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类书与文学批评研究
在学术史上，类书的地位颇为尴尬。首先，其归属甚为模糊，或为经部，或为子部，或为集部。《四库全书》把类书列入子部，然《四库全书总目》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其次，馆臣以清代流行的考据学眼光去看类书，认为：“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裨贩，实学颇荒。”在他们看来，类书对于学风与文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比较消极的，其好处仅仅在于保存了一些古籍，“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书“不可谓之无补”。 [1]
20世纪以来，类书与文学的关系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闻一多先生在《类书与诗》 [2]一文中，首次集中讨论了类书与初唐诗歌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方师铎的《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 [3]在此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探讨类书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闻一多先生开创的“类书与诗”基础上，不断深化与拓展对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尽管如此，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学术界对类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对类书与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的关系似乎关注较少。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葛兆光先生早就提出，类书“是思想史的绝好文本”，他指出：“各类中无意识地堆垛的各种通常共享的文献，恰恰就是我们测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水准的材料。” [4]笔者非常欣赏和认同葛先生的高见，这种说法同样揭示出类书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笔者认为，虽然类书代表的是集体意识，但类书中的文献往往是有意识地排列与分类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意识正反映出文学与文体的思想观念。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专论或专著不同，类书不主一家，其批评观念更能代表当时的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因此，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具有相当独特而且是无可代替的意义。
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主要从类书的分类体系以及对前代文献的取舍标准两个方面得以体现。类书的分类可以反映出古人的知识体系观念。虽然，诗文评与文学总集更集中地体现编著者的文学观念，但综合性类书中文学部类的设立不仅能够反映出“文学”在古人心目中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其编排次序与体例也体现出当时的文学与文体学观念。比如“文学”相关部类（文学、文章、儒学）的内容，自然反映出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与今人视为文学文章学材料的归属都不尽相同。另外，这些部类中的文体归属与文体划分，更直接反映出当时人的文体分类学观念。不少类书会有意识地收入文学评论材料，这些资料的排列次序与门类归属也能够体现当时的批评标准。选择就暗含着一种价值评价，或者说就带有批评的成分在内。知识分类的背后是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有传统与固有的框架，但在对知识类目的设置、具体文献的选择上，多少又反映出某些观念。 [5]古人也认为有些类书的文献取舍反映出编纂时代的文学风尚。如四库馆臣就认为，明代俞安期编纂《唐类函》一书只选唐以前的典故而不及唐代之后，反映出明人的文学风气：“明李梦阳倡复古之说，遂戒学者无读唐以后书……安期编次类书，以唐以前为断，盖明之季年，犹多持七子之余论也。” [6]可见，类书对文献的取舍标准确能反映当时的文学观念。
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研究上又存在特别的难度：我们如何判断与把握某一类书独特的观念与意义？
类书作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其文学观念是隐在、潜藏、难以捉摸的。在诗文评中作者明确标举自己的文学主张，在选本中编者所选的作品代表其美学理想，而类书的内容或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传统的固有框架中的人类知识而已，与编者的审美理想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毕竟类书是以“全”为标准的。因而对类书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不能单纯就选入材料的内容衡量，应与文章选本的有意去取区别开来。
古代类书的编排体例、基本内容、程式分类有传统或承袭性，有大量的文献是必选的、经典的。所以困难的不是说明一种类书体现什么观念，而是体现什么新观念；如何判断这种观念是代表编者的新观念而不是出于类书的惯例。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类书的承袭性，追溯体例的渊源，才能看出其新意。类书的文学观念研究，关键是要在了解类书传统与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其独特性。《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后期类书，既是集大成之作，又具有独特之处，故本文拟以《古今图书集成》为研究对象，并以其《文学典》为中心进行研究。
二 《文学典》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 [7]该书编纂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起至雍正四年(1726)修订完成，费时20余年。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字数约1.6亿字，图片一万余幅，引用文献达六千多种。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是典型的亦经亦史、亦子亦集的大型类书。就编纂体制而言，该书虽然对前代类书有所借鉴，又重新发凡起例，架构出更为精密的知识体系。其结构严谨、分类细密，汇编、典、部及下列各项编排经纬交织，且条理清晰。在《进<汇编>启》中，陈梦雷提及受皇子胤祉之命：“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 [8]此书的编纂目的是建构一种古代中国人大至“天德王道”微至“虫鱼草木”的对于自然与社会巨细无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之下再分若干典,共计32典。每典之下再分若干部，全书共计有6117部。汇编、典、部这三级分类通常被称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经目”。每“部”之下，大致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10个细目，称为“纬目”。
《文学典》属于《理学汇编》，共49部，具体又可以分为“文学总部”（1部）与“文体分部”（48部）两大部分，以下分而论之。
（一）《文学总部》共136卷。依次分为：
1、《总论》12卷。《总论》所收文学批评材料的内容极其广泛，而其中所论多为具有一定经典性，议论正确、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献。《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云：“《总论》之所取，必择其纯正可行者。圣经中单词片句并注疏，皆录于前。盖立论要以圣经贤传为主也。至子、集中有全篇语此一事，必择其议论之当者。论得其当，虽词藻无足取，亦在所录。即一篇中所论不一事，而数语有关，亦节取之。”（1.14）也就是说，《总论》部分所录文献体现了编者所认可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经典“圣经贤传”，另一部分是在子、集中，选择“议论之当者”。《文学总部》的文学评论资料也定然是《古今图书集成》编者视为“纯正可行”、“论得其当”者，即是编者所认同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总部》所收内容来看，以论为主，主要是经部、子部文献，还有部分集部文献，而不收史部。经部中的《易经》、《礼记》、《左传》及其注释文献，主要是“文”、“文辞”、“言辞”的相关论述及注疏。如《易经》“小畜卦”之“文德”、“贲卦”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的“物相杂故曰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语：“《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总部》中子部文献占了绝大部分。自王充的《论衡》开始，大量收录子部关于“文章”的论述。《文心雕龙》占了一卷，除了论文体的篇章之外，从《原道》至《序志》共收了30篇。洪迈的《容斋随笔》至《容斋五笔》占了一卷以上。宋代的笔记与诗话收录最多，差不多占了《总部》的一半篇幅，这一部分内容相当复杂，或谈道说理，或评人论文。《总部》以顾炎武《日知录》为结穴，收录数量亦较多。从《文学总部•总论》所收文献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内涵的渊源所自及其发展：从先秦儒家经典到汉代的扬雄、王充、晋葛洪乃至刘勰与颜之推等，从经学意义上的“文”逐渐向文章学的“文”演化发展。
2、《文学名家列传》106卷，在共260卷的《文学典》中，占了很大比例。《文学名家列传》收录作家传记资料的数量和内容之丰富在此前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绝无仅有的。据初步统计，《文学名家列传》按时代汇集了自周至明4541位文学家的传记资料。《文学名家列传》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家辞典”。其来源是历代史志及子书。比如“杨慎”一人的小传，便同时使用《明外传》、《名山藏》、《艺苑卮言》、《四川总志》四种文献。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文献最丰富，且最有价值的是明代部分，收入1767位名家列传，附录226位。这部分以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作家小传为主，而且还收录大量晚明文献，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学名家列传》收录四千余人，但还有不少“文学名家”并没有收录进去。如曹植、阮籍、嵇康、陶潜、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没有就单独立传。陶潜另列入《学行典》“隐逸部”《名贤列传》中，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文学典》中《陶潜传》不在《文学名家列传》部中，而在第一三○卷“文学总部《纪事》一”却收录了《陶潜传》。曹植、阮籍、嵇康、范成大不入《文学典》，却列入《字学典》的《法书名家列传》中，也令人费解。 [9]
3、《艺文》11卷。《文学总部》中收录文集中文学评论材料最多的是《艺文》纬目。《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云：“《艺文》以词为主，议论虽偏，而词藻可采者，皆在所录。篇多则择其精，篇少则瑕瑜皆所不弃。”（1.15）《文学典•艺文》所收文献特色就在其文学性。与《总论》、《杂录》纬目不同的是，《艺文》并不收录子部著作、笔记或诗话中的材料，只收录文集中的全篇作品。所谓《艺文》即是收入“集”中的独文成篇的文章，其收录标准基本是按萧统的《文选》形成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传统。我们现今视为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书信、诗文集与作品的序跋、作家碑志、行状等材料，基本都可见于《文学总部》的《艺文》，其中包括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序》等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还有许多像杜甫《戏为六绝句》、杜牧《读韩杜集》等论诗、论文的作品。《艺文》编选原则与《文选》相同，不收史书，但是收录了正史中的各种文学传论、传赞以及作家传论、传赞，如《史记•屈原贾谊传赞》、《后汉书•文苑传赞》、《南齐书•文学传后论》等。《总论》和《艺文》合起来，大致就是一部相当齐备的《中国古代文论选》了。
4、《选句》不足一卷，附于《艺文》之后。按《古今图书集成•凡例》：“凡丽词偶句，或以对待见工；近体古风，或以警拔见赏。其全篇即无可观而瑕不掩瑜，单词片语亦不可弃，况一时为佳句，日久遂为故实。故有选句之录。”（1.15）古代关于诗文的名言佳句甚多，然《选句》一部篇幅甚小，未成一卷。所选仅自《汉书》至唐诗，此部文献显得过于单薄，不能反映出中国文学史上有关谈诗论文佳句名言的实际情况。
5、《纪事》3卷。其文献性质亦为记录性，来源主要是史传与笔记。《纪事》与《文学名家列传》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纪事》大致以人为目、以时为序、以事为本，记录与作家的相关事件。《纪事》还记录一些文学现象、流派风气等。如收录《史记•田敬仲世家》中关于“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与“齐稷下学士复盛”之事（卷一三○），收录《癸辛杂识》“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叙述南宋乾（道）、淳（熙）至咸淳年间文风气变化：从淳厚的“乾淳体”到奇诡的“变体”、“文妖”（卷一三二）。这些记录皆可作为《列传》以人为主体制的补充。
6、《杂录》4卷。《杂录》的文献性质为评论文字。按《凡例》说：“圣经之言，多入《总论》。亦有非正论此一事，而旁引曲喻，偶及之者，则入于《杂录》。至于集中所载，或有考究未真，难入于《汇考》，议论偏驳，难入于《总论》，文藻未工，难收于《艺文》者，则统入于《杂录》。”（1.15）该纬目的特色就在于“杂”，所录的文学评论文献较为驳杂、随意，或人、或事、或作品评论、或名篇佳句、或沿革缘起、或典故出处，此虽皆有助于作文与品论，然总体上不具备《总论》那样的经典性与指导性。《杂录》的编选标准宽于《总论》，所收文集中的材料不限于专论与全篇，形式比较灵活。如班固《与弟超书》只节选“傅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下笔不能自休”一语，曹丕《与王朗书》只节选人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诸语，这些评论资料相当重要，是《总论》之必要补充。
《文学总部》之《总论》、《选句》、《杂录》、《艺文》纬目都以收录文学批评资料为主，编者原意是以《总论》为最重要、最能够体现编者的文学批评观念的纬目，地位高于《艺文》、《选句》、《杂录》。但是，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首先，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艺文》部分所收大都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章，其理论价值绝不在《总论》之下。《杂录》的资料议论较为驳杂，但也相当重要，也能传达出特定的文学观念。其次，这几个纬目内容并不一定是绝对区分，不可移易的。比如，第九卷《文学总部》“九”中收录类书《群书备考》涉及创作的史料，如“逸少之天朗气清”、“算博士之号”、“点鬼簿之讥”、“商隐之祭鱼”、“昌黎之序东野”、“子由之记月轩”诸条，皆谓为人所讥弹之文，本可入《杂录》之部，而强置此处，与《总论》“纯正可行”、“论得其当”的收录原则颇为不合。
（二）《文学典》的文体分部，共48部，124卷，具体如下：
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奏议部、颂部、赞部、箴部、铭部、檄移部、露布部、策部、判部、书札部、序引部、题跋部、传部、记部、碑碣部、论部、说部、解部、辩部、戒部、问对部、难释部、七部、连珠部、祝文部、哀诔部、行状部、墓志部、四六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对偶部、格言部、隐语部、大小言部、文券部、杂文部。
各种文体分量不同，卷数不一，但大致包括了《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等纬目。《文学典》文体分部的价值，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讨论。
三 “文学”的观念与地位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文学典》的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可以说，编者力求全面而系统地收录文学各个方面的文献，其体制编排与资料摘录方式反映出编者对文学家、文学批评、文本形态、相关制度等方面史料的认识，也反映出编者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文学典》隐在的文学观念。
纵观历代综合性类书，为“文”专设部类者不少，其名称不尽相同。如《北堂书钞》称“艺文部”、《艺文类聚》称“杂文部”、《初学记》、《太平御览》称“文部”、《事物纪原》称“经籍志文部”、《玉海》称“艺文部”、《事文类聚》称“文章部”。不过，这些部类所收内容相当宽泛，远非在文章学的范围之内。如《北堂书钞•艺文部》有“易、春秋、好学、读书、笔、纸、砚、墨”等目。《艺文类聚•杂文部》有“经典、谈讲、读书、史传”等目。《初学记•文部》有“经典、史传、文字、讲论、笔、纸”等目。《太平御览•文部》有“史传、笔、墨、砚、纸”等目。《事物纪原•经籍志文部》有“论语、孝经、印板、巾箱、文字、音韵”等目。《玉海•艺文部》有“论语、孝经、经解、小学、论史、诸子”等目。以上所举诸书“文”部之目，与今人“文学”内涵相距颇远。
《渊鉴类函》与《古今图书集成》是两部编纂时代相近的大型类书，最有可比性。《渊鉴类函》450卷，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英等奉敕编。此书以明代俞安期《唐类函》为基础扩展而成。《唐类函》仅载唐代诸书，《渊鉴类函》则博采广收，自初唐至明嘉靖年间止，所有类书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编，咸与搜罗，依例编入。俞书分43部，《渊鉴类函》扩充为45部，部下再分类。四库馆臣对于《渊鉴类函》评价很高，以为“盖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钧矣。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亘古所无之巨制，不数宋之四大书也”。 [10]
《渊鉴类函》“文学部”与《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同称为“文学”，但内容差异很大。《渊鉴类函》所分45部，“文学部”排列第十三，处于“乐部”之后，“武功部”之前。“文学部”分为14类：
一：经典总载、周易、尚书；二：毛诗、春秋、礼记、史；三：书籍、袠、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四：文字、著述；五：文章（敏捷、叹赏附）；六：诏（敕附）、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七：诗、赋；八：七、颂；九：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十：儒术（儒教、理学附）、劝学、善诱；十一：讲论（谈并载）、名理、好学；十二：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不学附）；十三：笔（笔架、笔格、笔床、笔匣、笔筒并载）、砚（砚匣、砚滴附）；十四：纸、墨、策、简、牍（牒附）、札、刺、券契、封泥。
可见，《渊鉴类函》虽称为“文学部”，但“文学”的内涵非常宽泛，与传统类书中“艺文部”、“经籍部”大致相类。从第一部“经籍总载”到第四部“文字、著述”，从第十部“儒术”到第十四部的“纸墨”都与狭义的“文学”基本没有关系。
比较一下《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和《渊鉴类函•文学部》的内容，其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渊鉴类函•文学部》差不多等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理学汇编”。《渊鉴类函•文学部》中的“经籍总载”、“文字、著述”、“儒术”、“博学”、“纸墨”等内容，在《古今图书集成》中被分别放到《经籍典》、《学行典》、《字学典》等之中。相比《渊鉴类函•文学部》而言，《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更集中在传统的文章学领域中，其内容大致就是文学批评、文学家与文体学几大部分了。
在中国古代，“文学”内涵在不断发展，具体语境不同，内涵也就产生变化。从《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所收文献来看，编者心目中的“文学”内涵虽是源于先秦儒学经典的“文”，但其主体部分，却是独立于经籍、学行、字学之外的文章之学。《文学典》的内容较为纯粹，更接近现今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范畴。《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谈到文学典时说：“文以载道，其绪余也，故《文学》又次之。”（1.14）然而蒋廷锡上表谓“文学典”：“惟天地之元音，至文章而挥发，故缘情体物，不厌雕锼，征事属词，无妨绮丽。始则本原六籍，既乃泛滥百家。相如多扬厉之篇，子云有覃精之作。散行骈体，固可兼收，只句单词，亦堪吟玩。矜连城之白璧，握径寸之骊珠，不徒纂组为工，实亦性灵攸托。”（1.9）《文学典》的“文学”虽有“文以载道”之任，实际上则多是“缘情体物”之作。编者心目中的“文学”，就在于形式上“纂组为工”之美，而内容上则有“性灵攸托”之妙，应该是比较狭义的文章概念了。虽然强调文学在理学知识体系之中，文本于经，但重点又是后代文学性强的作品。
从《文学典》所称的“文学名家”也大致可以看出其“文学”观念。“文学”这个概念，先秦时代所取比较宽泛，最早见于孔门四科之说，指“文章博学”。《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11]在《文学典》中言偃（子游）、卜商（子夏）二人列于《文学名家列传》之首，意即取此，表现出文学源于儒学之意。《文学典》还把邹衍、庄周、墨翟、韩非等先秦诸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等著史传经的学者列为“文学名家”，也显然是承“文章博学”之意而来。不过，从屈原、宋玉开始，“文学家”的内涵越来越接近近世以来的文学家概念，即文章之士。从总体来看，《文学名家列传》中四千多名“文学家”主要还是指文章之士，反映出《文学典》的“文学”观念始于儒学而独立于文章学的历史过程。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谈到《文学典》内容则说：“盖文各有体，作者亦各有擅长，类别区分，各极文人之能事而已。”（1.20）编者强调它收集文献与体制编排重点就是文体、文人与文章。与前文所举其它类书所设立“文”部相比，可以看出，《文学典》的“文学”概念是比较集中而单纯的，更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后期定型的杂文学或者文章之学及其文体观念。这是《古今图书集成》与其它以前类书最大的差异。
类书不像一般的文学总集或诗文评著作，比较直接地表现作者或编者的文学观念，但类书又有独特的优长之处，其典目设立、内容编排与选择可以反映出编者对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与知识体系中所占地位的认识。《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有意识构成一个严密的、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法象莫大乎天地，故《汇编》首‘历象’而继‘方舆’。乾坤定而成位，其间者人也，故‘明伦’次之。三才既立，庶类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参赞，则圣功王道以出，次‘理学’、‘经济’，而是书备焉。”（《古今图书集成•凡例》，1.13）《文学典》属于《理学汇编》，据蒋廷锡的上表所说，《理学汇编》的编纂宗旨与内容是：“盖凡往圣精微之理，先儒实践之修，春华秋实之各擅其长，考古宜今之有适于用，莫不备于是编矣。”（1.10）“理学”之得名，似受宋明理学影响，但又比较宽泛，指人文义理及其践行之学。《古今图书集成•凡例》：理学汇编其典四。一曰经籍，二曰学行，三曰文学，四曰字学。理莫备于六经，故首尊《经籍》。学成行立，伦类判矣，故《学行》次之。文以载道，其绪余也，故《文学》又次之。书契之作，典籍之权舆也，故《字学》亦及之。（1.13）
《古今图书集成》体系严密，其典目的次序安排明显体现了价值序列。在“理学汇编”之中，依次以《经籍》、《学行》、《文学》、《字学》。《文学典》的内容按《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所言：“《文学典》，在《经籍》之外。盖文各有体，作者亦各有擅长，类别区分，各极文人之能事而已。而《列传》则总之为‘文学名家’，虽尊之‘艺术’之上，而不遽许之为圣贤，人可以知所重矣。”在儒学体系之中，“文以载道”，在“理学”体系中，“文学”处于“经籍”、“学行”之下，“字学”之上，“文学名家”的地位虽然高于“艺术”，但绝不能称为“圣贤”。就《古今图书集成》所展现的中国传统社会知识谱系中，“文学”所处位置与地位是十分直观、清晰的。
四 文体分类与“辨体”观念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古人不断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 [12] “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 [13] “文辞以体制为先”。 [14]这种观念也清晰地体现在《古今图书集成》之中。《文学典》总49部，其中48个部类为文体部类，“辨体”在《文学典》中的重要性与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在历代综合性类书“文部”中，《文学典》为文体所设的部类是最多的，以下列举数种以资比较：
《北堂书钞•艺文部》：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敕附）、章、表、书记、符、檄；
《艺文类聚•杂文部》：史传、集序、诗、赋、七、连珠、书、檄、移；
《太平御览•文部》：诗、赋、颂、赞、箴、碑、铭、铭志、七辞、连珠、御制、诏、策、诰、教、诫、章表、奏、劾奏、驳奏、论、议、笺、启、书记、诔、吊文、哀辞、哀策、檄、移、露布、符、券契、铁券、过所、零丁；
《事物纪原•经籍艺文部》：诗、五言、七言、格律、联句、唱和、次韵、赋、论、策、议、赞、颂、箴、连珠；
《玉海•艺文》：诗（歌附）、赋、箴、铭、碑、颂、奏疏、策、论、序、赞、经；
《事文类聚•文章部》：诏（制、表附）、露布、檄(移文附)、箴、铭、颂（赞附）、诗、赋、连珠、判；
《渊鉴类函•文学部》：诏（敕附）、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诗、赋、七、颂、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
《文学典》第一卷至第一三六卷为“文学总部”，自一三七卷至二六○卷为分体史料。共有“诏命”（诏、命、谕告、玺书、赦文）、“册书”、“制诰”、“敕书”（敕、敕榜、御札）、“批答”、“教令”、“表章”（表、章、致辞）、“笺启”、“奏议”（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上书、议、谥议）、“颂”、“赞”（赞、评）、“箴”（箴、规）、“铭”、“檄移”（檄、移、关、牒、符）、“露布”、“策”（策问、策）、“判”、“书札”（书记、书、奏记、启、简、状）、“序引”（序、序略、引）、“题跋”、“传”、“记”、“碑碣”、“论”、“说”、“解”、“辨”、“戒”、“问对”、“难释”、“七”、“连珠”、“祝文”（祝文、祭文、嘏辞、玉牒文、盟）、“哀诔”（诔、哀辞、吊文）、“行状”、“墓志”（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四六”、“经义”、“骚赋”（楚辞、赋、俳赋、文赋、律赋）、“诗”（古歌谣辞、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拗体、和韵诗、联句诗、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蜂腰体、断弦体、隔句体、偷春体、首尾吟体、盘中体、回文体、仄句体、叠字体、五仄体、双声叠韵体、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风人体、诸言体）、“乐府”、“词曲”(诗余)、“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文券”（铁券文、约）、“杂文”（杂著、符命、原、述、志、纪事、说书、义、上梁文、文）共48部124卷。《文学典》各种文体的篇幅差异极大，如“诗部”共45卷，包括《汇考》、《总论》、《艺文》、《纪事》、《杂录》等纬目，而不少文体部类则只有一卷。48部类并不全是单一文体，不少部类包括了两种以上的文体形态，实际上48部类涉及的文体总数近140种，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综合性类书的文体分类，比之许多总集所收录的文体种类也毫不逊色。 [15]
《文学典》文体部类的纬目编排大致如下：《汇考》、《总论》、《艺文》、《纪事》、《杂录》、《选句》、《外编》，但并不是所有文体都有这些纬目。在这些纬目中，《汇考》、《总论》、《艺文》三纬目有比较高的文体学理论文献价值，而《纪事》、《杂录》、《选句》、《外编》则对于研究古代各体文章发展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汇考》与《总论》。
按《古今图书集成》体制，《汇考》本欲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1.14），《文学典》中的各文体也不例外。《汇考》重点在于“考”，其史料来源非常广泛，经、史、子、集皆可收录，但重点在于考释文体源流、文体名称、文体制度与形态。在追溯文体渊源时，先秦经典往往是文体史料的首要来源，《文学典》不但引用经典，还征引历代的经注，这反映出《古今图书集成》“文本于经”的思想。在考察文体名称时，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小学著作亦多被采录。在考察文体制度时，则更多利用史籍。以《诏命部•汇考》为例，该部收录《周礼》的《天官•大宰》、《春官•大祝》、《内史》、《外史》及注释以追溯文体渊源；收录《史记•秦始皇本纪》、刘熙《释名•释典艺》、蔡邕《独断•诏书》以考释文体名义；收录《隋书》的《礼仪志》、《百官志》，《唐会要》“黄麻写诏”，李肇《翰林志》“诏书纸色”条以考释文体制度。《文学典》非常重视文体与历代典章制度、礼仪制度的关系，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文献，体现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同时《汇考》收录了大量的文体形态、文体的文本格式，对于研究文体的原始语境与实物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尤其是实用性文体，如《表章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笺”、“表式”，《大清会典》的“表式”等，详细记载了明清两代表章的具体样式；“奏议”部收录《明会典》的“表启题本格式”、“奏本式”、“题本式”，《大清会典》“题奏本式”，具体地描述了奏议文本的篇幅、大小、疏密、行数、字数以及姓名、抬头等格式，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与书写载体融为一体的鲜活的文本样式。又如《奏议部•汇考》引《明会典》、《大清会典》对奏本、题本的用纸格式以及书写字画的要求；《敕书部•汇考》引陆游《老学庵笔记》言“元丰新制”、“署敕不著姓”。《檄移部•汇考》引《明会典》中各级官府的公移体式和写作格式。《制诰部•汇考》引《宋史•职官志》备载宋徽宗时文武官制诰用“绫纸”及“褾带网轴等饰”的等级、形制种类，记载了文体书写与文体功用相关的物质载体形制。
《汇考》所收以经史文献为主，内容多为相关制度的考订，而《总论》所收以诗文评文献为主，主要是历代评论家对各文体发展演变规律、创作方法的归纳总结，大都有较高的理论性。《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分别归入《文学典》25个文体部类的《总论》，《文学典》31部收入吴讷《文章辨体》序题，43部分别收入《文体明辨》中的文体序题。从全书来看，《文心雕龙》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这三部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学著作，大致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之中。 [16]
《文学典》在文体史料之分类、编排与选录中，体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辨体”观念。
（一）文体次序与文体价值。在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中，文体排列的次序往往暗含着编纂者对文体价值高下的判断。六朝至宋，许多总集编选体例采用《文选》诗、赋居前的文体分类模式。《文选》以赋、诗、骚、七先于诏、册、令、教、策、表等文体，宋人开始对此有不同看法。宋陈仁子撰《文选补遗》：“以为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 [17]故《文选补遗》以“诏诰”置于书首。《三国志文类》分诏书、教令、表奏、书疏、谏诤、戒责、荐称、劝说、对问、议、论、书、笺、评、檄、盟、序、祝文、祭文、诔、诗赋、杂文、传等23门，把诏书置诸各文体之首，体现了以王权政治为本位的文体价值秩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唐以来，类书文体分类的排序大致有两种不同方式，一是以诗、赋居前，实用文体居后，如《北堂书钞•艺文部》、《太平御览•文部》、《玉海•艺文》等；一是以实用文居前，诗赋居后，如《艺文类聚•杂文部》、《渊鉴类函•文学部》。《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以诏、册、制、敕及表、奏等实用性文体为先，以诗赋居后，文体部类的排列次序大致遵循以下隐在规则与文体价值谱系：按文体应用场合尊卑的次序排列；按作者身份的高低排列；按语体先笔后文的次序排列。从其文体排序来看，明显以实用文为先，其中又以帝王的下行文为先，表现出重视实用性文体与尊卑有别的正统的文体思想。
（二）对“纯文学”与“俗文学”文体的重视。这与上述“重视实用性文体”的传统观念似乎矛盾，但又是统一的。如果我们从文体史料内容的编纂比例来看，《文学典》体现出某些新的文体观念：对抒情文体、俗文体这些近代以来被视为“纯文学”文体表现出相当的重视。在《文学典》48部中，诗、词、曲、赋所占分量最大，其中骚赋6卷、诗45卷、乐府8卷、词曲14卷，这几类文体所占的分量已超出《文学典》总量的一半以上。《文学典》“词曲”部中收录大量杂剧史料，在古代类书中相当罕见。《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序谓：“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 [18]在传统文体价值序列中，词、曲地位低于诗文，曲的地位又低于词，叙事性的戏曲地位又低于抒情性的“散曲”。此前综合类的文体学著作，几乎都不重视词、曲，尤其是戏曲，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就没有戏曲。在《古今图书集成》之前的类书，也没有专门为戏曲立目。《古今图书集成》特设“词曲”部，“曲”的内涵，包括了散曲与戏曲，其中收录了大量的戏曲史料。如第二四八卷词曲“汇考”六收录了“群英所编杂剧共五百六十六本，元五百三十五本，内无名氏一百七本，娼夫十一本。”（64.78126）记载了元杂剧作者与剧作，第二五六卷词曲部《杂录》二又收录不少杂剧史的记载与评论，对于研究戏曲史颇有价值。《古今图书集成》重视戏曲文体文献，一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元明以来文坛的实际情况，另外或许和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比较重视戏曲、肯定戏曲教化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不可据此而过高评价《文学典》对于俗文学的认同。若综合起来看，《文学典》对于俗文学文体虽然有所重视，但还是不够的。比如在《文学名家列传》之中，并没有收录戏曲家。 [19]而《文学典》没有为“小说”专门设立部类，表现出编者对“小说”文体的忽视或轻视态度。
（三）独特的分类。《文学典》48部类涉及的文体总数近140种，其中《四六部》、《对偶部》、《隐语部》、《格言部》、《大小言部》几个部类的设置和体例与其他以功能命名的文体部类有所不同，它们是根据其修辞特色或文体形态特点来命名的。历代类书总集极少设置这些文体类别，《文学典》专门为它们设立部类，比较敏锐地反映出宋明以来文体的新发展，实有创意，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
1、“对偶”与“隐语”。对偶、隐语本是古代许多文体所共有的修辞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被广泛使用。魏晋以来文学批评，亦有所论及。《文心雕龙•谐隐》篇已提到“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文心雕龙•丽辞》在讨论骈文时涉及对偶问题，谓：“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然人们有意识地大量创作对联、谜语则是到了宋代才开始的，诗文评亦论及对联与谜语，一些应用写作类书和民间日用类书亦有所收录。 [20]明清时期，对联谜语更加盛行，一些文集开始收录此类文体的作品。如明代徐渭的《徐文长逸稿》就收入“对联灯谜诸作”，叶秉敬《叶子诗言志》收入“杂录对联偶语”，清代上官鉝的《诚正斋集》、张贞生《王山遗响》、熊赐履《澡修堂集》都收入“联语”。《文学典》设立“对偶”、“隐语”部类，正是在文体分类学上对当时流行的对联、谜语的肯定与反映。
2、“格言”。格言的语言形态起源很早，到了宋代，格言成为文人有意识创作的文体。明清时代清言、箴言作品大量出现，晚明清言往往只是片言只语的随感录，却是深思熟虑的人生经验或人生哲理的思考，与格言是一致的，如明代沈周《客座新闻》、陈眉公的《读书镜》、《岩栖幽事》、《长者言》、太室山人（徐学谟）《归有园麈谈》等，都被《文学典•格言部》收录了。除了专门汇集格言的著作外，明清人也开始将其格言作品与诗文并置于文集中，如清初毛奇龄撰《诰赠翰林院侍讲学士高公崇祀乡贤主阴事状》中云高厚“所遗诗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 [21]将格言与诗、文并置。《文学典》为格言单立文体部类，体现了编者这种文体的关注与重视。
3、“大小言”。大言、小言自其产生之初就以诗赋等文体为载体，历代作品本来不多。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诸言体”条说：“自宋玉有《大言》《小言赋》，后人遂约而为诗。诸语、诸意，皆由此起。” [22]《文体明辨》在“诙谐诗”之下有“诸言体”、“诸语体”、“诸意体”。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极度夸张与谐趣，所以徐师曾以之归入“诙谐诗”。但是此类作品体兼诗赋，旁及谐语，不是诗歌文体所能包括的，故编者以此类文体的修辞特征共性而立体，专列“大小言部”。“大小言”与许多文体相比，显得琐细，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大言”与“小言”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它还有特别而重要的哲学意蕴，反映出古人对于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理解。
4、“四六”。严格来讲，“四六”并非一种具体文体，而是一种可广泛使用于不同文体的语体。历代兼收众体的文章总集，极少有设置“四六”一体的。《文心雕龙》以骈偶为《丽辞》置于“剖情析采”的下篇而非“论文叙笔”的上篇，没有把骈偶当作具体的文体看待。关于“四六”的文评，至唐宋以后始盛。《文学典》专立《四六部》一卷，反映出唐宋以来四六文盛行的情况，是无可厚非的。然编者将《四六部》置于《墓志部》与《经义部》之间，似以“四六”为与诸体相并列的文体，似有不妥。《四六部》的位置，似宜与几种语体或修辞为特征的文体部类相邻。另外，《四六部》既无《汇考》，也无《总部》，所以“四六”的内涵颇为含糊。在该部的《艺文》中，也只选有李商隐的两篇文集自序与刘克庄的一篇跋，又相当简单，略嫌随意。
5、“经义”。自北宋熙宁年间实施以经义取士，“经义”就成为与文人命运相关的重要文体，但是文章总集或别集基本不收录此类科举文字， [23]各种类书的文体部分，亦罕有涉及。《文学典》新设“经义部”，虽然经义不等于八股文，然而《文学典》“经义部”重点是八股文。这在文体学上反映出八股文在明清两代所受的重视。此部重点收集了一些明清八股文渊源与体制、八股理论与八股技法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明代八股文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材料。这些文献的选择与收录，也体现出编者的八股文史观。如历来对八股文文体的渊源说法甚多，但《文学典》的《经义部•汇考》首则引《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明确以宋代考试文体为八股文的渊源，而不采其它说法。
由于《永乐大典》的散佚，《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是现存最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库，是文体学史料的集大成者。《文学典》对48个文体部类之间的划分和排列次序反映出各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各种文体的功用特征和文本形态特征又通过文献的编排来展现。《文学典》不仅是对我国古代文体论的全面总结，也体现了编者对各文体特征的认识和文体分类观念。48个文体部类与《文学总部》分别构成了《文学典》中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相辅相成的体系。
但是，由于《文学典》篇幅巨大，在文体分类与史料选录方面不免存可求之疵。对此，笔者在上文讨论中已有所涉及。又如在中国古代“杂文”或“杂著”种类繁多，相当复杂，而《文学典•杂文》一卷颇显草率。虽然分了《汇考》、《总论》、《纪事》、《杂录》数纬目，但都非常简单，如《汇考》一目，只收《释名》数语。而《总论》纬目，收录《文心雕龙•杂文》、《文章辨体•杂著》与《文体明辨》之“杂著”、“符命”、“原”、“述”、“志”、“纪事”、“说书”、“义”、“上梁文”、“文”诸体题序。按：《文体明辨》之“符命”、“原”、“述”、“志”、“纪事”、“说书”、“义”、“上梁文”、“文”诸体与“杂著”相提并论，彼此之间并无附属关系，而《文学典》以诸体皆列入“杂著”，确为少见。当然，“杂著”、“杂文”自六朝以来，并无定体，何为“杂文”，可见仁见智，但文体分类，应有前后统一性，其中如“义”，乃为“经义”之“义”，属于考试文体，《文体明辨》卷四六“义”体，下有“经义”之目，并收录宋代张庭坚两篇经义。 [24]而《文学典》第一八○卷至一八二卷即为《经义部》，故“义”之一体，宜置《经义部》中。又如“问对”部的《艺文》只收三首诗词：明僧来复的《主上于奉天门赐坐焚香供茶午就赐斋问以宗门大意首以灵山付嘱继以迦叶感化为对喜赋诗以献》和宋方岳的《哨遍•问月》、《哨遍•月对》，虽有些别出心裁，但所选作品在“问对”体中代表性不强，显得随意。 [25]
五 《文学典》之外的文学史料
除了《文学典》集中收录了文学文献之外，《古今图书集成》还有一些相关部类也收入丰富的文学文献。下面简论之：
（一）关于作家、作品的文献。古代人物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很少有专此一业的“文学家”，相反，“余事作诗人”倒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如果研究古代作家，而只限于《文学名家列传》，眼光就不免褊狭了。凡涉及人物的文献，都可能有助于作家研究。《古今图书集成》许多典部都有《列传》，如《明伦汇编》有《名臣列传》，《氏族典》有各姓氏历史名人的《列传》，所收的人数极多，其中当然也有许多身兼作家的人物。在不同典部中，同一人的列传，所采材料往往不同，可以互参 [26]比如，《文学典•文学名家列传》唐代诗人韦应物传用的是宋尤袤《全唐诗话》、宋姚宽《西溪丛语》材料（63.76348），而《氏族典》中《韦姓部》的《列传》则据《全唐诗小传》，文献来源不同。又如，《经学典》中的《传经名儒列传》有苏轼、苏辙、陈亮、张溥、唐顺之、归有光、徐师曾、袁宗道、汤显祖、艾南英、杨慎等人的传记，都可与《文学名家列传》互相参证或补充。
《古今图书集成》各部的《艺文》、《纪事》、《杂录》等皆收录历代的文学作品，《古今图书集成》也可以看成是各种专题的文学史料。如《交谊典》之《赠答部》、《宴集部》、《盟誓部》、《饯别部》，都可以成为某一文学主题研究的文献。《明伦汇编•皇极典》设有关于帝王文学创作的部类《御制部》。 [27]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创作与审美趣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御制部》三卷有《艺文》、《纪事》、《杂录》三纬目，收录了上自尧舜、下至明神宗历代帝王诗文创作及评论，形成了一个以历代君主为纲的专题文学史。女性文学是现当代海内外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明伦汇编•闺媛典》之《闺藻部》七卷有《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为中国古代女性文艺（主要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献。《闺藻部•列传》收录220名历代女性作家、艺术家的传记资料。其中如曹世叔妻（班昭）、徐淑、董祀妻（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等著名女作家的传记资料皆为《文学名家列传》所未收。《闺藻部•列传》中所收明代女性作者数量最多，共89人（附3人）。所载江南女性最为突出，其中如叶绍袁妻（沈宜修）及叶纨纨、叶小鸾母女三人，真实地反映明代家族女性文学盛况。《闺媛典》中各部还收录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文献。《艺文》收录历代歌咏、评价妇女创作的作品，《纪事》、《杂录》、《外编》收录历代文献中有关妇女文艺创作的事迹与传闻。《闺藻部》诸纬目共同构成和展现了自汉至明的中国女性文艺史料。
（二）关于文学批评的文献。“理学汇编”中的《经籍典》是《文学典》外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典。《经籍典》几乎每一部类都相当于一部专题学术史料。如《文选部》，其实就是一部“《文选》学”史的史料汇编。《诗经部》既是经学，又是文学。史部中的《国语部》、《战国策部》、《史记部》、《汉书部》、《后汉书部》、《三国志部》等部，其中大量史评未尝不可视为文评。而在子部中，文学批评材料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集部无疑是《经籍典》里古代文学文献最集中的部类。《集部•总论》收录历代关于文集的评论，《集部•艺文》收录历代文集序跋。《文学典》中文学资料的编排或以作家为主线，或以文体形态方式为主线，《经籍典•集部》以文集为主线的文献史料是对《文学典》的有益补充。《经籍典》还有一些并非专门谈论文学，却涉及文学评论的文献。如第九四卷《易经部•杂录》引明李鼎《偶谈》：“《易》，传之祖也。《说卦》，说之祖也。《序卦》，序之祖也。溯流者会须穷源。刘义庆，清言之圣也。罗寅中 [28]，小说之圣也。高东嘉、王实甫，传奇之圣也。后发者终难方焉。”（57.68918）这条材料，所论从经学与文体的关系到小说、戏曲之经典，颇为重要，而历来未受重视。也有一些材料表面看来似乎与文学批评无关，但细读仍有关系。如第八四卷《明伦汇编》之《交谊典•品题部》为品题历代人物之文献。在中国古代，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关系都是相当密切的，故此部实有助于文学批评。又如第九四卷《交谊典•荐扬部》引《侯鲭录》欧阳修因诗荐人而失察，有“诗不可信也如此”之叹 [29]，其实是涉及古人对于诗与生活真实、人品与诗品关系理解的文献。第一百卷《交谊典•嘲谑部》中涉及文学批评的文献亦不胜枚举。 [30]
（三）关于文体或文体形态的文献。《古今图书集成》的许多部类，可能涉及到各种文体形态。比如一五三至一五七卷的《庶徵典•谣谶部》便集中地提供了研究谣谶形态的文献。中国古代文体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关系密切，在一些有关礼仪制度的文献中，也可能涉及文体史料，与《文学典》交叉甚至可以互补，如“经济汇编”《选举典》。虽然《选举典》各部类的主题都偏重于制度层面，但也有不少关于考试文体的资料。其卷七三《科举部•总论》二所选《日知录》近30则材料中，绝大多数未见《文学典》采录，更真实全面地还原经义文体的历史面貌。《文学典•策部》的“策”实际包含了“制策”、“试策”与“进策”，三者性质不同，《选举典•对策部》集中于考试文体，所收文献不但比《文学典•策部》更为专门，也更为详尽。在《文学典•词曲部》收录部分戏曲史料，而在《博物汇编•艺术典》中有《优伶部》二卷，有《汇考》、《名流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诸纬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与演剧史的重要文献。第八一六卷《优伶部•汇考》引用《汉制考》“周礼”条、《金史•礼乐志》、唐崔令钦《教坊记•杂剧》、元周密《武林旧事•杂剧段数》、元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等多条、潘之恒《曲艳品》、《后艳品》、《续艳品》、《剧评》等（48.59708）。《汇考》在文献收录上追溯戏曲与礼乐制度之关系，值得注意。所收崔令钦《教坊记》版本与现行许多版本内容不同，其中部分内容是独有的。 [31]在《文学典》中，设有《乐府》一部。在中国古代，歌诗同源，乐府与歌更是一体。《经济汇编》中的《乐律典》另有《歌部》，共11卷， [32]篇幅相当大，与《乐府》关系极密切，其中许多文献，涉及乐府制度与乐府历史，可与《文学典•乐府》相参照。而《乐律典》另有《舞部》六卷，亦与古代戏曲有一定关系。
六 从《古今图书集成》看康熙年间的文化与文学风气
《古今图书集成》始于私修，主要成于陈梦雷一人之力。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所写的《告假疏》中已谓“此书规模大略已定。” [33]另外，陈梦雷《进〈汇编〉启》自谓：“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银雇人缮写。蒙我王爷殿下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得告成，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 [34]可见《古今图书集成》全书框架设计、材料去取，甚至资料筹备，都是陈梦雷“独肩斯任”的。尽管如此，该书却不是代表陈梦雷一己之知识，而是代表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甚至也代表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此书编纂毕竟是奉皇子胤祉之命，得到其支持与裁定，后又经集体修订补充，得到康熙赐名、雍正制序，故笔者认为始于私修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虽与纯粹官修的丛书《四库全书》体制不同，然在代表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两书性质是有一致之处的。
康熙、乾隆并称盛世，其政治、文化乃至文学风气则有差异。康熙、乾隆以来文字狱大兴，然两朝对于文人思想文化钳制的程度有所不同，也有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康熙与乾隆年间主流社会的审美风尚亦处于演变之中。这种微妙的政治、文化差异也反映到图书编纂上。《古今图书集成》编纂于康熙年间，《四库全书》编纂于乾隆年间，前后约差五、六十年之久，然皆代表各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其政治目的首先都在于表明“文治”之功。不过，在不同具体时段中，由于政治风气、文化政策不同，两部巨制对于文献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上也有变化。当然，类书与丛书的性质完全不同。类书求全，宽于去取；丛书求精，严于抉择。两者之间实难以强加比较。不过，当我们把审视的眼光集中到对待同一文献对象的态度时，两部巨制之间仍具有一定可比性。
首先，《古今图书集成》大量收录的许多著作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却成了禁毁或存目书籍。 [35]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钱谦益的著作。《古今图书集成》大量收录钱谦益的作品，仅《列朝诗集》作家小传就被引录近千次， [36]《文学典•总论》收录的明代作家传记部分是以钱谦益《列朝诗集》的作家小传为主的。而在《四库全书》中，钱谦益则成为最典型的抨击与禁毁对象，所有涉及钱谦益的文字都必须毁弃，而《列朝诗集》也是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尠哉？” [37]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明诗综》提要：“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 [38]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钱谦益与《列朝诗集》的极端厌恶之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皆为《四库全书》禁毁书籍。
这并非偶见现象。又如被《古今图书集成》收录而被《四库全书》禁毁的晚明著名文集，就有锺惺《隐秀轩集》、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袁宏道《潇碧堂集》、袁中道《珂雪斋集》、焦竑《澹园集》、陈继儒《白石樵真稿》、《晚香堂集》、《眉公诗钞》等。 [39]两书这种强烈的差异与类书、丛书体例之别并无直接关系，主要原因是受到各自时期政治文化风气的影响。
其次，《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对待晚明文学文献的态度迥异。《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晚明文学文献甚多，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陈继儒（眉公）的著作如《群碎录》、《枕谭》、《安得长者言》、《岩栖幽事》、《虎荟》、《妮古录》、《书画史》、《见闻录》、《书蕉》、《狂夫之言》、《太平清话》、《辟寒部》、《偃曝谈余》、《销夏部》、《珍珠船》、《读书镜》、《香案牍》、《逸民史》、《书画金汤》、《读书十六观》等都被征引，而且征引频率极高。 [40]而在《四库全书》中，除了陈继儒《白石樵真稿》、《晚香堂集》被列入禁毁之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陈继儒著作31种，均入存目，无一正选。四库馆臣对晚明文风极为排斥，并对陈继儒的著作大加贬斥，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批评大概着眼于三点：一是浅陋，如评《妮古录》“议论殊为浅陋”。 [41]二是粗率，如评《书蕉》：“随笔札记，颇无伦次。” [42]评《笔记》：“取杂事碎语，钞录成帙，略无伦次。” [43]评《珍珠船》：“既病冗芜，亦有讹舛。” [44]评《见闻录》：“叙次丛杂，先后无绪，仍不出其生平著述潦草成编之习也。” [45]评《虎荟》：“漫为牵缀。[46]三是纤佻，如评《岩栖幽事》：“词意佻纤，不出明季山人之习。” [47]在文学方面，四库馆臣对陈继儒的批评，多是与批评晚明小品习气有关。如《书画史》提要说陈继儒所著的《书画金汤》：“尤不脱小品陋习，盖一时风尚使然也。” [48]在《张氏藏书》提要中说：“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逐至于如此。屠隆、陈继儒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49]《四库全书总目》把陈继儒看成是当时的士风与文风也就是所谓的晚明习气的代表性人物。《四库全书》极端鄙视晚明文风，大肆刊落晚明文学文献，既有政治上的导向，也有审美上的原因，但与丛书体例关系不大。
再次，《古今图书集成》以理学为旨归，而《四库全书》馆臣更推崇“汉学”。受汉学影响，四库馆臣治学相当严谨，在文献方面讲求目录版本与考据之学，成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之上。如《古今图书集成》的《格言部•杂录》引“林逋《省心录》”，按《省心录》即《省心杂言》，《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省心杂言》提要据《永乐大典》考出此书作者并非林逋，乃宋初李邦献所著。 [50]又如，《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八○《经义部•汇考》“附王安石《经义式》”，收录王安石“经义”六篇（64.77571—64.77573）。王安石与经义考试制度关系密切，但《古今图书集成》所收王安石“经义式”，在文献来源上存在一些疑点。俞长城编次的《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略早于《古今图书集成》 [51]，也收入王安石经义10篇。可见，关于所传王安石的经义文是康熙年间知识界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四库馆臣对此提出疑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经义模范》提要：“康熙中，编修俞长城尝辑北宋至国初经义为《一百二十名家稿》，然所录如王安石、苏辙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书，世或疑焉。” [52]明确对王安石等经义作品表示审慎的存疑态度。其实，《古今图书集成》所收王安石“经义”六篇系后人所编写或以八股文形式去改写王安石《论议》而成的。 [53]所以《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王安石《经义式》确是有问题的。四库馆臣对于世传王安石经义文的存疑比《古今图书集成》的无疑而录显然更为严谨，也更有眼光。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对于文学类图书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文化与文学风气的转变：在文化上逐渐走向专制，力排“违碍”。在审美价值观上体尚宏大，痛贬纤佻放诞。在文学批评标准与批评尺度上则更为严厉，甚至苛刻。在文学文献与史料的辨析和考据上，则更为审谨和精严。
综上所述，《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清代，从上古至清初的资料尽在收录范围之中。 [54]其内容广博，体系细密，可称历代类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领域，其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纵览《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联系。《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在现存历代类书文学部类中，不但分量是最大的，其“文学”内涵也最接近现今的文学概念。它在编排方式、分类体系与文献选录中体现出编者对文学、文人、文章、文体等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就是一部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体学的史料集成。它以类书的特殊方式，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清代康熙年间主流社会的文学观念与风气。
注释：
[1] 以上引文均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为省篇幅，以下凡引该书，均用该版本，只注明卷数与页码。
[2] 闻一多：《类书与诗》，收入《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 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5] 比如《事文类聚》别集卷五把“涩体”、“记用赋体”、“记用传奇体”等文体变化的条目都归入“瑕疵”类，可见当时人对这类不符文体体制的创作持批评态度。
[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御定渊鉴类函》提要，第1157页。
[7]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及基本内容，参见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图书馆季刊》1962年第1期；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5年第1期；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曹红军：《〈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故宫博物馆院刊》2007年第3期。本文所据皆为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武英殿聚珍铜活字版影印本，引文只注全书册数与总页码，如1.14即第1册第14页。
[8] （清）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16册，第38页。
[9] 按：《古今图书集成》编辑体例是一人的传记可分别收入不同典中。如左思、陆机、陆云既入《文学典》的《文学名家列传》又列入《字学典》之《法书名家列传》。
[10]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渊鉴类函》提要，第1157页。
[1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98页。
[12] （宋）王应麟：《玉海》卷二○二引倪正父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联合出版，第3692页。
[13]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14] （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见（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页。
[15] 比如，明代徐师曾所编的《文体明辨》选入121种文体的作品，已是古代文体分类最为细密的总集之一了，所涉文体种类仍少于《文学典》。
[16] 《四库全书》对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评价很低，皆列入“存目”，而正编只收入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古今图书集成》基本收录了《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的所有序题，而不录《文章辨体汇选》。《文章辨体汇选》在文体学学术史上的价值确远不及《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在此问题上，四库馆臣的眼光逊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
[17] （宋）赵文：《文选补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0册，第3页。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第1807页。
[19] 按《文学典》卷八六《文学名家列传》虽然收入王和卿，并附有关汉卿，但重点只是其散曲《咏大蝴蝶》和关汉卿的友善与雅谑。所以实际上，元代戏曲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王实甫诸人都未被当作“文学名家”的。
[20] （元）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戊卷九“杂题门”即收入上流社会与民间社会三教九流各种场合的对联，相当有趣。如“眼科”的对联是：“妙手扫开云雾翳，举头喜见日星明”，“帽行”的对联是：“一举手中俱了当，万人头上着工夫。”
[21] （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227页。
[22] （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
[23] （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一一收入两篇“经义”，《文体明辨》卷四六有“义”一体，有所涉及，亦收入《宋文鉴》所收两篇经义文，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2册，第93页。但这种情况相当少见。
[2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2页。
[25] 这个问题可参考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之“问对”部分及选文。《文体明辨》卷之四十三“问对”收入柳宗元《晋问》、韩愈《对禹问》、柳宗元《愚溪对》等作品。
[26] 关于该书所涉及的人物传记，可参考杨家骆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各部列传综合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88年。
[27] 《太平御览》“文部”卷五九二、五九三为《御制》，《古今图书集成》的《御制部》则移入《皇极典》中。
[28] 原文如此，“寅”应为“贯”字之误。
[29] 《侯鲭录》：“欧阳文忠公尝以诗荐一士人与王渭州仲仪，仲仪待之甚厚。未几赃败。仲仪归朝，见文忠公，论及此士人。文忠公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33.40663）
[30] 如引《遁斋闲览》谓李廷彦献百韵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恻然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是！”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耳！”（33.40743），这条材料，又见《文学典》第二一一卷诗部《纪事》，而引自《续墨客挥犀》，然作“李庭彦”。此材料在钱锺书《诗可以怨》一文中，成为相当有趣的“为文而造情”的典型。见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第112页。
[31] 如《古今图书集成》本的《教坊记》标出“杂剧”之目，这是其它版本所没有的。此前，学术界认为“杂剧”一词，最早见于晚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二“杂状”所提到的“杂剧丈夫两人”。若据《古今图书集成》本《教坊记》，则中唐时期已出现“杂剧”的名称，对于研究杂剧历史具有文献参考价值。参看刘晓明：《杂剧起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然《古今图书集成》版本是否可靠，尚待研究。
[32] 《古今图书集成》，第74册，第89764页—89867页。
[33]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1416册，第33页。
[34] 《松鹤山房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1416册，第38页。
[35] 关于《四库全书》禁毁书，可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清） 姚觐元编，孙殿起辑：《清代禁毁书目：补遗 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164种，1969年。
[36] 本文的统计数据，采自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类书库》。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第1267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1730页。同为明诗总集，四库馆臣痛贬钱谦益《列朝诗集》而力捧朱彝尊《明诗综》，此绝非公论。两书之异同优劣，可参见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载《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55年12月。又收入《明诗综》2007年中华书局整理本第8册书后。
[39] 集部之外，这种情况也相当多，如《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屈大均《广东新语》、陈继儒辑《通纪会纂》皆为《四库全书》所禁毁。
[40] 如引《珍珠船》358次、引《太平清话》243次、引《读书镜》128次、《书蕉》106次。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第1115页。
[4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八，第1105页。
[43] [4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第1127页。
[4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第1224页。
[4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六，第1005页。
[4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第1115页。
[4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四，第976页。
[4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第1137页。
[50]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第779页。
[51] 《一百二十名家全稿》卷首有张希良序，其落款署“康熙己卯孟冬朔日楚黄年眷弟张希良顿首拜题”。可见其成书不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
[52] 《四库全书总目》，第1716页。总纂官纪昀在《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之四也就此发问：“经义始宋熙宁。传于今者，惟《刘左史集》载十七篇，《宋文鉴》载一篇，《制义规范》载十六篇而已。坊刻有王安石、苏辙等经义，果有所传欤？抑伪托欤？”（《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十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这里所谓“坊刻有王安石、苏辙等经义”，应指《一百二十名家全稿》所录。
[53] 参考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第六章“附录”《现存宋代经义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54] 《古今图书集成》亦采录部分清初文献，如《康熙字典》、《日知录》、《经义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