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2008年，时任《读书》主编吴彬女士在信中垂问有何文章可发，那一年12月是陈旭麓先生逝世20周年，我答愿写一篇回忆文字。吴彬主编欣然同意，并嘱我9月前一定要交稿，否则赶不上12月号。然而整整一个夏天，日子过得匆匆忙忙，一直找不到感觉。越是想要好好写的文章越难下笔，于是无疾而终。越明年，吴彬主编也退休了。如今又过了近七年，再过三年，就是陈先生百岁冥诞，我自己也年轮徒长，时不我待，再不留一点个人史的侧记回顾，连记忆亦终将随风而逝。陈先生作为史学家的文章成就，不待我赘述，我未曾遗忘的，只是两代世交间一些私人往事。

一

陈先生与先父订交于上世纪50年代，后一道编篡大学教科书，在北京共同切砺数年，遂成通家之好。他们二位和蔡尚思、孙思白、彭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借用清末权臣荣禄故居会客所在的八角亭，编出的一套四册教科书虽然流传甚广，然而时代局限终究令其更多史学史价值，倒是一班人结下了几十年的交谊，绵延到各自生命尽头。

“文革”头三年的红色氛围之中，父亲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被革命的对象。本地亲友关系近的、胆子大的偶尔还有来往，外地的几乎完全音书隔绝。就连在南京的外祖父，母亲也只是照例寄钱但不再通信。那时极少收到外省来信，很多人的状况乃至生死要到五年甚至十年后才知晓。具体时日已不可考，我想大约是“九大”前后吧。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封寄自上海却没有地址的信。拆开来也只是薄薄一页，一段报平安的文字，没有提及任何人名，然后抄录了那阕《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落款“知白”。套一下《百年孤独》的笔法，多年以后，母亲还会回忆起读陈先生这封信时的感动。大人的心情，年方八九岁的我自然无从体会，直接的影响只是因此多会背诵一首古诗而已。

对我来说毕生难忘的是不久以后收到一个包裹，这回是有地址有姓名的，打开来竟是一盒当时在北京根本见不到我也从未吃过的酒心巧克力!在每户一个月只有两斤肉、两斤鸡蛋，冬天一不留神就整整一星期只有大白菜的年份，仅那些精美闪光的糖纸就足以添加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国产酒心巧克力里面包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白酒，八岁多的我喝了居然啧啧称香，并且由此记住了八大名酒：茅台、五粮液、泸州大曲、西凤酒、汾酒、竹叶青、古井贡酒和董酒。大概是2005年圣诞节前，UPS在门前雪地上留下一只纸箱，里面两小木盒精致典雅的酒心巧克力，是本地一位医生朋友送来的惊喜。我感激之余忽然想起往事，一时心潮澎湃说不出话来，只好吃了一块又一块，想象当年的味道。

此后若干年，间或会收到署名“知白”的信。再后来收到签写着“陈旭麓”的信反而有点陌生。我长大以后，偶尔也会东施效颦地署“知白”，虽然也是在特殊时刻有其缘由。我更喜仿效的是陈先生的书法，方正饱满，劲气内敛。可惜字更是学不来的，只折射出我辈与陈先生这代学人之间的差距。从后来信件得知，陈先生报平安时其实并不平安。夫人陆女士“文革”中罹癌，乱世中得不到有效治疗，1970年便故去了。听母亲讲，陆女士是大家闺秀，风度很好。陈先生20多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不仅写一笔好字，更写一手好诗。他和先父时有唱和，而功力远胜之，部分收入其全集。我后来去上海时，看到陈先生和夫人年轻时照片，那真是一对民国时风度翩翩的伉俪。

陆女士逝世时，5个子女最长不过20岁，幼子只有11岁。其中3个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去江西、云南、安徽农村插队。陈先生自此在长女帮助下操持分居四地的一家，其中辛劳，他从未提起。我印象深刻的是陈先生有一次寄来几首诗，其中一阕七绝加注，写“文革”中夫人被单位里每日革命运动得早出晚归，而陈先生因为家住华师大，反倒早回家。习惯了每晚等候，以致妻子去世很久后，在静夜听到楼道里上楼的脚步声，还会觉得是她回来。短短28字，不过白描状写，读来令人怆然。

陈先生终身未再婚。

二

陈先生受教于私塾，幼习经史，旧学造诣很深。后就学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和大夏大学，治学于抗战兵荒马乱之中，24岁时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28岁开始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大夏大学，31岁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于上海史学界早有才子之名。1960年代在北京与先父等共同主编大学教科书后返回华东师范大学，不久后被擢为副教务长，这一行政职务使他在“文革”之初就被抄家。抄家之前，陈先生已经预感不妙，他手头有张存折，左思右想不知该往哪儿藏。最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再用浆糊粘在桌子下面，自以为得计，不料被红卫兵一下子就搜了出来，成为顽固抗拒的铁证。

挨了几年整以后，大约1970年底，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朱永嘉借调陈先生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小组。朱永嘉“文革”前是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颇有才华，“文革”前即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姚文元文章里与历史有关的部分多得其助。陈先生中年丧妻，独自承担家室之累，自然不敢不遵命，不敢不努力，然而他内心深处对“文革”是有看法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陈先生在1973年和1976年两度来京，与家父母几次深谈。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年代，政治态度直接影响人际关系。我能感觉到陈先生和父母依然坦率无间，可以想见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没有太大分歧。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带我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请陈先生吃饭，那里的冬菜包子的味道至今难忘。我貌似早熟，其实怔怔懂懂，实质是一枚没心没肺的吃货。由于包子吃多了有些犯困，完全没有听他们聊天，只记得谈了整整一下午，颇为感慨激动的样子。陈先生去世后，母亲每一忆起，多半会说和陈先生最谈得来，然而几十年里，真正的长谈，似乎只有这一次。

父亲1972年传说被周恩来点名主编《中华民国史》，曾经想过再集合当年一起编大学教科书的几位同修，初起炉灶，就从山东大学借调孙思白先生入京，然而陈先生所在写作组，其时位居枢要，岂是他调得动的?更不用说还牽涉到子女、住房等方方面面。1976年10月，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文革”结束。上海市委写作组旋即被解散清查，除了负责人如朱永嘉被判刑外，一般成员在接受审查后回到原单位。

三

1978年暑假，我戴着草帽和墨鏡，一个大书包里放了几身换洗衣服和一百块钱，独自去江南旅游一个半月。从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整整开了24小时，我在早晨到达上海，穿着一件跨栏背心，戴着草帽墨镜，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陈先生的长女林林姐姐来接，一看见我这副样子就大笑说，老憨大(上海话读gang du)的。除了普通话什么方言都不会的我，从此学会了一句上海话，也是我迄今为止会的唯一一句，看来真有些“憨大”。其间大多时住陈先生家。陈先生看我时眼神亲切柔和，夜里有时还会来看看我睡觉是否把身上盖的被单掀开了。

我当时很喜欢写旧体诗，七绝居多，偶尔也写七律。我是在十三四岁时读《白香词谱》等书自学的平仄，但是普通话没有入声，所以用字经常不合格律。每成一阕，就要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很高兴指点我，毕竟那时候17岁喜欢写旧体诗的少年不多见。可是他究竟指点了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吃凉面，两毛六一碗，好吃的味道至今难忘，陈先生看着我饕餮的样子，露出温暖的笑容。他并不是很爱说话，只有在谈及文史才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可惜他的湖南官话我并不能完全听懂。陈先生很勤奋，每天晚上都在他的书房里写到很晚。我有时溜进去看看书，请教他一些问题，现在想想一定都问的是很傻的话，陈先生会很耐心的回答，一直到我听得都傻了。

那年我还很幼稚，不似后来再见到陈先生时，已经懂得中国其实早就没有封建社会，倒是有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中世纪。尽管如此，我隐隐约约感觉有一种精神上的倾慕。在高压动荡、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成长，我从小就看到成人的世界，本国男人的残忍疯狂、冷漠怯懦。十几岁的时候，我表面看上去很有礼貌，内心却很叛逆，对我的父辈并没有多少尊重。遇到陈先生之前，只有张遵骝先生给我不少教诲，引领我走近古书，尤其是明末的世界。然而张先生的小心谨慎、敏感多疑有时候让我想笑，我毕竟还是少年，并不懂得张先生何以如此，反而少了一些敬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陈先生柔和而又潇洒淡定的态度。他们的教养谈吐在不经意之间具有魅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民国时少数人能够修炼的。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远行。那一年生活仍然贫瘠，物价十分低廉，一百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治安相当良好，一个来自北方的少年游荡江南，深夜走在杳无一人的西湖堤岸上。我在太湖之滨一间阁楼上推窗望月，但见水波盈盈、树影森森;我在苏州公共汽车上邂逅倩影，伫望之间，不知不觉坐过了站;我在杭州大学暑假空无一人的学生宿舍里独住数日，每夜蚊子从蚊帐的缝隙里钻进来，叮我四五十个包。回到上海，环腰生了一圈大包，不几日开始化脓，痛得动弹不得，整整躺了一个星期，在炎热夏日摇着扇子读二十四史，写一篇只有自己觉得感动从未完成的小说。后来我才知道我患的是带状疱疹，俗称转腰龙。病好之后我回北京，临行前陈先生买了一只大奶油蛋糕让我带回家，那么大、那么多奶油的蛋糕我在北京从来没有见过。第二天早晨，我捧着一只巨大的蛋糕盒抵达北京火车站。

我有时会想起长风公园的夜、丽娃河边的情侣、还有红房子西餐馆。1985年我又去那里吃了一顿，那一年我对中国思想史发生兴趣，想回国读研究生。恰好父亲去复旦大学讲学，就跟着他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性。父亲给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做了一次讲座，他口才很好，讲完后反响十分热烈。我忽然感到只有我这个儿子对他的高论不大感冒，也开始意识到在国外读了几年书以后渐行渐远。第二天我们去看陈先生，他很仔细地问了我的状况，听了我的想法，然后告诉我他这一代耽误了很多年，视野有很多局限，现在努力补课可是没多少时间了;有机会接触国外史学是很幸运的事情，研究历史还是不要限于思想史等等。陈先生说话声音向来不大，有时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记得当时我听明白没有，但最终我没有回国。也就很多年没有去上海，并不曾想到与陈先生就此天人永诀。

四

林林姐姐1966年“文革”中学生“大串连”时曾经在我家小住，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英姿飒爽。那时候我年纪小，很赖皮，时不时骑在她脖子上兴奋大叫，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据说我那时候是逮谁骑谁，颇也有人来疯的一面。26年后相会在纽约，我驱车陪她游览美国东部，一路上有时说些往事，陈先生的一生在我心中渐渐立体起来。我仿佛感到他在看着襁褓中的我，然后是少年、青年，直到1988年12月1日，他感觉有些疲倦睡下，从此长眠不醒。

据说陈先生去世后的追悼会上，六七百亲友和学生无不悲声哭泣。在那一天前后的某个黄昏，我在遥远的仙台，从研究室骑自行车回到公寓，收到母亲的来信，微微颤抖的字迹告诉我陈先生的噩耗。那时候电话费很贵，也没有电子邮件，和家里还是手写的书信往来。我读完信，抓起电话打给家里询问详情。母亲告诉我陈先生在梦中猝逝，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只是太突然，让生者怎能不悲伤。

天色渐渐暗去，我枯坐了很久没有开灯。终于天完全黑了，从窗外透进几许薄橙色的街灯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经历一个我内心感觉亲近的人死去，虽然这种亲近感我从未对任何人说出。这一方面是平素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相信有些模糊的深层感觉不必说出。我当时就想，过些年写篇文章纪念陈先生吧，不料想一下就过了27年。

六月十五日傍晚由沪飞京，兼柬李、孙、彭同志(注：指李新、孙思白、彭明)。飞穿雨雾入青暝，天上霞光放晚晴。此去文章原有债，未来史简岂无凭。风驰仿佛闻帝语，云幻依稀恋友情。浮想如潮人似水，华灯百万已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