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刚胜利时，蒋介石的威望极高，他从重庆到上海时，十万市民自发前去欢迎。但人民迅 速地对国民党失望了。当时人说国民党接收大员是五子：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当时现实的反映。那时，我们就与同学辩论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国共两党，哪个好，哪个代表中国的希望?

我是学化学的，那时崇拜居里夫人，那时出版了一本《居里夫人传》，里面谈到居里夫人 在献身科学还是献身波兰中选择了献身科学，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这在我们中也引起了争论 ，到底是选择科学，还是选择革命?在辩论之后，我们班只有一个人去了美国，其他人都留 了下来。

我既然喜欢共产党，于是便趁北大、清华招生的机会，1947年从上海交大转到了清华。我到 清华后，办了个《新报》。为什么叫新报呢”因为是新同学办的。后来地下团组织动员我入党，那时入党可没那么简单，虽然是支持共产党，但入党却是要砍脑袋的，但经过激烈的思 想，斗争之后，我还是决定入党。

后来我到了区解放后，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才大开眼界。我最佩服的就是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在37年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抗战必胜。

在解放区，我们学到了群众路线。原来我们在大学里，都是搞一些团体。一群熟人你吹我， 我捧你。我们从解放区回去之后，就解散了一切团体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一次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会议上，一位同学提出， 六月二日为全国反内战日。大家都很支持，并通电全国。但由于不平衡性，有的地方全力支 持，而有的地方却搞不起来，结果是损兵折将。而且，搞突然袭击或许还可以，但哪有先将 自己示威的日期告诉敌人的?

解放后，我们不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中央到基层，都只喜欢搞革命。当年清华园解放时 ，外面炮声隆隆，我们也睡不着，于是便大谈解放后怎样怎样，我们都说还要革命，当时这也有道理，北平虽然解放了，但大半个中国还没解放呢。但钱三强说：“你们这些学生都来 帮我搞原子弹，我还嫌不够呢。”我当然不以为然，但他是老师，我当然没说出来。但后来 事实证明了钱三强是对的，中国确实需要建设人才。

解放后，我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在那里，我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而且，宣传部里 名人很多，有什么问题，也很容易请教。当时我们反对过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以洋洋两万字论述杨贵妃在嫁给唐明皇时不是处女。我们称之为“无聊考证”。当然，反对传统，这是 革命的特异功能。这时就有人说我们，陈寅恪的文章也有用的。因为就算从封建道德来说， 唐明皇夺媳也是极不道德的；因此有些历史学家便指造各种假象以缓解人们对唐明皇的遗责 。陈寅恪论述清楚了杨贵妃已不是处女，既指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无耻，又揭露了封建历史 学家的无聊。

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太高了，我们都以为毛泽东东说的就对。当时有一次范文澜和郭沫若争论 中国封建时代的开端，范认为是从周期开始，郭认为是春秋战国之交，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 。范则举毛泽东一篇文章，里间有一句话：“自周以来，我国步入封建社会……”意思是， 毛泽东都说了，还能有错吗?这件事一直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虽然毛泽东认为学术问题就 由 争论，但大家当时还是认为范文澜对，因为毛泽东说过嘛。但后来我们都知道还是郭沫若的 说法更为人所接受。

斯大林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民族是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当时有一篇文章认为中国 民族在秦朝时形成，当时我们当然又 了斯大林，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

因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教条，不能以前人说过的为准，这是我的一个教训。

后来我主动申请调到了科研机关，这时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问题。我当 时花了很大力气思考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苏联曾有一项研究得了斯大林奖，但王干昌老师认为这项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我认为他这 是受英美影响太深，对苏联有歧视，但事实又证明我错了，那项研究很快就垮台了。

为什么我懂得方法论，但为什么又老是出错呢?因为虽然懂得马克思方法论，但是如果不同 实践相结合，就会是空的，学哲学，就一定要学习实际，深入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