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发布

摘要：本文旨在说明，萨默斯等论证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急速回落的论文，援引数据不严谨，所提出的假说也难以被更广泛的经验事实所支持。因此，该文关于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急速降低的观点不足信。

值得重视的关于中国增长前景的黯淡观点

2014年10月，美国著名的经济研究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刊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普瑞切特和萨默斯联合撰写的文章《AsiaphoriaMeetsRegressiontotheMean》，译成汉语是“亚洲欢欣症遇上均值回归”。Asiaphoria是两位作者创造的新词。英语里有euphoria这个词，意思是非常强烈的且通常持续时间较短的快乐。英语里还有一个医学词是phoria，指的是一种表现得不明显的隐性的斜视。两位作者把euphoria中的eu替换成asia，从而形成了asiaphoria，真是意蕴万千。

该文通过一些计量分析归纳道：“国别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唯一的特征化事实”。在此基础上，围绕中国和印度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要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正在经历史无前例超高速增长的中国，已持续增长的时间是常见典型增长的3倍。我们预计，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阶段将会突然终止，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中印的制度可以维持稳定增长。”“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可能保持在6%—9%的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客观规律，这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印度经济增速也可能继续保持6%以上，实现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这同样是尤为少见的情形。”

作者以历史上两次“亚洲欢欣症”的终结，佐证上述观点。“年长者仍记得以前曾有过2次‘亚洲欢欣症’。一个是关于日本的。1960年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很多研究报告解释日本为何如此成功，但没有人能在1991年成功预测到，2011年日本实际人均GDP比20年前仅仅高出12%（相当于年增长0.6%），2011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比1991年低6%。另一个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及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暴，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在两位作者看来，“亚洲欢欣症”是没有根据的乐观症；唯一靠谱的客观规律，就是他们发现的均值回归；这并不是关于亚洲的悲观症。两位作者一方面似乎想给中国和印度“留面子”，指出“中印经济大幅减速，是复归全球均值的正常情况，不能由此认定存在重大政策失误”；另一方面两位作者却又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中印的制度可以维持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有些自相矛盾，如果中印经济真的大幅减速，到底和政策与制度有没有关系呢？这个话题按下不表。

悠悠万事，增长为大。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如萨默斯在接受麦肯锡采访时所说，“信心是最便宜的刺激方式”。这话反过来似乎也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动摇信心是最便宜的抑制方式。萨默斯是有着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所以，就有必要围绕其文章，进一步深入讨论经济增长的机制，和中国乃至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事实上是萨默斯所认为水平的两倍

该文两位作者所用的数据集，是宾州大学世界表8.0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集的最初版本的开发者之一，正是萨默斯的父亲。这个数据集报告了1950年以来167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信息。

根据该文预测中国未来增速的表4和表5，似乎两位作者认为均值为每年增长2%。该文并未明确给出把全球增速均值设定为2%的计算过程和依据。这非常令人困惑。

为了分析2%是不是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笔者进行了验算。笔者选取同样数据集中的产出端的真实GDP序列，把1950年以来所有能够计算的各经济体逐年经济增速，均计算出来，共有8107个数据，最低的年增速为－96.4%，最高的为5809.4%。我们剔除其中年增速超过100%的10个数据（这样做更有利于萨默斯论文的观点）后，其余数据的算术均值为3.80%，中位数为3.96%，标准差为9.60%。从这些简单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二战后全球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均值接近4%，几乎是两位作者所设定的全球增速均值的两倍。即使不考虑三个正负标准差，而仅仅考虑一个正负标准差，那么，经济年增速介于－5.79%和13.41%之间，都不算出格。由此可见，两位作者把2%作为具有黑洞般吸引力的魔咒数字，并无扎实根据。

这也就是说，即使如该文所说的那样，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唯一的特征化事实，这个均值也是两位作者所设定水平的将近两倍。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顺着该文逻辑深入下去，还有一个必然的推论，即经济增速长期低于全球均值的，增速应该提高到均值水平附近。如果该文坚信这一逻辑，那么在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时，就应该逻辑一贯地把这个必然推论纳入考虑。但实际上两位作者并不是这样处理的。

增速回归均值假说本身也经受不住更多历史事实检验

退一步，就算二战以来全球大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值为2%，两位作者的分析仍然存在重要的逻辑缺陷。因为该文提出的均值回归假说，无法和更广泛的经验事实相容。先来看一些更久远的历史事实。按照麦迪森的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全球从公元1年到1000年年均增速为0.01%；公元1000年到1500年年均增速为0.14%；公元1500年到1600年年均增速为0.28%；公元1600年到1700年年均增速为0.11%；公元1700年到1820年年均增速为0.52%。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再来分析均值回归的逻辑。倘若这个逻辑正确，即各经济体年均增速不会长期偏离各时期全球均值水平，那么，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高增长，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因为工业革命之前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极其缓慢，那时的均值是很低的，远远低于2%的水平。如果增速回归均值是唯一的特征化事实，那么，工业革命之前更长历史时期内的非常低的经济平均增速，为什么没有黑洞般的魔力，让各国的经济增速回归之？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何以能够摆脱“均值回归”的魔咒，迈上一个大台阶？工业革命之前成百上千年当中增速由低到高的台阶性变化，也根本无从解释。

也就是说，如果把两位作者的逻辑贯彻到底，意味着历史上所有经济体在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速度都应该回归到那时的均值，而那时的均值是远低于2%的，进而，2%的增速均值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该文的分析还存在其他一些细节的缺陷。比如，在分析GDP增速时，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不过，即使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在更精细的意义上分析人均GDP增速，均值回归假说也难以和长期的历史经验相容。道理同上，不再赘述。

中国未来经济增速不会急速滑落

上面的分析已经足够说明该文的逻辑不可靠，因此，该文得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速趋势的结论，也就不足为信了。为使分析更加深入，这里再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工业革命以前各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少数前沿国家的持续技术进步所带动的人均收入年增速，长期来看大体上稳定在2%。这个2%的人均收入增速（注意这里不是两位作者说的总量GDP的增速，而是人均GDP的增速），是对之前更长历史时期内极低的增速均值的“永久性”背离。二战以来，全球前沿国家人均收入大体上仍然延续着2%的增速。这是二战以来的第一种经济增长类型。

二战以来比较令人瞩目的第二种增长类型是，东亚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快速地吸收前沿国家创造的技术存量，实现自身的快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技术后发优势的根本来源是，前沿国家人均收入按照2%的增速持续增长到二战之后所积累的技术存量。第二种类型经济体的增速，在明显降低到与前沿经济体接近的水平之前，都经历了20—30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的增速回落，也是逐步降低，而非突然降低到前沿国家的水平上。更进一步，这种意义上的增速回落，并非简单的均值回归，而是因为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出来、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甚至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后，导致的增速回落。

此外，还有第三类是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但后来遭受重大挫折的经济体；第四类是尚未全面起飞的经济体。第三和第四类经济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速也不高。两位作者把这两类经济体的低增速，和第一类经济体的低增速，视作同样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会产生很大的误导。在宾州大学世界表所分析的167个经济体当中，第一、三和四类经济体占大多数，它们的增速表现，“淹没了”第二类所呈现出来的趋势。

笔者曾经把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即上述第二类型的增长轨迹，概括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这是后发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所必经的一个长周期。这个长周期背后的根本驱动机制是后发经济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笔者同意两位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方法论准则，即不能通过线性外推过去的增速对未来加以预测。该文以萨默斯的叔叔萨缪尔森所做的失准的预测，作为这方面的反例：萨缪尔森1961年在其经典教科书中曾预测，前苏联将于20世纪80年代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正是根据这个方法论准则，我们认为，在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后发优势大体上释放出来之后，经济增速会逐步回落到与前沿国家接近的水平上。不过这种增速回落，宁可叫“逐步收敛于前沿经济体”，也不能叫作“快速地向均值回归”。

中国目前与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仍然有相当可观的距离，仍然具有可观的技术后发优势。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速短期内不会快速降低到两位作者所说的2%的水平上的客观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把仍然存在的后发优势释放出来，中国仍然可以在今后10—20年里维持中高速和中速增长。虽然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不太可能维持过去30多年的超高速水平。

可以期待更多国家在条件具备时经历和中国以往类似的超高速增长

沿用两位作者的逻辑，似乎第三和第四类增长类型的经济体继续维持在接近2%的增速水平上，将是长期内的可持续的状态。但笔者则认为，没有任何先验理由可以排除这两类经济体重启或启动工业化进程，进而沿着追赶周期的轨迹迈入高收入社会的可能性。

倘若这些经济体在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增速由低水平逐步提高到接近甚至超过全球均值的水平，表面上看似乎是和由高水平回落到均值相对称的另一种均值回归，但实际上根本的机制并非如此，而是凭借技术后发优势启动了工业化进程。

倘若这些经济体起飞之后顺利进入追赶周期，则也将有20—30年的超高速增长，那也将是对所谓2%均值的明显的偏离而不是回归。当然我们不否认在追赶周期的后期，增速也会逐渐向前沿国家的水平收敛。