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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宗教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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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公民宗教以"美国的以色列"、"欧洲是埃及，美国是迦南"以及美国乃"山城之巅"等为其核心概念，有人据此便断言：美国公民宗教本质上是美国民族的一种"自我崇拜"（self-worship），是一种"宗教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宗教"。这样一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不够全面。因为美国公民宗教既然脱胎于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宗教，它就势必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的习性"（a cosmopolitan habit），从而超越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崇拜或爱国主义而内蕴一种世界主义或普世主义。这从美国公民宗教的上述概念中也可以窥见一二。例如，就"美国的以色列"论，依据《圣经》，以色列乃上帝的选民，而上帝之所以拣选它，就是要它成为世界各国的"君王"，要它在世上替天行道。而在美国公民宗教里，美国人既然以以色列自诩，则它显然便有成为世界各国"君王"的雄心，有替天行道的使命意识。再如，既然美国人要"做光"，将美国视为"山城之巅"，则它便势必试图将美国的光投向世界各国，将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向世界各国。至于美国公民宗教宣扬"欧洲是埃及，美国是迦南"，更彰显了美国人想要扮演的世界救世主角色。如果说在18-19世纪，扮演"埃及法老"或"美国意识形态敌人形象"的是"英国"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扮演"埃及法老"或"美国意识形态敌人形象"的则是苏联和中国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以及"伊斯兰好斗分子"（militant Islam）。
正因为如此，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公民宗教的"世界主义的习性"得到越来越多的暴露，它不仅在美国的内政方面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功能，在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主义和宗教殖民主义的活动中越来越多地扮演了"世界公民宗教"的角色。美国公民宗教的"末世论目标"并不限于美国自身，而是在于世界，在于取代联合国，建构出"一种真正的跨民族的主权"（a genuine transnational sovereignty）："迄今为止，联合国的光焰燃烧得太低了，以致不能成为一种礼拜的焦点（a focus of a cult），但是一种真正的跨民族的主权必定会改变这一点。有必要把至关重要的国际象征整合进我们的公民宗教"，整合进"世界公民宗教"（a world civil religion）。至于这种"世界公民宗教"与美国公民宗教的关系，尽管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美国的公民宗教视为这种世界公民宗教的"一部分"（one part），但是，这样一种世界公民宗教本质上只不过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实现"（a fulfillment）而不是对它的"否定"（a denial）。关于这一层，美国公民宗教概念的先知和主要代言人贝拉解释得很清楚。这就是："幸运的是，既然美国的公民宗教不是对美利坚民族的崇拜，而是根据终极的和普遍的实在对美国经验的一种理解，那么由这种新形势所决定的重组就不必破坏美国宗教的连续性。一种世界公民宗教可能作为美国公民宗教的实现而不是对它的否定而被接受下来。的确，这样一种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是美国公民宗教的末世论希望（the eschatological hope of American civil religion）。否定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在否定美国自身的意义。"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美国公民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是如何一步步地扮演"世界公民宗教"的角色的。
一、从"孤立主义"到"世界霸权主义"
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充当救世主，它就首先必须做大做强自己。一个弱小的国家不仅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甚至也不足以充当"典范"。而做强做大自己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竭力排除欧洲列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推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路线。
17世纪中期，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不仅催生了一系列欧洲大国，而且也酿成了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均势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实力外交，其结果是弱小国家不断成为大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等）"补偿原则"的牺牲品。例如，在1814年10月-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波兰和萨克森便成了均势外交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弱小国家的美国如要避免波兰和萨克森的命运，不仅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且把自己做强做大，其最佳选择自然是拒绝与欧洲列强结盟，采取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在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看来，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并非一种纯然消极的防御性战略，而是依然蕴含有"世界主义"的用心的。对于这些政治精英们来说，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不仅可以使尚处于弱小状态的美国有效地避开欧洲专制势力的干扰，而且还可以因此而专心致志于美国自身的革命事业和自由事业，对世界各国树立典范，从而更好地扩大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当年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富兰克林（1706-1790年）断言：把美国的事情办好具有世界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在世界上"为热爱自由的人们准备一个避难所"，而且可以使人们发现"我们在捍卫我们自由的时候也是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我们的事业"同时也就是"整个人类的事业"。1821年7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独立日的演说中，突出地强调了美国事业的"典范"意义。他说道："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怪物加以消灭，她真诚地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独立。她将只是自身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支持者。她将通过声援的方式和树立典范表现出的仁爱的同情来支持这一普遍的事业。"
而这种以"树立典范"为中心内容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随后在门罗总统1923年1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得到了明确而完整的表述，并赋予其以新的内容。这项咨文即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其所包含的原则即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企图，提出了"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原则。其具体含义为：（1）要求欧洲国家不在西半球殖民。这一原则不仅反对西欧国家对拉美的扩张，而且也反对俄国在北美西海岸扩张；（2）要求欧洲不干预美洲独立国家的事条；（3）保证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包括欧洲现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务。
门罗主义的提出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块重要的界碑。它生动不过地表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是与它的扩张主义路线结伴而行的。门罗主义所表达的与其说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毋宁说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当美国以美洲代言人的身份警告欧洲人"不要插手"时，这就等于向世人宣布美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这种扩展政策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1776年7月4日，北美的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的领土范围只是大西洋沿岸的13个洲，其面积只是大约80万平方公里。经过八年的独立战争后，于1783年，美国和英国签定了《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的独立，并先后把13个洲以外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土地划归美国，美国领土达到230万平方公里，约占现在美国本土面积的30%。1803年4月30日，美国以"金钱外交"的和平方式和法国代表签定条约，仅以150万美元的小小代价便取得了密西西比河西岸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19年2月，美国又以500万美元的代价武力兼并了西班牙统治的有15万平方公里的弗罗里达。1845年和1859年，美国又先后兼并了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和俄勒冈。1848年2月，美国又以1500万美元的微小代价武力兼并了墨西哥的近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由此看来，门罗主义无非是西部运动的一种继续而已。殖民扩张实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点，这就是：美国公民宗教的"典范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殖民性或虚饰性，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本质上依然是一条扩张主义或殖民主义路线。美国"典范论"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的殖民主义本质随着美国实力的提升而越来越得到充分的暴露， 其结果便是全球主义或世界霸权主义外交路线的制定和实施。
在美国总统中，第一个提出全球主义外交路线的是威尔逊（1913-1921年在位）。威尔逊（1856-1924年）是美国第28任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威尔逊和他的前辈一样恪守"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努力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取中间立场，实施"远离战争"的传统国策。但随着德国于1917年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并秘密邀请墨西哥与德国结盟反对美国，威尔逊决心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1917年4月2日，威尔逊发表战争咨文。而威尔逊提出的美国参战的"充足理由"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世界主义"。他说道：美国之所以必须拿起武器，乃是"为了世界的最后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解放，……是为了世界无论大小民族的权力和各地人民选择他们生活方式和政治权威的特权。"在此后的全国巡回演讲中，威尔逊向美国人民发出了走出孤立主义的呼吁。他说道："美国的孤立状态结束了，这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走进世界政治的舞台，而是因为这个民族的聪敏才智和我们力量的增长已经使我们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在你成为决定性力量之后，无论你是否希望，你都不能继续保持孤立，是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结束了孤立，而且历史的进程也不过是实现了我们共和国的建立者的预言。"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签订公开条约，杜绝秘密外交"、"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裁军和限制军备"、"公道地处置殖民地"以及"建立国际联合机构"等。对于威尔逊来说，这样一种全球主义的外交路线无非是美国宪法原则普世化和美国秩序世界化。而这原本是作为上帝选民的美国的使命。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向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是由其所承担的"天命"决定的。他告诉人们，美国此前"一直全神贯注于国内的发展"，"这第一项任务已经大体完成"，现在是"美国开始关注它对整个世界承担的任务"的时候了。"这样一种时刻已经到来，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国将再一次向世界表明，它生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不难看出，威尔逊所鼓吹的全球主义外交路线的根本目标在于推动国际秩序的根本改造，将美国社会山巅之城的光普照世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正是由于美国怀抱的这样一种"使命感"和"全球意识"推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90年代前与苏联争霸天下，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竭力独霸世界。
二、从"遏制战略"到"和平演变战略"
美国虽然在口头上主张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其推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时期还是在其推行全球主义外交政策的时期，对外干涉都是其外交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例如，美国之所以推行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固然有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但还有一项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欧洲列强在美洲的影响，确立美国在美洲的主宰地位。美国的早期干涉主义不仅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有鲜明的表现，而且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也有其鲜明的表现。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始于对墨西哥内政的干涉，终于对墨西哥领土的掠夺。 而1898年的美西战争不仅宣示了美国在推行孤立主义外交路线时代所奉行的西半球主义，而且也宣示了美国的全球觊觎。因为通过美西战争，美国不仅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两个西半球的海外殖民地，而且还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和关岛这两个东半球的海外殖民地。20世纪初，在美西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o罗斯福（1858-1919年，1901-1909年在位）曾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干涉主义本质做了毫不掩饰的表白。一方面，他从门罗主义推论出美国独享的在西半球的"国际警察权"，宣称："在西半球美国的坚守门罗主义，可能迫使美国不论多么不情愿，仍不得不对恶名昭彰的恶行或无能，行使其国际警察权。"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将美国在西半球所独享的"国际警察权"延伸至东半球、延伸至世界各地，宣称：美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由此看来，西奥多o罗斯福的国际警察论既可以理解为威尔逊全球主义外交路线的先声，又可以理解为威尔逊全球主义外交路线的注脚。
尽管从美西战争时起，美国便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孤立主义而转向了罗斯福-威尔逊的全球主义，但长期以来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及其范围一直是相当有限的。这种状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了根本的变化。而对美国外交政策方面这样一种转向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珍珠港事件。一如著名外交史家罗伯特o奥斯古德所言："自从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明白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海外发生的事态的深刻影响，他们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会受到其他地区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破坏。"这一事实再次表明，惟有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才是推动美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转向的真实动因。
然而，当美国从西半球走向世界后不久，突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一度是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盟友的苏联竟是自己的最主要的敌人。诚然，出于充当"国际警察"的需要，美国对整个第三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干涉。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对危地马拉、古巴、印度尼西亚、中国、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实施了准军事行动，对朝鲜、黎巴嫩、多米尼加、越南、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实施了直接的军事干涉，并对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制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动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削弱和消除苏联世界影响的考虑。"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正是苏联鼓动了正在发生的动乱。如果苏联人民没有卷入这种多米诺游戏，世界就不会有热点。"里根总统的这番话可以看作是旧冷战时代历届美国总统外交思维方式的典型写照。
正因为美国有了这样一种外交思维定式，在整个旧冷战时代，美国对苏联采取了严厉的遏制政策。乔治·凯南（1904-2005年）是提出"遏制政策"的第一人。1925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开始接收俄语和俄国事务的专门培训。1929年后到柏林大学学习俄罗斯文化，并在欧洲一些国家从事外交工作。随后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威廉·马歇尔·布利特的助手兼翻译。1944-1946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代办。1946年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提出并最终被美国政府采纳的美国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即遏制政策。1947年，他以"X"的署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明确提出美国要使用"抵抗力量"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遏制"。这一主张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战略的思想基础，凯南本人也由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同年，凯南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首任司长，并一手推动建立中央情报局，并开始参与马歇尔计划的策划。1952年，凯南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1953年，凯南退出外交部，返回母校任教。2005年去世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在头版报道其去世的消息，称他为"冷战时代的顶级战略家"和"构筑美国外交政策的圈外人"。
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活动是多方位的。它不仅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活动，而且还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下面，我们就以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曾设计和制定了一项援助西欧国家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按照这项计划，自1947年7月起，在四个财政年度内，美国给西欧各国提供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形式在内的援助合计达130亿美元。受到援助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而以英国、法国和德国获得的援助为最多。其中英国获得32.97亿美元的援助，法国获得22.96亿美元的援助，德国获得14.48亿美元的援助。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深层动机，历史学家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项计划的宗旨在于复兴欧洲经济；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计划的本意在于抗衡和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从表面上看，该计划复兴欧洲经济的用意似乎是不容否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经济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47年，欧洲经济依然徘徊在战前水平以下，并几乎看不到增长的迹象。农业生产是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总额则仅为59%。就此而言，美国官方将马歇尔计划称作"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不是没有缘由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该项计划抗衡和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很可能是其更深层次的动因。首先，凯南呼吁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的报告是在1946年2月22日上报给美国国务院的，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是在1946年3月5日在杜鲁门总统陪同下于杜鲁门的母校维特敏斯特学院发表其反苏反共的铁幕演说的，这就使得马歇尔计划难免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且，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中，对于铁幕的边界做了明确的划定。他说道："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所圈定的铁幕的"另一边"竟完全排除在马歇尔的援助计划之外，这种惊人的一致最好不过地说明了马歇尔计划是在"铁幕"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其次，在马歇尔计划正式实施之前，美国在1947年1月就对希腊和土耳其实施了一批实质性援助。美国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希腊和土耳其实施紧急救援呢？最根本的就在于土耳其和希腊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壤，通过经济援助将这两个国家建设成遏制共产主义的前线。在美国和英国看来，对希腊的援助尤其刻不容缓。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不仅曾于1944年9月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获得多个部长职位，而且还于1946年12月发动了反对英国和美国扶植的保皇势力的武装斗争。第三，美国之所以急于援助西欧各国，一个重要目标在于遏制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西欧各国共产党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表现，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战后选举中取得了普遍成功，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加入了政府，而且还赢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不仅于1944年4月参加了联合政府，而且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还先后任副总理等职。再如，法国共产党不仅从1944年9月起连续参加五届联合政府，而且还在1946年大选后成为法国议会第一大党。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决策者对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滑入共产主义阵营萌生了疑虑。而在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的1947年，西欧各国共产党相继被排挤出议会和政府，也充分显示了马歇尔计划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政治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毋宁说是一项意识形态计划和政治计划，一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计划。
然而，苏联似乎并没有因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崩溃，相反，战后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在从1945年到1957年的12年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4倍，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发展神速。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57年，苏联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非但没有受到美国遏制政策的影响，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发壮大。越南（1945年9月）、朝鲜（1948年9月）、中国（1949年10月）和古巴（1959年1月）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势下，美国逐步萌生了"超越遏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想法。早在195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顾问的杜勒斯（1888-1959年）便"企图说明一种新的'解放'政策，这种政策是将用来代替那已被认为无效的'遏制'政策的。"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的会议上，杜勒斯在证词中又明确地提出了用"和平的方法""解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的"被奴役的人们"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和平手段"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变化的新战略，即和平取胜战略或和平演变战略。这样一种战略，肯尼迪称之为"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种子的和平战略"，里根政府称之为"民主工程"，布什称之为"超越遏制"，尼克松称之为"不战而胜"，克林顿称之为"参与和扩展战略"，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点，这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资本主义的社会颠覆或社会复制，让美国这个山城之巅的"光焰"照耀全世界。
三、美国公民宗教的"世界维度"
前面，我们在讨论美国公民宗教概念的生成过程时，曾经强调指出：美国公民宗教这个概念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下半期逐步酝酿形成的。而在讨论美国公民宗教的政治轨迹时，我们又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孤立主义"到"世界霸权主义"、从"遏制战略"到"和平演变战略"的转变，而作为"世界霸权主义"重要表现形式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初步形成并大体定型的。这就是说，美国公民宗教概念的酝酿形成与美国作为世界霸权主义重要表现形式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酝酿形成大体是同步的，都大体发生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时代。这两个历史事件在时间维度方面的大体重叠难道是完全偶然的吗？难道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内在关联吗？
前面，我们谈到，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美国学者，如赫尔伯特、米德和贝拉等，先后讨论和阐述美国公民宗教概念。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反思美国公民宗教概念呢？要充分地回答这一问题，固然需要做多方面的探讨，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这就是：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的战略，如上所述，在这一时期正经历着一个从"遏制战略"向"和平演变战略"的转型。而且，正是这样一种转型将作为跨国型意识形态的宗教意识形态的维系社会和复制社会的社会功能的突出和强调提上了日程。美国用以推行遏制战略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呢？是经济和军事。如前所述，马歇尔计划所关涉的主要是一个经济援助问题。而于1948年成立的"欧洲经济联合体"（OEEC）以及于1961年成立的作为欧洲经济联合体的变体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本质上也都是一种旨在遏制和对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组织，特别是一个旨在遏制和对抗由苏联领导和组织的于1949年成立的主要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成员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经济组织。美国领导和组织的于1949年4月成立的由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为原始成员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质上则是一个旨在遏制和对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发展的军事组织，特别是一个旨在遏制和对抗由苏联领导和组织的于1955年5月成立的由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为原始成员国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组织。诚然，美国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还是要以这些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为前提和后盾的，但是，和平演变战略之为和平演变战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立足于打意识形态仗的战略，是一种立足于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这就提出和凸现了宗教意识形态在追求美国世界霸权主义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从而也就提出和凸显了美国公民宗教及其世界维度问题。
美国公民宗教之所以能够构成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棋子，首先就在于宗教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国际性。既然宗教意识形态是一种与终极实存和人生终极关怀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它就势必具有这样那样的世界性或国际性，从而也就有望成为一种跨国型意识形态。更何况美国公民宗教是一种与基督宗教这个第一大世界宗教直接相关的"宗教"，它之具有国际性或世界性就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了。而且既然随着基督宗教的东扩和南下，它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广大的信众，则凭借美国公民宗教来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就是一条既比较自然也比较便捷的途径了。其次，美国公民宗教之所以能够构成美国和平演变战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棋子还在于宗教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纲要性。既然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世俗社会的"总理论"和"包罗万象的纲要"，不仅关涉到整个观念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关涉到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则宗教意识形态的输出也就不仅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整个观念上层建筑或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输出或复制，而且也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输出或复制。美国公民宗教，作为美国宗教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因此也就有望不仅成为美国整个观念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输出和复制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有望成为美国整个上层建筑的输出和复制的重要载体。这样，从美国公民宗教入手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就有可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最后，美国公民宗教之所以能够构成美国和平演变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棋子还在于美国公民宗教自身所固有的总体性、政治性和内在超越性。公民宗教与教会宗教的一项重大区别即在于：在一个多宗教的国度里，教会宗教由于教会或教派的纷争在社会意识方面势必形成多元的态势，而公民宗教虽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出现某些歧见，但在重大问题或根本问题上则往往一致或趋同，从而呈现出某种整体的气象。就美国公民宗教而言，不论人们有何歧见，"美国例外"、"国家伟大"和"国家使命"都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构成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或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从而也就构成了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武器。公民宗教与教会宗教的区别还在于它的现世性和政治性。本然的教会宗教（非受到操纵的教会宗教）的着眼点在于来世和纯然精神性的东西，公民宗教则着眼于现世和政治，着眼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着眼于积极发挥维系社会和创建社会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服务一个国家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公民宗教的另一项特点在于它的内在超越性。教会宗教也讲超越性，但教会宗教的超越性由于它之强调来世和纯然精神性而往往是一种外在超越性。公民宗教则不同，既然它特别关注现世和政治，则它所具有的超越性便是一种基于现世和政治现实的超越性，一种指向现世和政治现实终极关怀的超越性。就美国公民宗教而言，它所具有的超越性即是一种关涉美国内政外交的超越性，一种既关涉国内自由主义秩序又关涉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超越性，一种关涉到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超越性。正因为如此，美国公民宗教在美国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外交活动中便常常扮演着美国教会宗教和美国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难以取代的角色，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公民宗教之世界维度或世界公民宗教乃美国公民宗教的应有之义。在贝拉的《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贝拉对美国公民宗教世界维度的强调。在该文中，贝拉反复强调的是美国公民宗教既不是"一种对美国的偶像崇拜"（an idolatrous worship of the American nation），也不是"民族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美国公民宗教的原始义和终极义在于昭示"美国是人类所能做到的与上帝的意愿最为吻合的社会，是所有其他民族的指路明灯（a light of all the nations）"。因此，"美国公民宗教的末世论希望"（the eschatological hope of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在于构建"一种真正的跨民族的主权"（a genuine transnational sovereignty），构建出"一种世界公民宗教"（a world civil religion）。贝拉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始终强调的第二个主要思想是美国公民宗教的超越性。贝拉强调说："我不把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传统看作是一种民族自我崇拜的形式，而是看作民族要服从的超越其上的伦理原则，民族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评判。"贝拉还曾援引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话解释说："我将提醒我的同胞，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美国人。"因此，贝拉不止一次地将公民宗教的原则称作"更高的标准"或"更高的原则"。与此相联系，贝拉用上帝来界定公民宗教的"标准"和"原则"。肯尼迪在196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曾经说道："人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之手，……上帝在尘世的事业必须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事业"。贝拉分析说："誓词是职责誓词，包括接受遵守宪法的义务。他在人民（你们）和上帝面前起誓。除宪法外，总统的义务不仅延伸到人民，而且延伸到上帝。在美国的政治理论中，主权当然来自人民，但是毫无疑问，而且经常十分明显，根本的主权来自上帝。这就是'我们相信上帝'这句格言的意义。面对国旗时的誓词'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语包含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贝拉想要强调指出的是：肯尼迪藉着这样的誓词便将总统的义务延伸到了"更高的标准"或"更高的原则"，不仅给自己的政治活动设定了终极基础，而且给自己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先验的目标"。
然而，美国公民宗教，作为美国宗教意识形态，与所有剥削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显而易见的虚饰性或欺骗性。而且，当其作为世界公民宗教充当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主要工具、谋求建立美国主导的"跨民族的主权"的情况下，其欺骗性或虚饰性就愈发明显了。美国公民宗教所颂扬的作为"以色列"的美国或作为"山城之巅"美国只不过是美国官方编年史家所编造的美国神话。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光明，但也从来不乏黑暗。美国的不择手段的西扩运动，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美国的排华法案，美国的侵略朝鲜的战争、美国的侵略越南的战争，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以及《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公民宗教有一个"危险的传统"。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统治者将美国公民宗教转换成世界公民宗教的企图得逞，如果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和平演变战略的企图得逞，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的将不是光明和幸福，而是黑暗和灾难。当年，林肯总统就曾把美国的奴隶制看作"上帝要降给美国的灾祸"，把南北战争看作是上帝"惩罚"美国的战争。而第36任美国总统林顿o约翰逊（1963-1969年在位）在1965年3月15日的国会讲演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问题"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失败"。贝拉在谈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这个话题时，甚至对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扩张"做了长时段的刻划。他写道："几乎从一开始，美国的以色列主题就被用来为我们对印第安人令人害羞的态度辩护，而这种态度在我们的历史中是非常典型的。它能够被或明或暗地与自19世纪早期以来就已经被用来使帝国主义的几次冒险合法化的明显的命运的理念联系起来。"贝拉还特别讽刺和谴责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帝国主义政策。他写道：在越南战争这个问题上，"问题与其说是遭到谴责的帝国主义扩张，毋宁说是吸收世界上一切支持我们眼前政策或者通过诉诸自由制度和民主价值的观念而求助于我们的政府或党派的倾向。那些现在'在我们一边'的民族变成了'自由的世界'。南部越南的一个受压迫的和不稳固的军事政权成为'南部越南和他们的政府的自由人'。美国作为新的耶路撒冷和'地球的最后最好的希望'，其相当的部分角色就是用珍宝、最终用鲜血捍卫了这样的政府。"他甚至援引美国抒情诗人罗宾逊·杰弗斯（1887-1962年）的诗句来辛辣地描述上个世界60年代的美国：
不幸的国家啊，你有着怎样的翅膀！
哭泣（这在人类事务中是司空见惯的），哭泣吧！
为了那手段的令人恐怖的堂皇，
为了那理由的荒诞苍白，还为了
那结局的血腥而卑鄙的悲怆。
除贝拉外，其他一些美国学者也对美国公民宗教做出批评。查尔斯oH.朗批评美国公民宗教的一维性和排他性。他认为美国公民宗教与清教传统一样，只是一种对欧洲移民有神圣意义的话语系统。而这样一种话语系统由于其差不多完全是欧化的，从而往往具有排他性的语病，印第安人、黑人的经历及其在美国的象征完全被忽略，成为"看不见的人"，从而造成了"双重压抑"：一方面抹杀和压抑了非欧移民的存在及其与美国社会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抹杀和压抑了欧洲移民的自我意识及其征服、镇压非欧州移民和印第安人的自身经历。哈佛大学宗教学家威廉·R.哈奇森曾斥责美国海外宣教事业为"道德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的道德对应物"。美国著名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帝国色彩做出批评，认为美国顽固地将自己的自由观"作为自由社会的唯一基础"，实在是对其"并非狂热文化"的一种"狂热鼓吹"。由此看来，当美国统治者和美国官方学者宣布美国公民宗教的人类性和普世性时，他们就将美国统治者的身份两次普遍化和抽象化了：如果说用美国统治者冒充美国人是第一次普遍化和抽象化的话，则用美国人来冒充人则显然是在第二次普遍化和抽象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公民宗教把普遍化谋略运用到了极致。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对于美国公民宗教的帝国主义性质或殖民主义本质，即使一些美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也都有所觉察并有所批判，我们这些旁观者自然应该对之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才对。
注释略。
注：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04）阶段性成果。
全文见《战略与管理》2014年第一辑，以刊登文章为准
下附2014年第一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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