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是由乡民百姓自愿约定缔结的行为准则，其倡导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此调整邻里乡党之间的人际利害关系，诸如修身、立业、齐家、交游，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行为。其最初的推行主要依靠的是舆论和教育等非权力的力量。具体而言，旨在使乡民百姓和睦相处、患难相济，礼让和节俭，可概括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句话，以及宾仪、吉仪、嘉仪、凶仪23种礼仪守则。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出现于宋代熙宁年间(1068～1077)，由北宋学者吕大钧著，并由同其兄大忠、大防，其弟大临一起，率先在今陕西蓝田县的家乡倡导推行。毋庸讳言，《吕氏乡约》所推崇的核心价值观是封建宗法思想与儒家的伦理纲常，其目的是为了用儒家礼教"化民成俗"，维护封建皇权制度。它通常由1个或几个自然村乡民自愿组成，设"约正"1～2人，由同约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负责"主公道、决是非、息讼争、定赏罚"。而且，《乡约》的执行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违犯《乡约》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要按"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分别处罚100～500文钱不等，对屡罚、屡犯者，则会通过公议除名。通常，全体同约人会按规定，每月"聚"一次，每季"会"一次，借此对同约人中有明显善与恶的行为，进行当众议赏、议罚，并记录在案。而聚、会所需酒菜的费用，由受赏或受罚的当事人承担。
《吕氏乡约》的影响深远，此后，王守仁就在南昌讲学时仿《吕氏乡约》，制定推行了《南赣乡约》。后世，也有不少地方仿行《乡约》的。而且，《乡约》也传至韩国、日本等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质言之，《乡约》之举，是在封建皇权专制体制的特定时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阶段，由中国传统士大夫，基于悯生、济世情怀而创建的民间自救、自保、自治机制，从而客观上顺应和尊重了民间自治的本能诉求，拥有比较坚实的人性基础。因此，便与正统的皇权统治体制一起，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封建社会基层乡民百姓公共生活的调理职责。其中既包含乡民百姓之间人际利害关系的调节职能，同时也包括百姓与官府之间捐税征纳关系的调节职能，但其根本在于自治，在于对乡民百姓人格尊严的在意与认可。必须指明的是，原初的《乡约》，重在保护乡人百姓的利益，主要是凭借舆论、教育等非权力力量来发挥作用。当官府与百姓之间的捐税行为发生冲突时，重在发挥其协调斡旋的作用，维护乡民百姓的利益，并不直接承担官府的赋役征派等职责，最多只是劝喻乡民百姓基于个人利益的计较，依法按时缴纳皇粮国税，偶尔才扮演征纳税冲突的调停人较色。因此，在这种自治思想的主导下，由于《乡约》经过了乡民百姓的直接和间接同意，民意基础比较广泛和牢固，《乡约》的遵从度就高，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也就容易发挥持续性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伴随《乡约》制度的官方介入与渗透，尽管一方面扩大了乡约的影响力，提高了官府的行政绩效，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其自治、主导权的逐渐丧失，越来越走向"异化"的穷途末路，甚至沦落为与官府和胥吏欺压乡民百姓的工具与帮凶。据史书记载，清代新疆各地如"有大兴作徭役"，总乡约便会"分檄各长，皆咄嗟立办。故官厅有事，仍须赖土著之乡约以宣达号召。" 更有甚者，官府征派赋役或办理其它地方公事，"非用乡约，则呼应不灵 。"而且，许多重要、紧迫或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政务，州县官往往会绕开吏役，依靠乡约办理。 比如乾隆中期，甘肃靖远县遭遇大旱，邑令倡捐，煮赈，"然不敢委之胥吏，恐有侵渔之弊 "，而择绅士与"本城乡约黄绣、路登任等共襄厥事"。就连山西巡抚曾国铨，欲令各州县禁种罂粟，也担心"若专以此责之州县，既恐一州一县之大，牧令难以遍查，且虑值此荒岁，蠹役奸胥因缘扰累"， 因而"令民间宗族房亲、乡约里社自相钤制，庶免衙门书差需索舞弊"。这足以说明《乡约》制度与官府的相互渗透程度。问题在于，《乡约》向官府的靠近与投奔，肯定是有代价的。
其实，《乡约》制度的异化就是这种选择的"最大代价"。深究其因，是因为伴随官府权力的渗透，《乡约》制度中的约长、里正们会逐渐被收买，成为与官府、胥吏勾结一起盘剥乡人百姓的谋利之徒。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就曾指出：编查保甲时，吏胥"需索多端 ……重则入室搜查，生端挟诈；轻则册费、路费，坐索无休。至敛钱之乡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势所不免。"而且，到了清代，乡约串通吏役勒索民众，也成为州县地丁钱粮和额外课派征收中的常见现象。据《左宗棠文集 》记载：在北五省及关内外各州县，"丁役取其一，而承差头人、乡约、里正又倍之。 层累既多，中饱无厌"。据《辛卯侍行记》记载：新疆"汉官不知缠回之语言文字，非假手乡约不可。乡约鱼肉其下，归咎于官。官之来源不澄，大半穷贪，方倚乡约为利薮。"而新疆拜城金矿向金夫征收黄金时，"吏胥、乡约扶同舞弊，率以包谷作为砝码，任意高下，漫无定准，有一倍而收至二三倍者。" 而清末的东北安东县，"乡保交通胥吏， 因缘为奸，刀俎村氓，遇事苛派"。因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层指出：乡约权力膨胀，导致"黠悍无赖之徒，遂把持地面，与官分治 "。更甚者，"乡约乃分东省数百年政治之席，直接临民，置地方官于间接地位，为乡约之傀儡 。"甚至，清代北方乡约与官府的矛盾，已经发展为双方的公开对抗。比如，"直隶获鹿县西关白源充当乡约，仗势欺人，私抽牙税，又公然顶撞知县 "，等等。
事实上，从宋代《乡约》制度首开之际到明朝前期，乡约的主要职责在帮民、助民，重在维护乡里的公共秩序，并无直接的催粮派差之责，但据专家考证，到明中期以后，乡约才开始具有劝民交粮、纳银的规定。比如，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就规定："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惩治，削去寄庄。 " 吕坤也认为："若行乡约，只用约中自纳，妙不可言"。史载，清末直隶有12 个府、7 个直隶州和3个直隶厅，其中有10个府、2个直隶州和1个直隶厅有关于乡约负责催科的记载。比如，顺天府宝坻县的乡约有"承催租粮，办理差务 "之责；在承德府丰宁县，有"派办车马、夫草等项，因牌民多寡不齐，牌头零星凑钱，交乡约雇备交官"的记载。嘉庆 七年( 1802) ，该县一次就"用车二百五十辆，均系各牌头、乡约在乡雇车送县"。但根本说来，清代北方的里甲催科之向乡约催科转变，主要通过官府推动的赋役制度改革与乡约、里正们自发地向里甲职能的渗透共同完成的。
因此，当我们研究《乡约》制度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之时，一定要客观理性，既不能爱屋及乌，美言其"利"，也不能罔顾事实，无视其"弊"。《乡约》里自治的财税智慧固然应该汲取，但《乡约》的财税异化更应警惕。直言之，没有了自治的源头活水，再好的《乡约》与制度，都会失去基本、持续的发展动力。
2015/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