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院士说：“我在很多领域发言，是因为我是个哲学家。”“哲学家就应该关注各领域。”而且“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工夫，我现在能写很成套“三个代表”的文章，水准不比一般社会科学家差。”这位哲学家对三个代表理论的研究还有独创性的发现，曾经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撰文说““三个代表”应成为评价一切科学工作的根本标准”，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那么这位哲学家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矿难的呢，他的矿难论是否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12月4日下午对何祚庥先生采访时，中间有一个插曲——与记者随行拍摄的摄影师娄林伟先生，旁听采访，对何先生的说法不能同意，并且到了一定程度，以至激愤地插话，打断采访，质问何祚庥，但何院士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认为“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每年12万！”和交通事故一样，“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矿难的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摄影师问“那他们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院士的回答是“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这就是何院士的矿难论：中国矿难死人与交通事故相比还不算太多；中国矿难死人无法避免；中国矿难死的人该接受这种命运，因为“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那么先来看矿难死人多不多。何院士的逻辑是与交通事故相比，从事故的存在不能完全避免来看似乎有道理，但这种比较本身存在逻辑的错误，那就是在无法完全避免的前提下，哪些是可以避免的；简单地以绝对数量相比较，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交通工具是每一个人都要使用的，而从事煤矿业的人只是少数。所以，煤矿死人多不多，要看死亡率是否正常。
而我国是一个煤炭矿难死亡率极高的国家。权威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人数总和，2003年我国煤矿灾难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百万吨死亡率约为4.00。2004年上半年， 全国煤炭共发生伤亡事故1736起， 死亡2537人， 百万吨死亡率为2.96。而美国在1998年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左右。有人统计，我国煤矿事故死亡率是美国的145倍，是印度的13倍。如果说是因为中国太穷，则如何解释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是比我们更穷的印度的13倍呢？
何院士最近在写一些有关“三个代表”的文章，题目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若干个问题的反思”。何祚庥认为“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是江泽民说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江泽民多说了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就是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进程”。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吗？ “先进生产力”这个概念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请问，中国矿难死亡率高美国逾一百倍仅仅是一句“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能解释得了的吗，正如何院士所说穷要慢慢解决，那就是说现在的矿难率的降低主要靠富裕起来了才能解决。这种对官煤问题视而不见；对管理不善和政府责任掩盖、推脱的做法体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标准吗？
何院士是研究过三个代表的，想必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曾经认真看过，在这个《建议》中，安全生产指标首度出现在五年规划（计划）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表示，这表明“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将受到党和政府重视的程度。实际上，我国煤炭行业极高的事故死亡率与煤炭行业长期以来的积弱有关。煤炭行业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50年中， 一直处于微利和亏损边缘， 其中有25年全行业亏损。在财政补贴不足的年份，煤炭企业不得不减少安全投入来弥补亏损。“煤炭行业内过于分散的行业布局，不仅会削弱行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间接影响煤炭行业的安全投入”（2004年12月02日 13:48:15 来源：上海证券报）这不是在管理上没有引导煤炭企业走向“先进生产力”，那又是什么？
那么另一方面现在的煤矿管理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何院士认为矿难的原因主要不是腐败，但是，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李至伦在答记者问时却说，多年参加重特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给我们一个感受，导致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的原因除了现行煤矿安全监管体制不顺、机制不完善、安全投入不足，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淡漠以及违法违规违章组织生产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工作不到位，没有及时有效地消除事故隐患。另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也使安全生产的各项法律法规在贯彻落实中大打折扣。（李至伦：腐败不除 矿难难止 执行责任追究制，2005年10月01日，来源：人民日报。）
“管理不到位”是一种渎职型的腐败；钱权交易更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法避免的意外事故；一种是人为的责任事故。近年来发现的100人以上重大矿难事故的情况来看，无一不是可以避免的，都是人为的安全责任事故。凡属责任事故，都是因为各种形式的腐败造成的。这就说明，目前我们的管理还没有能够完全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太穷，而是因为腐败。
“何祚庥也不希望死人”，“什么是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我当然拥护。”但在矿难中已经死了的人的问题上，不去反思该不该死，是谁导致了不该死的情况的发生，简单地以“煤矿工人应该是做了贡献的”来评价很多无辜的牺牲者，这哪里是什么研究三个代表的哲学家，而是一只残忍的政治动物。这与中纪委、安监局勇敢面对问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这就是他的所谓三个代表衡量矿难的标准，那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亵渎。这样的矿难观，没有能够代表先进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