竹篱，玉堂金马，到处无心；青天白日，芝草凤凰，旧时相识。自是平生管、鲍，合成一会萧、曹。”(63)不卑不亢，不贬低自己以抬高他人，不动声色地展现二人共有的为政能力、清高品质，以此为基础构筑出主宾之间的深厚情谊。
透过这类写作情境，可以看到南宋官员对文采的自诩。致语不但表达了对宾客的殷勤，而且展示着自身的才华。尤其是宴请曾一同中举、一同为官的客人时，致语更有助于唤醒主宾对士人身份的共同体认。
第三类写作情境是退居士大夫的宴会。这种类型的代表是史浩(1106-1194)。他是南宋致语最高产的作家。史浩字直翁，号真隐居士，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历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孝宗淳熙十年(1183)致仕，卒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史浩一方面曾位极人臣，另一方面有着长达二十年的乡居生涯。史浩的致语今存51篇(此据《全宋文》统计)。其中，少部分作于仕宦初期，大多数作于晚年乡居时期。
致语中关于主人身份的说明可以帮助确认写作的时间，这些身份包括“少师”“致政太保”“致政太傅”“致政太师”等。据《宋史》，史浩晚年求去官，先拜为少傅，后以太保致仕，后又进为太师(64)。由此可见，晚年乡居时期的史浩曾多次宴请官员士人，并写作致语以娱宾。这些宴会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宴请地方官，一类是宴请亲友。官员中出镜率最高的是明州地方官，如《宴明守林郎中致语》《宴明守高大卿致语》《待明州权府提刑虞察院致语》等。史浩退居之地是故乡鄞县(今浙江宁波)，属明州。这样一位致仕高官，其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往不难想象。他们通过相互宴请，维持着官员群体惯有的交际。宴席中的致语，正是这种交往的载体。另一类宴会以亲友为主，但仍与官场有关。如《德翁弟转员郎庆会致语》为弟弟升官而作；《纳孙妇钱氏亲会致语》乃孙辈娶妇，称主宾(孙媳妇的父亲)为“推官”，可知也在官员之列……朝廷重臣的身份，成为史浩极具分量的无形资产。史浩在乡里的各种宴会，实乃士人展开交际的重要场合。参与宴会乃至获得致语的颂扬，则是对史浩身份资源的沾溉。此类致语写作，在娱乐的同时更塑造着史浩的文化权威，进一步将精英的价值观念渗入地方。
凭借以上三类情境的考察，我们可以感受到致语在南宋士人社会中承载的意义。致语的话语方式及风格特色是对南宋士人生存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鲜明呼应。凭借华美的辞藻、精致的典故对宾客进行不遗余力的颂扬、准确把握宾主关系并精心营造清新风雅的宴会氛围，其实是对南宋社会独特面相的一种折射：在这个社会中，知识与文采是士人的群体共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仕宦基础。南宋士阶层接续了唐宋之际变革的总体趋势，同时也由上向下不断深化。如果说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中，科举士大夫占据了领导地位，那么从北宋到南宋的士人群体，则经历着由中央向地方、由高层向低层的进一步拓展。知识与文采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拥有，日常交际中应用性极强的写作又为士人提供了施展的场所。在此背景下兴盛的致语，是文学权力下行的表现，也是文学水平提升的明证。
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艺术的水准，宋代都是致语的巅峰。元代以后，致语便有难以为继的倾向，渐向其他文体转化(65)。究其根本原因，是应用场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元代对科举制度的漠视是对士人的一次重大打击，官场宴饮也失去了士人之文化底色，对致语的需求不复强烈。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学权利的下移，一般士人乃至普通民众家宴对致语的需求日渐增多(66)。为应对日常写作的需要，四六类书勃兴，提供了众多便利的活套(67)，同时也削弱了士人精雕细琢的动力，导致致语艺术水平的滑坡。时过境迁，后人已不能认同致语的地位。唯有回归致语生存的历史时空，对致语的书写肌理作出细致审视，我们方能真切感知致语内部的士人心灵世界，并为一种应用之文、“俳谐”之文所能达到的精致艺术而由衷佩服。
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册，第6页。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丹阳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6页。
③此前学者对宋代致语的功能、形态、文体特征等方面已有不少总体研究，为本文深入考察致语的书写方式提供了基础。谷曙光：《宋代翰林学士撰教坊乐语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任竞泽：《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杜少静：《宋代乐语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等几篇较有代表性。
④南宋文人对“致语”“乐语”很少刻意区分，在具体创作中，两者通用，而题为“致语”者更常见。
⑤谷曙光《宋代翰林学士撰教坊乐语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对此有详细论述。
⑥致语的基本形态，是由一则骈文序引加一首七律口号组成。口号以赞美颂扬为主，新意不多，本文暂不讨论，重点关注骈文部分。
⑦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9页。
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4页。
⑨关于“宴飨赋诗”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与宋代乐语间的关系，徐燕琳《论宋代乐语的诗乐渊源》(《戏剧艺术》2012年第4期)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⑩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三，李逸安校点，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056页。
(11)杜少静《宋代乐语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将其归为“民宴”之列。
(12)杜少静《宋代乐语研究》将致语的应用场合分为朝宴、官宴、民宴三类，并对相关作品做了统计，指出官宴致语占55.45%，民宴致语占15.31%。一些被作者归入民宴的作品，其实仍具有官宴的性质(如陈师道《立春致语》中有“恭维某官”字样，不宜简单列入民宴)，故用于官宴的作品比例还应更高。
(13)苏轼：《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苏轼诗集》卷四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09页。
(14)2729史浩：《史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76、695、708页。
(15)(61)(6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册，第362、364、370页。
(1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册，第94页。
(17)(30)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二五、卷一二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06、5186页。
(18)(19)(4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册，第128、128～129、128页。
(20)(2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册，第361～362、362页。
(2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册，第183页。
(22)(23)(42)(5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册，第175、185、168、169页。
(2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册，第384页。
(2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册，第126页。
(26)王瑞来：《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的故事》(载《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对这一问题有细致而深入的考察。
(31)范晔：《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614页。
(32)(3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15、3238～3239页。
(3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四《阳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70页。
(35)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六《谢超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35页。
(36)文莹：《玉壶清话》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37)《宣和画谱》卷七“顾闳中”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38)(3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21、2502～2503页。
(40)陈寿：《三国志》卷三七《蜀书·庞统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4页。
(4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册，第134页。
(4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册，第249页。
(4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册，第484页。“敱”字，《全宋文》及明万历刻本《江湖长翁集》卷四○均作“凱”，误。此处乃用西晋庾敱堕帻之典故，不当作“凱”。
(4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册，第30页。
(46)(63)文天祥：《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448页。
(4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册，第416页。
(4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册，第146～147页。
(50)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页。
(5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册，第409页。
(52)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词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53)此据《全宋文》统计。依据计算方式的不同，会得到不同结果。如《水教致语》与其后的《归路致语》应作于一时，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但二文各自有着相对完整的致语形态，故按两篇计算更好。此处统计采取了后一种判断标准。
(55)钱大昕撰、洪汝奎增订：《洪文惠公年谱》“绍兴二十二年”条，《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册，第5470页。又据洪迈《夷坚支志》甲卷四“共相公”条，方滋弟方洪与洪迈同为僚属，胥吏倡优为避方洪名讳，称洪适为“共通判”。
(56)(58)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五“教官掌笺奏”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08页。
(57)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9页。
(59)(60)周密：《齐东野语》卷八，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页。
(64)脱脱等：《宋史》卷三九六《史浩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068～12069页。
(65)明代幛词“一骈一词”的形态，还保留了一些宋代致语的印记。叶晔《论明幛词的起源与演变》(《词学》2013年第2期)指出，宋代致语是明幛词的文体来源之一。但幛词通常题写于锦幛之上，而非宴会表演所用，其文体功能及书写方式已发生了变化。
(66)韩伟《宋元“乐语”演变疏考》(《中国音乐史》2014年第4期)论及了这一点。
(67)侯体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对这一点有详细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