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产出增长率从2007年的近10%下降到如今的8%，经济的减速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猜测四起。预测中国未来增长轨迹是不可能的，但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是进行有意义估计的最佳方法。

短期需求大致上表明了一个经济体的实际增长率，但其潜在增长率由供给面决定。一些经济学家引用投资比率、工业增加值和就业等指标比较中国和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1971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日本经济显著地放缓了脚步，此后四十年，年均增长率不到4%。

估算一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基本理论——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认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增长率会在其人均资本存量和收入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一定比率时出现放缓。这一假说加强了这一相关性。根据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朴东炫（Donghyun Park）和康镐炫（Kwanho Shin）的研究，这一比率大约是美国人均收入的60%（以2005年国际价格计算）。

乍一看，亚洲最发达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符合这一理论。1971至197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日本人均GDP落在美国的65%左右，而亚洲四小龙也在到达相对日本的类似收入水平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放缓。

但艾肯格林、朴东炫和康镐炫还发现，一旦收入水平达到这一水平，年增长率的下降一般不会超过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应该在1971年后逐渐放缓，而不应该大幅降低超过50%。类似地，亚洲四小龙与美国仍然存在收入差距，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它们本应增长得更快。但所有四小龙都经历了大幅放缓（尽管没有日本那么剧烈）。

这些不一致可以用外部冲击来解释，小林英夫（Hideo Kobayashi）的著作《战后日本经济和东南亚》（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and Southeast Asia）强调了这一点。在日本经济繁荣期，其全要素生产率（TFP，或投入的使用效率）贡献了40%的GDP增长。当增长大幅降速时，TFP下降得更快，这一戏剧性变化显然与1971年日元升值和1973年石油危机有关。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突发汇率冲击和石油价格暴涨妨碍了企业调整技术和生产方式，从而适应新的成本条件的能力，最终伤害了TFP增长。这样的成本冲击具有比消极需求冲击更长的影响期。根据趋同假说，制度调整、资源再配置和技术赶超的回报会自然衰减，因此，如果没有消极外部冲击，过高的TFP增长会逐渐下降。

外部冲击还解释了中国GDP在2007年之后的减速。人民币逐渐而持续的对美元升值是成本冲击的主要推动力，但随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的需求冲击加重了困局。有可能中国经济因为这些冲击而出现的减速导致了TFP大幅下降。

与关注需求冲击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acher）的追随者认为，成本冲击是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潜在催化剂，而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又是避免陷入长期低增长陷阱之必须。在短期，成本冲击会毁灭一些经济活动，迫使公司关门或转向其他业务。但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能够有利于新企业更高效的最终产生和扩张。

问题在于许多国家不同的因素，比如政治顾虑和来自既得利益的压力，可能阻碍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政府正面临着重要考验。如果政府不能利用成本冲击和经济减速带来的机会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如TFP所显示的那样永远无法完全恢复。

改善总体生产率是抵抗成本冲击的最佳办法，因此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应该以创造经济转型和升级的条件为目标。关键在于建立由市场规则引导的公平平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停止保护低效率企业。这些举措将大大有利于增加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事实上，考虑到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0至20%，且国内地区差距巨大，从趋同假说看，其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到头。但未来数十年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TFP前景。

2007年，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估算，中国要想在2025年之前维持9%的增长率和25至35%的投资比率，需要将年TFP增长率保持在4.3至4.8%。三十多年来，中国TFP平均增长率为4%，并且可能在未来十年有所下降，因此这一情景可能无法实现。

维持6%的GDP年增长和相同的投资比率要求年TFP增长达到2.2至2.7%即可。中国的生产率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随着劳动力和资本在全国的重新分配，未来十年配置效率改进可期，因此，3%的TFP增长率是可行的。在结构性改革的助力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可以扩张得更快，达到7至8%的年增长。无论如何，趋同都会保持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