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支撑以往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将会逐渐消失。

要推动人均GDP可持续增长，需更加关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投资将成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2015年初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在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前40名学者”中，张军排名第9，论文被引次数为423次。作为中外兼通的稀缺型学者，张军教授不得不身兼国内外的许多职务。即便如此繁忙，张军教授在学术上仍然锲而不舍，这也是他能赢得国际声誉的原因之一。前不久，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当前经济形势、中国改革等问题专访了张军教授。

可改革性比改革更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长期致力于中国改革研究，在你看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相关经济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张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改革至少有三个：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二是城乡一体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改决定，特别强调要素的自由流动、基本公共资源的均等化，体现了“人的城市化”思想。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农村人口进城约为1300万-1400万人，但实际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和待遇的比例并没有这么高。城乡一体化是中国未来10-20年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持续发展的最大约束就是城乡分割，以前的发展没有解决好城乡两元结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且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三是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社会对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国企改革将延伸过去几年的思路，改变股权过分集中的趋势，稀释国企目前高度集中的股权。未来5年，国企改革将出现比较大的动作。通过此轮改革，10年后就会变成这样的状况：一些领域内存在公益性企业，承担政府的部分公共职能，而大量国企完全市场化。将来更多的是公众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国企只是集中在少量公益行业中去，主要由国有资产增值的这部分收益来投资。

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军：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以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那些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主要应归因于其体制的可改革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一个体制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日本、印度，拉美都是如此。所以，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改革没那么容易，因为它涉及两类人，有一类人支持，有一类人反对，所以政府在里面要权衡。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的和中立的利益，改革才有决心。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现有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当下和未来20年，中国政府继续保持“中性”至关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中国经济短期悲观长期乐观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不是很好，现在都在说微刺激，并没有大的改革，之前制定的新一轮改革方案是否面临中断的危险?

张军：我相信这也是政府现在比较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改革有一个安排、有一个部署，现在从推进的情况来看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到2020年也没几年了，主要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要能够推出，想要做到位，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现在经济短期在下滑，在下滑的时候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

上一届政府经常在经济下滑时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让它维持繁荣，现在这个理念已经放弃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稳增长的理念，不是以往强刺激的概念。所以现在采取微刺激的办法，让经济维持在7%-7.5%的增长水平，不至于下降得太厉害，以为部署改革赢得时间。其实，现在政府宏观调控采取了平衡术，其目标还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分歧正在逐渐加深。乐观主义者看重中国的学习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迅速累积;而悲观主义者则更加关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债务占GDP比重攀升、出口市场萎缩以及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军：经济学家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解的确有很大分歧，对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下降的趋势，也有着不同的解读。若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变化做一个简单分析：除去 2005年-2007年经济严重过热的一段异常时期，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大约在9.5%左右，而现在突然降到只有7%多一点了，而且此突降只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假使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或是其他一些长期因素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成长起到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也应该是长远和缓慢的，不能用来解释这两年的情况。

在悲观的诸项理由中，多数讨论其实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很多人拿中国和日本相类比。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经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它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其实，即使是亚洲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它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而今天把人均GDP只有美国20%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得出的判断会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低于8%?

张军：从趋势上看，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而我们最近研究发现政策对需求的抑制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在我们执行4万亿的大规模开支计划之前，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一轮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杠杆率已经很高，4万亿刺激计划的执行，可以说是火上浇油。虽然2010年的GDP增长率在此大规模经济开支计划的刺激下一度又回到近10%的增速，但仍难以持续，通胀和资产泡沫再起。于是政府很快紧急刹车，严厉收缩了信贷和投资，GDP增速开始下降。

显然，现在的货币政策会抑制当前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总需求被抑制以后，GDP增速自然持续回落。由于信贷政策过紧，最近两年名义投资的增长率只有16%-17%，而正常年份一般在20%-25%之间。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之后，国内开始看好中国经济，但国际舆论开始看空中国经济。为什么?

张军：的确，前段时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非常地看空。在我最近参与的几次大的国际活动上，在一些主流的媒体和思想平台上，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些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当前经济不断恶化的状况表示担忧。他们同时也不看好现在的金砖五国，甚至再扩大一些说，不看好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当然，他们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金砖国家情况普遍都不好，其中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已被纳入“脆弱五国”。这些经济体前几年的增长都非常好，但自从美联储说要退出QE(量化宽松)，情况就变糟了。过去五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经济体，制造了短期繁荣现象。上涨的“水”掩盖了它们的缺陷。现在资本流出，水位落下了，它们的问题还在那儿，没有改善和解决。所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前景值得忧虑。当然也不是上游的新兴市场经济都一个样，还有一半是好的，宏观基本面基本稳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乃至整个发展中的经济，其增长不能完全依赖短期的力量，靠需求刺激只能制造短期繁荣，不能产生长期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也会变成“脆弱五国”之一吗?

张军：中国当然跟这些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经济宏观的基本面比它们稳健得多。中国财政状况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们长期以来在贸易和资本项目上面都是顺差，也没有赤字。所以，宏观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现在还没开放，所以还有一道防火墙。美国的QE退市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要比对金砖其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

中国经济报告：那就是说中国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张军：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对新兴市场经济是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应该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中国经济被看空的很多问题在长期都是有解的，因为中国在结构改革问题上不仅有过去的优良记录，而且中国领导人对推动结构改革的决心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正是金砖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缺少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次新兴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再次警示我们，靠需求维持的短期繁荣，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其实是长期现象。那么长期的增长靠什么呢?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要实现7%-8%的增长率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持的。在这些条件中，需求当然很重要，但我希望这个需求是生产率的增长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反过来，再靠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兴奋剂维持，因为它并不能提高生产率。

摆脱地方债桎梏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中国经济现状，地方债问题不容小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军：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2008年之后几年，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里形成了巨额债务，现在利息就把他们压得够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惜支付更高利率从影子银行借贷的原因，这样一来就把融资成本推上去了。

这么高的借贷成本，实体经济实际上没办法获得更多的信贷。所以货币政策上要放松，不仅要大幅度降息，要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还需要从财政政策入手，加快减轻债务拖累，而且这应该在前两年就开始行动。

中国经济报告：能否具体阐述一下，应该如何化解地方债?

张军：化解债务我认为有三个办法：首先，要加大债务重组力度。目前债务负担太重，“放水”都被还本付息的需求冲销掉了。其次，要核销相当一部分债务。核销办法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向中央政府转移，中央政府再通过发债补充银行资本金来对冲这些债务，让银行将这些债给核销掉。再次，就是降息，否则债务利息会越滚越大。目前的状况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破裂时期的状况有相同地方，日本的企业和开发商当时也是出现了巨额债务负担，整个经济被债务困扰，日本央行当时不得不采用零利率来冻结利息的增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与当今的中国有很大不同。它那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收入很高，投资机会几乎为零，所以尽管保持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中国如果能摆脱债务困扰，经济增长依然可以期待。

中国经济报告：地方债问题在未来是否还会频繁出现?

张军：债务置换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需要堵住新债务产生的源头。因此，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当前靠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今后需要大力推进市政债，亮出资产负债表，做到透明、自律，不断丰富债券的品种，甚至于带动离岸市场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投资需求。

如果债务问题能妥善得到解决，各方的融资能力都会得到改善，当前基础建设需求仍然很大，仍可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但融资方式需要改变，不能重复之前的债务形成机制。在我看来，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太过商业化，三大政策性银行应该加速改革，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规划应该提上议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期限都长达20-30年，而中国商业银行仅仅5年，这无异于制造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中小企业又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越是商业化中小企业越是拿不到贷款，但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大规模公共资本开支来维持基建更新，帮助个人资本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所以，开发性金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自贸区应做好金融改革的前哨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金融改革就不能不说到上海自贸区，你曾说过上海自贸区是一个非典型性的自贸区，我们做的是以金融试验为主的金融改革。那么，在自贸区内，应该如何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

张军：我认为应该遵循谨慎原则和金融开放的一般秩序，追求一种可控的金融开放。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金融开放势在必行，但必须坚持风险可控原则。中国的金融开放战略，需要自贸区这样一个可控平台来推进。

上海自贸区进行金融开放，某种意义上要推进包括人民币计价资产等有较大开放。由于企业和政府当前负债率都较高，金融开放的含义是要帮助其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像过去那样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目前企业的融资成本高昂，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有开放的金融市场。若企业能通过上海自贸区到海外开展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行，境外人民币就有机会投资内地市场。同样的，内地企业可在海外开展人民币融资，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中国经济报告：上海自贸区要如何当好金融改革的前哨?又怎么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

张军：首先要搞清楚为何在自贸区内首先试验金融开放。更为重要的是，自贸区内的金融试验不仅要让境外投资人看到改变，也要让自贸区内的企业和投资者看到新的机遇。墙里开花，唯有墙内墙外皆香才是真理。

自贸区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风险可控。因为自贸区范围较小，管理起来相对容易。但是，仅仅局限在自贸区也有问题。风险可以集中在自贸区里进行管控，然而金融开放的渠道是要通过自贸区向区外渗透。这样一个用心良苦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要想办法做到金融开放背景下的风险可控。

想要通过自贸区开放来推动中国金融发展，我们可以先从小的角度看：关注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目前中国3.7万亿元的外汇储备是过去增长的存留。未来五到十年或是更长时间，中国贸易储备增长的速度必将越来越慢。未来关注焦点会转向中国版的QE，以及中国需要培养很好的债券市场，这一切都将依托金融开放。中国版QE是不可避免的。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从某种意义上将推进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发展，这不仅会惠及自贸区内居民，对普通中国家庭的投资取向也会有很大影响，因为现在金融投资有很多需求是到海外投资。眼下国内股市强劲上扬，沪港通之后中国香港股市也在好转，加之下一步将推出的深港通，都会为投资人创造更多海外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在今年10月的SDR(特别提款权)复审中，IMF就会对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进行投票表决。加入SDR对人民币及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张军：SDR是IMF的储备资产，只有加入这个货币篮子，人民币才能够在SDR定值上发挥更为明确且积极的作用。目前，该货币篮子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四大国际货币组成。SDR是一种虚拟的货币承诺，是在出现危机时才动用的支持、解救危机的工具。但是它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并未发挥大的作用，这是因为美元的主导地位造成的。因此，各国支持人民币加入，目的就是希望SDR在将来能发挥更大作用，为全球金融稳定作出贡献。但即使这一次人民币加入SDR能够获得多数票支持，美国也可能行使否决权。美国早在2010年就曾表示反对，本次再度行使否决权亦不足为奇。

对中国来说，被纳入SDR确有必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达到一枝独秀的境地，也拥有强大的体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SDR，是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已逐步转向亚洲，转向中国。由于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了更强的实力，加入SDR将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会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人民币的全球货币功能已经得到高度认可，更能让我们洞察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立足空间。

增长要靠劳动生产率提升

中国经济报告：最近大家都在谈创新，创新跟当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张军：与其说创新，还不如说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当然非常必要，但未必一定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否认，今天的美国当然靠的是创新。美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就是研发创新维持着增长。可是，美国每年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1%吧，也就是说投入不增加，产出每年平均就增长1%。这当然是创新的功劳，但不能以为，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技术进步。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模仿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实现了更快的生产率提升——每年4%。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美国增长靠的是创新，而中国并不尽然?

张军：因为美国已经走在创新的最前沿，美国已经没有机会模仿别人了，所以每年只能花大量的钱去做研发，然后生产率每年也就增长1%。这个1%的生产率增长足以拉动1%的GDP增长，因为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80%以上。

如果中国要这样转变增长方式，转到研发驱动生产率增长，放弃技术模仿带来的4%的进步，只要技术研发带来的1%的进步，GDP才能增长多少?更大的悖论在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选择依靠技术模仿的4%增长;如果一定要选择自主创新，反而会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逆市场而行。

中国经济报告：你提到长期的增长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具体到中国，长期增长应该靠什么来维持?

张军：我个人的看法，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要不断防止结构问题的出现，也就是说不断地进行结构改革，不断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现在我们遇到的新的结构问题，正在对长期增长能力带来影响。现在普遍存在的竞争不公的现象，垄断、寻租和大范围的腐败，都是结构问题的表现。第二个就是确保实体经济的活力，确保资源分配持续流向实体经济。随着以房地产和金融为代表的资产部门的出现，大大刺激了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制造了经济的短期繁荣，也改变了资源分配结构。跟新兴市场经济体类似，这些资产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大比例的资本，包括国际资本。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投资和消费增长得很快，可实体经济的生产率没有改善，就业没有扩大，财富更多流入资本所有者的手里。房价和物价上去了，但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长那么快。第三个是宏观上要做到稳健。这是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目前没有做到的。单就这一条，它们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

中国经济报告：这三者之间是否有轻重缓急之分?

张军：从现在到未来十年，上述三样东西我们都要有，都要解决好。第三条我们历来都做得不错，也得益于前总理朱镕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刚才讲的第一条，结构改革，任务艰巨，但希望不小。第二条需要做很多的政策调整。第一条做好了，也有利于第二条的调整。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近十年一直低于房地产和银行。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温州，温州已经没有人想搞制造业了。如果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不能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是需要改变的，这个改变不仅仅要从政策上抑制资产投资和投机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借机鼓励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不光要依靠改革，还要依靠开放。由市场选择来确定经济领域的领先部门，然后政府把结构改革做好，把房地产跟实体经济平衡好，做好稳健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上尽量做到中立和中性，要尽量减少直接干预，不要带有太强的扭曲彩色，那就会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一旦未来升级快的部门在生产率上变成领先部门，它们就会通过前向和后向的联系带动更多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这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