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和重构取得了显著成就，已进入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的历史阶段。①为了进一步“迈向普遍福利时代”②，特别需要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远景目标。近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见解。如徐道稳提出“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③，郑功成提出“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④，刘继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⑤，康新贵提出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⑥，等等。我们也赞同“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主张，同时认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本文首先讨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意义。从“全球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实现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福利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实现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综观社会福利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传统农业社会时代的“补缺型”福利和现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制度型”福利。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产生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还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以18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起点，全球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40年代以来，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全世界得到空前发展。在20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到1995年，全世界已有165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保险制度，详见表1。

到20世纪末期，世界上已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制度。⑧由此可见，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地位日益提升，社会福利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福利的水平逐步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日渐完善。一句话，社会福利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全球社会日益迈向福利社会。这种趋势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进步的共同追求。正如郑功成所说：“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福利社会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并不因为肤色、民族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同，不仅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人民幸福的福利社会，而且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实践总体上也是成功的，它不仅维系了并且还在继续维系西方世界的繁荣与稳定。”⑨，“迈向福利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⑩

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看，建设福利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既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加速期，也是一个社会福利大发展的机遇期。社会福利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中国社会福利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福利制度，更不存在实现社会福利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历史经验表明，迈向福利社会的道路是多样化的，“福利国家模式”并非唯一途径，中国应该也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之路。一方面，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不是“孤立”的社会制度，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相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不是“断裂”的社会制度，必须尊重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演进中形成的“路径依赖”。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必须总结和汲取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必须以已经形成的历史结果作为制度创新的出发点。

二、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从一些国家经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看，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中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在3255～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11)“中等收入陷阱”反映了许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困境，即人均GDP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状态而停滞不前，难以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典型代表是拉美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人均GDP分别在1961年、1975年和1974年达到1000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人均GNP分别为2560美元(1981年)、3690美元(1995年)和4590美元(1994年)；若以等值美元计算，阿根廷1981年的2560美元只相当于1961年的700美元，巴西1995年的3690美元只相当于1975年的1382美元，墨西哥1994年的4590美元只相当于1974年的1719美元。(12)拉美国家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之一是政府未能有效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没有及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调整收入差距。“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人们享受养老、医疗等的待遇往往因其所在部门、行业与政府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而出现重大差别，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没有建立诸如工伤保险、家庭救助等主要面向体力劳动者和贫困家庭的保障机制；在教育领域，公共教育开支过分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因而主要是高收入阶层从中受益；经常性的高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国家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则长期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等等。”(13)20世纪80年代启动私有化改革后，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并未得到相应提高，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障覆盖面反而呈下降趋势，各国平均的参保覆盖率由改革前的38％下降到改革后的27％，下降了11个百分点。(14)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功能严重不足，导致拉美国家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越演越烈，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反过来又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可跨越的“鸿沟”，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就是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日本、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分别在1961年和1977年，20年之后，日本、韩国的人均GNP分别达到12840美元(1986年)和10550美元(1997年)。(15)日本与韩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社会保障制度功不可没。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真正发展始于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在1945-1961年期间，日本不仅确立了社会保障的各分支制度体系，而且创建了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和法制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迅速步入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16)经过60余年的发展，日本已经建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在消除两极分化和提高收入分配公平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25。(17)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始于20世纪60年代，与韩国的经济起飞基本同步，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力度，1999年实行了新的国民养老保险法，将国民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到全体劳动者，公共养老金的覆盖率从1982年的5.6％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61.3％。(19)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促进了财富的公平分配，目前韩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32。(20)韩国政府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到2020年把韩国建设成为福利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21)

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国内外已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2007年4月，世界银行出版《金融风暴十年祭》为主题的《东亚经济半年报》，回顾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东亚各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警告东亚经济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指出要解决好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22)国内学者杨速炎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目前至少面临着四大陷阱：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二是城市化问题，三是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四是产业升级问题。(23)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和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和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是否及时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是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社会福利发展方面，中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不是“福利过剩”而是“福利不足”，不是“投入过度”而是“投入不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1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9996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1826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240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3787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9181万人，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595万人。(24)根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低保”对象为1111.1万户、2334.6万人，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为1966.5万户、4284.3万人。(25)相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来说，现有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还远未满足人民群众的保障需求。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只有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才能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即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经济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看，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的事业，其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构成。“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从正向的角度讲，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根支柱”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没有社会建设。从反向的角度讲，缺少了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事业至少是不全面的社会主义事业，甚至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社会建设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性；只有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相互关系中。只有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建设与其他三大建设的关系，才能全面把握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从横向的角度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分别具有各自的特质和内涵，四者之间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不能互相替代。这意味着四大建设在空间上没有等级之分，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意味着四大建设在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别，是同一过程的四个方面，而非四个阶段，必须同时推进。在处理四大建设的关系时，任何“等级论”、“高低论”和“先后论”的思想观点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给予特别的关注。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需要确立发展的长远目标。在“四大建设”理论提出之前，我们对社会建设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刻，社会建设的内容规划不够全面，社会建设的范围边界比较模糊，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不够明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进一步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26)胡锦涛同志对社会建设理论的系统阐述，为全面推进社会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社会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的社会制度，社会建设的“五有”目标，直接对应于人民群众的五种基本福利需求(教育福利需求、工作福利需求、健康福利需求、养老福利需求和居住福利需求)，既是民生问题的基本层面，也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的社会，具体而言，就是“劳有所得的社会、贫有所助的社会、学有所教的社会、病有所医的社会、老有所养的社会和住有所居的社会”。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与社会建设的目标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郑功成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远景目标甚至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即是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27)

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就一直高度重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同富裕问题，并对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过深刻系统的论述。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8)1985年5月，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9)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30)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重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1)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战略高度论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确实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迅猛增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防止两极分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却存在严重问题，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24上升到2005年的0.38。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16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0.35。”(32)全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3左右，2002年上升到0.45左右，2007年达到0.48。(33)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也是越拉越大，“城市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多，2004年达到3.23∶1，如果加上其他的补贴、福利等，实际上是5∶1或者6∶1。……199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倍和1.84倍，2003年就上升到1.91倍和2.38倍。”(34)尽管不能把目前的贫富差距简单地认定为两极分化，但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建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小康社会。

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完全理顺。长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领域过度强调效率原则而轻视公平原则，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原则也落实得不好。因此，要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可供选择的基本途径有两条：第一条途径是着力改进初次分配，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条途径就是改进再分配，建设福利社会。再分配虽然也要讲效率，但其根本原则是坚持社会公平，唯有通过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才能进一步弥补和解决初次分配中遗留的不公平问题。实践一再证明，社会福利制度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通过健全社会福利体系，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增加社会福利对象，优先保护弱势群体，有助于缓解和克服分配不公，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不仅仅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更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途径。

五、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梯次蔓延，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引发了社会危机。面对金融危机，唯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避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恶性循环。从辨证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既对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机遇。综观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成就，基本上都不是发生于经济繁荣时期，而是出现在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时期。越是经济困难时期，普通民众的福利需求越是强烈；“雪中送炭”式的福利远比“锦上添花”式的福利更能凝聚人心，提升民众信心。(35)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共同策略是：全球检讨反思社会政策，强调社会政策的作用，并开始着手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36)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潘屹在《金融危机下社会政策的全球性复归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一文中指出，自1788年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国际上相继出现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四种方式，社会政策就是主要方式之一。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际社会却把矛头指向社会政策，削减社会福利。此次金融危机让国际社会重回社会政策，重新重视社会政策的功能：一是检查金融危机对社会福利的冲击，二是强调社会政策的作用，三是制定具体的社会政策对抗危机，四是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37)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逐步显现出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社会福利制度是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制度，趁着金融危机背景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机会，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正当其时。一方面，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既能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进程，又能增强全国人民应对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提升大众的消费信心指数，能够真正撬动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进而发挥社会福利制度的生产性功能，保证中国经济走向“收入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投资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令人欣喜和振奋的是，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应对之策。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其中近1万亿元直接与民生工程相关；2009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保证新医疗改革的顺利实施，今后三年将投入8500亿元的财政支持；2009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主要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9年6月2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2009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弥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大“短腿”。这一系列重要举措，既顺应世界潮流又立足于中国国情，事实上已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大幕。

综上所述，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既是对全球社会福利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也是对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的认真汲取；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建成之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全面充分体现之时。

注释：

①(35)景天魁、毕天云：《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阶段》，《理论前沿》，2009年第11期。

②景天魁：《迈向普遍福利时代》，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gz/t20090708_22532.htm。

③徐道稳：《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④参见郑功成著：《中国社会保障3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380页；郑功成主笔：《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110页。

⑤刘继同：《社会福利制度战略升级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

⑥康新贵：《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

⑦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页。

⑧张彦、陈红霞：《社会保障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⑨⑩(27)郑功成主笔：《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107、108页。

(11)(17)(20)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2)(15)郭克莎：《人均GDP1000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开放导报》，2005年第1期。

(13)苏振兴：《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

(14)房连泉：《增强社会凝聚力：拉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7期。

(16)崔万有：《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发展演变》，《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8)杨玲玲：《韩国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的过程、特点及成因》，《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19)王国辉、蔡旭：《韩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1)王振东：《韩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6期。

(22)世界银行：《东亚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融资》，2007年第5期。

(23)杨速炎：《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观察与思考》，2009年第3期。

(2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告(节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6期。

(25)民政部：《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摘录)》，《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3期。

(2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28)(29)(30)(3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第123页，第172页，第373页。

(32)(3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编：《中国发展报告2008/20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34)景天魁：《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36)(37)参见潘屹：《金融危机下社会政策的全球性复归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gz/t20090708_225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