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要能够很好地占有材料和解读文本，就必须练就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的重视“实学”的老一辈学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其实就是一个学科。对于这种看法，我表示充分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和特殊操作方式，决定了它必须以古典文献学作为自己的重要基础。没有古典文献学牢固基础支撑的古代文学研究，就好比沙滩上构筑的七宝楼台，虽然一时炫人眼目，但很快会垮掉的。不过我以为，从学科的性质与目标来看，这二者还是应该被划分为两个学科。理由很简单：古代文学研究毕竟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整理文献的阶段（顺便说一句，古典文献学当然并不是机械地收集整理材料，它也必须讲“义理”，也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若干指导原则，但这些与文学的、审美的研究毕竟不是一码事）。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无疑是要在充分地占有材料与正确地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和创造，探索与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规律及其民族特性、审美特征等等。古典文献学的主要任务是出材料，古代文学研究则不但要出材料，而且更要出思想。我们的工作任务具有双重性。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性，我一贯主张，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实学”与理论修养并重，“基础工程”与“上层建筑”并重，反对厚此薄彼，反对偏执其中的一端而鄙弃另一端。我们的学科体系建构应该是完整而健全的。

诚然，以上的构想和要求，是针对古代文学整个学科及其研究队伍的总体而言的。对于具体的工作项目和一个个的研究者、教学工作者来说，则不能强求一律。尤其是对于个人，应该允许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文化环境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已经不大可能产生人们理想中的那种博通今古、淹贯中西、兼具实学根柢与理论创造力的所谓“大师级”学者；舍而求其次，就连一般意义上的通才和全才人物也不可能大量涌现了。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都难免学有所偏，才有所偏，兴趣和习性也有所偏。有些人主要长于文献整理与材料考据，有些人则更善于作理论的思考与创造。大家做的都是学问，都在各自所优于为之的领域对古代文学研究有所增添，有所创造。我们不但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人们各显所长，积极贡献出各自的成果，共同振兴和繁荣古代文学这个学科。如果我以上的衡估与分析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要说：多年来古代文学界关于究竟应该重“实学”；还是重理论、重考据；还是重义理、重材料；还是重观点等等争论，其实大可不必延续下去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扎扎实实地继续做下去就是，只要基础牢固学风踏实，总会丰收的。

具体到古代文学博士生的培养，我想无论在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对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方面，也应该实行“实学”基础与理论修养并重的方针。在期望产生少数通才、全才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因材施教，培养出在某一方面有所长的大量人才。常听到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们谈论对学生基本功的要求，但不少人理解的基本功，仅仅是目录、版本、文字校勘、考证、音韵、训诂等内容。针对这种片面理解，四年前我发表过一篇反思文章，指出所谓“基本功”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哲学、文学理论思维的训练在内。我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只是想补充一点：无论是进行“实学”训练还是理论思维的培养，都必须以学生具备尽可能宽广的文化、历史、古汉语、古代文学史知识为前提，否则，一切专业训练都会落空。在实际工作中我了解到，现在的一些年青的入门者读书太少，知识面（至少是古代文史方面）太窄，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基础很薄弱。前年我为报考文学所的博士生命题，文学史知识题中有一个小题是解释什么叫“乌台诗案”。判卷时发现，十七名考生中只有二人答对了这个题，其余的人要么空着没答，要么“关公战秦琼”地胡猜乱答，错得五花八门，笑话百出。比如有的说这是指赤辟大战时曹操在战船高台上做“乌雀南飞”的诗，做完了诗就杀人；有的说这是指明朝末年锦衣卫捕杀东林党人；有的又说这是指清代的文字狱……，如此等等。那份试卷中另有一道题是拿辛弃疾的一首知名度极高的词来标点、分片、指出词牌名和作者名，并解释其中的几个典故（常见的典故）。结果，完全答对这个题的人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唐宋诗词的学者，我对这一次考试的结果感到悲哀。我由此想到，要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生教学不能有效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那么将来无论是文献考据还是理论创造都会滑坡的。我们这个学科后继乏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我呼吁：有关教学部门和导师们想出切实的办法，制定有力的措施，加强对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使他们能够成为既博且专的合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